【文章內容簡介】 家強制力，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參與進法律服務市場的圈地運動上來，雖然在形式上進入法院的案件要遵循特定的程序。法官也要在聽取對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調解或判決，而不僅是向一方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見，但是無疑基于利害關系上的權衡，法官的斷案自然會是偏向提供自己案件的一方，至少在情感上和某種法律許可的幅度內是如此，雖然這種事實的不公正并不必然帶來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顯失公正，因此，對比而言，法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為向自己提供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并以判決或調解的方式解決其糾紛。同時也要權衡和其他法律服務者尤其是律師的關系。其二，民事司法改革對于當事人、基層法院和法律工作者的影響。審判方式改革對于A市基層法院的影響主要是當事人舉證責任明顯增加了，這一變化相應增加了對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的需求，而審前交換證據(jù)規(guī)則的實施更減少了當事人親自訴訟的比例。雖然由于法官不再為了獲取案情信息而走出法庭去接觸當事人和證人，但法官們仍習慣于將當事人或律師傳喚到法院來進行單方接觸 ；雖然法官坐堂問案時也不再能動地替當事人說出那些他們似乎想要表達的意思，而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然而這種變化對于當事人而言僅僅意味著他們必須在支付雙重成本，并不意味著法官的中立和結果的確定性。在A市這樣一個法律各界都依賴于案源生存的熟人社會里，名義上代表當事人的律師與名義上在當事人之間的保持超然地位的法官之間，基于相互照顧對方“生意”而形成一種與當事人本身沒有多少關聯(lián)的默契：他們必須在維護法官和律師雙方的即時利益（比如照顧熟人一方的利益）的同時兼顧雙方長遠利益（為了維護個人信用而保持大致公平），但這種交易在法律服務市場中增加了一個重要的變量：能夠較穩(wěn)定地提供案源的一方當事人和律師可以從法官那里獲得更多偏向，又因此給他們帶來更好的“聲譽”和更多的案源（經(jīng)常打贏官司的律師會獲得更多客戶）。所以，法律服務者與律師之間以及法律服務者相互之間的市場競爭能力主要取決于他們在法院的資源，而不主要取決于他們自身的資源（專業(yè)水平）；而他們在法院的資源卻又取決于他們在市場（客戶和潛在客戶）方面的資源。在社會基層中的強勢群體往往在整個法律服務市場中占有優(yōu)勢。二、四川省B市基層法律服務現(xiàn)狀考察B市法律服務所的體制和市場狀況的情況與A市比較相近，但由于對B市的調查進路是司法局，調查方式主要是對司法局、法律服務所和律師所工作人員的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角度不全面，所獲得的信息由于被調查者的角色和立場而不免帶有傾向性和片面性（這是我們后來又選擇由另一進路調查西部C縣的一個原因），因而在信息的使用上，B市的情況可以作為實行同一體制的A市的一個注腳。與A市不同的是，B市是地級市，它以一個農村地區(qū)中的城市背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城鄉(xiāng)交界地帶基層法律服務市場發(fā)展狀況的視角。B市的基本背景和法律服務市場的基本構成B市曾是典型的西部山區(qū)縣城，于1985年建為地級市，人口共303萬，全市有三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村人口占到百分之80%。目前B市開放形式比較好，但總體上講面對的是廣大的農村，所以當?shù)馗刹刻貏e強調發(fā)展和開放。，共90多萬平方米的區(qū)域。對于當?shù)睾虰市眾多的開發(fā)區(qū)來說，穩(wěn)定也是他們最在意的價值目標，司法局是在發(fā)展和穩(wěn)定兩個意義上強調基層法律工作者價值的。同時，B市在調整農村產(chǎn)業(yè)結構、勞務輸出等方面的管理比較具有代表意義，比如B市外出打工人員大約是50多萬人，每年掙回來的勞務費是幾十億。B市當局對于基層法律服務系統(tǒng)的狀況的基本評價是，財政支付的司法助理員編制太少，律師也不符合需求。全市369個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司法所街道辦共72個，工作人員有169人，其中專職從事司法工作的有70多人（亦即平均每個所有一個專職司法助理員，其他都是一些兼職），法律服務所有94個（其中72個與司法所合一），法律工作者342人（系指司法助理員以外的招聘人員），其中80％在農村。該市一個縣城或一個區(qū)二、三十萬人，大縣人口有七、八十萬人，法律工作者40多人，有五、六十個鄉(xiāng)鎮(zhèn)達不到一個鄉(xiāng)鎮(zhèn)有一個司法助理員的標準。全市注冊律師105人，其中60人在市區(qū)。全市人民調解委員會共有2930多個，人民調解員是12000多。全市律師和法律工作者總和與人口比例為1：20000，如果按照A市的計算方式，將政府財政編制的司法助理員計入在內，則比例為1：4919。不過由于律師主要集中在市區(qū)或者城區(qū)范圍內，在縣級的很少，縣級以下的民間糾紛主要是靠基層法上一頁[1][2][3][4][5][6][7][8][9][10]...下一頁 第二篇：基層法律服務狀況考察報告以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第一部分理論框架一、選題與定義一位學者曾經(jīng)斷言，“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的問題。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農村社會的現(xiàn)代化。因此，一個真正關心中國人喜怒哀樂的人就不能不關心中國最基層社會的人的生活?！奔词鼓切┌雅d趣投向城市、投向“正規(guī)軍”法律服務、投向標準化或目標性司法程序建構的人，也無法否認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的現(xiàn)狀與改革在研究整個中國司法問題所具有的特別意義?；鶎由鐣突鶎诱钦麄€中國社會和整個國家的地基，對于基層社會的治理一直是中國政府治理策略（社會綜合治理）的重點之一，基層司法構成我國司法制度的基礎和主體（法律規(guī)定基層法院以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人民法庭管轄除法律法令另有規(guī)定以外的所有一審案件）。在司法專業(yè)化與司法民眾化的沖突/雙重困境中以及強大的訴訟積案壓力下，尋求建立為當事人提供充分、適當、可供選擇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為簡單、小額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務，亦即“獲得正義”（accesstojustice）是當代世界普遍面臨的重大課題。在中國這種城鄉(xiāng)差異、地區(qū)差異巨大并且不斷增大卻又實行單一制政府結構形式的大國，如何為占中國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層老百姓特別是廣大農民提供符合其經(jīng)濟、文化層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務，一方面直接關系到基層糾紛的解決和基層社會的穩(wěn)定，另一方面也將影響到作為“標準模式”的民事訴訟結構是否能夠在我國社會里找到確實適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來這一重大問題，并最終影響中國在尚未全面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階段面臨后現(xiàn)代社會的沖擊能否作出適時適當?shù)幕貞１菊n題所指的“基層”是以中國行政和司法建制為標準，指縣級層次上的縣(市、區(qū))，以及它們的行政下級（鄉(xiāng)、鎮(zhèn)、街道辦事處）和司法派出機構（派出法庭）所轄的區(qū)域；本課題所稱的“法律服務”是指代理訴訟、辦理非訟法律事務、調解糾紛、協(xié)助辦理公證和見證、解答法律咨詢，以及幫助書寫法律文書，等等；本課題所考察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指設在鄉(xiāng)鎮(zhèn)（街辦）主要為本轄區(qū)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jīng)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伙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限于本課題的具體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們選取了在中國基層社會占據(jù)重要市場、目前正面臨著或存或廢或發(fā)展或衰敗命運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窗口，以考察和評價這個特殊群體為基層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務為切入點，觀察其在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同時通過考察在其沿革和演進過程中，與之構成職能交叉、隸屬或管理、或競爭關系的國家行政機關（司法所）、國家司法機關（基層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眾性自治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社會性法律服務機構（律師事務所），從而透視我國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的現(xiàn)狀和走向。這種定位的現(xiàn)實根據(jù)是，官方文字資料分析和實證考察結果都表明，中國基層至今為止并未明確或完全區(qū)分“司法”職能（及其主體）與行政職能（及其主體）、政府救濟與社會自治性救濟，而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上述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之間更是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糾結關系。二、方法與路徑在課題給定的一年期限內，我們選擇以全國性文獻調查為基礎，對幾個有代表性的考察點進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服務所的發(fā)展脈絡及其在所在地區(qū)的整個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基層法院、人民調解、仲裁、律師、公證等）中的位置，最后綜合運用不同路徑獲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證而獲得完整結論：文獻資料的收集、閱讀和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成立、發(fā)展、繁榮，到變革、抑制、衰落，直至今日面臨被廢止或遺棄的命運。通過收集、閱讀和分析記載這一歷史演變過程的現(xiàn)有文獻，我們期冀獲得以下信息：1．1成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原因、理由或背景是什么？這些原因、理由或背景中哪些是構成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客觀生存基礎和/或生存價值的決定性因素？1．2目前決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存在的這些因素是否已發(fā)生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已從根本上或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的客觀基礎和/或減損了它的存在價值？或者，是否反而進一步豐厚了它的生存基礎和/或增加了它的存在價值？1．3為什么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每一次變革基層法律服務所的主觀因素或動機或目標是什么（包括變革者和被變革者兩方面）？變革者的目標哪些是基于上述客觀因素所致，哪些是由于變革對象本身無法克服的缺陷所致？哪些可能通過有效的改革措施而實現(xiàn)？還有哪些反而由于變革措施自身的無效或負效應而加??？1．4在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變革和演進過程中，是否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替代性法律服務機制？如果是，那么這些機制相比基層法律服務所而言存在哪些優(yōu)勢和劣勢？1．5目前基層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作用。1．6目前關于基層法律服務所角色的主流觀點/評價和政府的政策趨向是什么？其理由（各）是什么？受到哪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以上所有信息都要用文獻資料所提供的事實或信息說話，而不能憑借研究者的主觀猜測。需要進行分析和推測時，注意通過明確的差異性表達將研究者對事實或信息的陳述與研究者個人的推測加以區(qū)分。實證考察與信息的獲取和使用由于現(xiàn)有文獻資料所能夠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資料的殘缺、籠統(tǒng)、抽象、以及資料獲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觀性，都妨礙了對于目前法律服務所獲得全方位的了解。為此，我們在全國選擇了4個考察點，進行深入、具體、微觀的觀察和解剖：中部地區(qū)湖北省的A市，西部地區(qū)四川省的B市（南）和山西省的C縣（北），東部地區(qū)發(fā)達的D市(D市的考察仍在進行中，故報告未并入本文)。這些考察點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們的代表性或典型性（雖然它們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經(jīng)濟、社會、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區(qū)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們是整個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縮影。我們希望在通過文獻資料了解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全面的（全國的）、宏觀的和基本的（籠統(tǒng)的）狀況——特別是了解其發(fā)展的歷史脈絡——的基礎上，面對中國如此之大、法律服務所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進行個體分析，也許能夠從差異性中找到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某些共性，觀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圖在現(xiàn)實中得以執(zhí)行、抑制或變異的程度和原因，從而為新的決策提供一個自我檢討的視角。2．1考察范圍進行實證考察、獲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對象，即鄉(xiāng)鎮(zhèn)法律服務所和司法所（未將司法所列入行政主管部門而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一般仍采兩所合一體制）、行政主管機關即縣（或市）司法局、提供服務的主要場所即基層法院、競爭對手和改革者預期的替代者即律師事務所、改革者主觀預期的未來替代者即法律援助機構、服務對象或消費者即當事人、業(yè)務伙伴暨市場對手即人民調解委員會。2．2考察目的對于法律服務所的考察目的，除了解該所設置的時間、數(shù)量、根據(jù)、理由、背景以及法律服務工作者人數(shù)、人員結構（包括學歷、工作閱歷等）、業(yè)務范圍、案源和收支狀況、工作過程、工作成效、以及他們與其他基層法律服務主體之間的關系等基本情況之外，也重點考察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主觀感覺、自我評價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困難和處境。對于司法局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該地區(qū)法律事務所的概況及其在司法局統(tǒng)轄的基層法律服務體系（包括律師事務所、調解委員會和法律援助）中的相對角色，特別是相對于律師而言的利弊得失，其中包括司法局作為對整個法律服務體系的統(tǒng)一管理者對于法律事務所現(xiàn)實作用的評價和對其前景的預測和愿望。此外，通過司法局考察該地區(qū)法律服務所的整體生存環(huán)境，包括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狀況、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和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程度或/和政策傾向、以及該局對法律服務所的監(jiān)督、管理制度及其效果。對于基層法院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基層司法當事人獲得代理的狀況，包括代理的比率、代理人的身份和專業(yè)水平、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其中的作用（特別是將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代理水平的比較）、以及法官對于法律工作者群體的總體評價和態(tài)度。對于律師事務所和法律援助機構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其人員結構（包括學歷、工作閱歷等）、業(yè)務范圍、服務對象和案源、收支狀況、面臨的困難、以及他們與法律服務所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其中包括他們的主觀感覺、評價和愿望。）對于當事人的考察目的，主要是了解當事人在面對糾紛、希望獲得法律救濟特別是司法救濟時，如何獲得關于法律服務市場的信息，他們?yōu)楹巍⑼ㄟ^何種途徑選擇了某位法律工作者或某位律師，他們對于所獲得的法律服務滿意度如何，等等，從法律服務市場的消費者的角度來評價法律服務所在整個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作用?？疾烊嗣裾{解委員會只是附帶性的，主要是因為這一機構與基層法律服務所之間存在人員交叉的情況，并且可能在基層法律服務大市場中存在此消彼長或者相輔相成的關系。2．3考察路徑與方法介入進路。鑒于中國的國情，在考察對象涉及政府機關（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的社會調查中，合適把握介入被調查對象的切入點是必須權衡的一個因素，一方面，獲得被調查對象的信息幫助，常常需要借助一定程度的私人關系；另一方面，保證信息的真實和準確性，則需要與被調查者保持適當距離，所借助的私人關系不能與被調查者有利害關系，以免構成對獲取真實信息的干擾和妨礙。為了從不同角度接近和了解調查對象，我們在不同地區(qū)選擇了不同進路：在A地的調查是通過該地人大法工委介入的；在B縣地的調查是通過該地開發(fā)區(qū)介入的；在C縣地的調查是通過檢察院介入的；在D地的調查直接是在當?shù)厮痉ㄑ芯克鶐椭逻M行的。調查的具體方法取決于調查事項的性質、調查的預期目標、以及調查者與被調查對象之間的溝通能力等因素。在中國的基層調查，必須正視被調查對象的文化素質不高和缺乏社會調查常識的現(xiàn)實，這種局限使我們限制了對書面調查方式的使用（比如問卷調查），而更多依賴于面對面的直接交談（包括座談會和個別訪談），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能形成互動式的交流從而保證對情況的真實而準確的了解，并使調查者能獲取很多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