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的最終結果都是判處被告人死刑，但是兩起案件的法庭審理卻相去甚遠。從案件事實來看，李昌奎作案手段的殘忍程度與藥家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李昌奎案中還有一名年僅 3 歲的被害人，被告人李昌奎除了犯故意殺人罪還有強奸 罪。面對這樣的案件，二審法院卻基于李昌奎有自首情節(jié)、認罪態(tài)度好、積極賠償被害人而免除了死刑。自首情節(jié)在刑法規(guī)定中屬于可以從輕、減輕或免除刑罰的情節(jié)，法官在法庭審理過程中結合案件其他事實和情節(jié)可以不對被告人從寬處罰。面對這一情節(jié)，云南省高院給予了李昌奎從寬處罰，而陜西省高院沒有對藥家鑫的自首情節(jié)進行從寬處理。這樣的差異讓社會公眾心生疑慮，死刑的威懾力也蕩然無存。 而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審判差異，與我國法院對死刑案件的評議制度有關。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4 條規(guī)定“對于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 ，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zhí)行”，可見審判委員會是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事實裁判者。但審判委員會并沒有實際參與死刑案件的法庭審理活動，而只是簡單地聽取了審判人員的匯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裁判，顯然違反了刑事訴訟最基本的“直接審理原則”。該原則要求享有裁判權的法官應親自參與法庭的審理，在聽取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辯論的基礎上作出裁判。司法實踐中，控辯雙方根本無法參與量刑討論過程，就難以對量刑決定產(chǎn)生實質影響，期望審判委員會能夠在全面審查案件情況的基礎上裁量出合理公 正的刑罰更是難上加難?，F(xiàn)實中，對所謂“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標準模糊，法官出于怕?lián)熑蔚男睦硗敢獍阉佬贪讣平o審判委員會。 我國法官在死刑案件量刑時通常采用綜合估量的方法。量刑時，主審法官通過對案件的審理，在定罪之后參照法定量刑幅度以及類似案件的量刑經(jīng)驗，大致估量出該案件的基礎刑期，再在考慮案件中存在的法定、酌定量刑情節(jié)的基礎上，綜合估量宣告刑，再提交合議庭或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4]燕山大學本科生畢業(yè)論文 6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控辯雙方根本無法參與案件量刑的決策過程，主審法官在作出量刑決定時也幾乎不考慮控辯雙方的意見。 現(xiàn)有的死刑案件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的模式使得量刑不公開、不透明，導致當事人對法官的量刑活動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此時，個別法官有可能會濫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權，違背自己的職業(yè)道德，對案件的量刑結果進行暗箱操作。也正是因為我國實體法的不完善，加之程序設計中所存在的缺陷，使得量刑成為了目前我國刑事審判中最容易產(chǎn)生腐敗的溫床。 隨著網(wǎng)絡的普及，社會公眾也越來越關注各類案件的法律走向。法官對死刑案件的量刑最終目的是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這就決定量刑是否有利于維護公平正義，是否順應民意。法官在對被告人適用死刑時不得不關注 社會公眾對案件審理的態(tài)度。如社會關注度極高的藥家鑫案、陳家案，社會公眾對兩位被告人的極端憤怒情緒直接影響了主審法官的裁決。而當兩案件塵埃落地，社會公眾的憤怒情緒慢慢恢復理性之后，又漸漸發(fā)出了對藥家鑫、陳家量刑過重的呼聲。由此，我們應看到民意是社會大眾的一種情緒，并不都是理性的，法官在量刑時對待民意應掌握好度。 （三） 死刑辯護難以著力 死刑案件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的模式極大地影響了死刑辯護職能的發(fā)揮。特別是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死刑案件中，若還沒定罪就要求辯方針對量刑問題進行舉證和發(fā)表意見是完全不符合訴訟規(guī)律的。辯護 人經(jīng)常面對一種兩難的抉擇：一方面來說，如果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這就意味著喪失了對量刑問題進行辯護的權利，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就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另一方面來說，為了死刑辯護的有效性，辯護人一般應提出從輕、減輕處罰的量刑意見。 [5]如此一來，辯護人在死刑案件的法庭調(diào)查和辯論階段可能會出現(xiàn)在堅稱被告人無罪的同時又出示被告人罪輕的證據(jù)，又或者是在為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同時又作罪輕的辯護的現(xiàn)象。這樣一來，沒有針對性的辯護策略就會使無罪辯護的效果大打折扣，死刑辯護變成了一件混亂并且自相矛盾的事情，這就會促使法官傾向于被告人有 罪的內(nèi)心確信，同時也有可能因策略混亂導致死刑辯護不力從而給被告人帶來更為不利的后果。辯護人為死刑案件第一章、死刑案件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的缺陷 7 的被告人既作無罪辯護又作有罪辯護的尷尬局面恰恰正是反映了我國在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上存在的嚴重問題。死刑案件中辯護人的無罪辯護本是一件符合訴訟規(guī)律的事情，但是在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的訴訟模式中就變成了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一旦辯護人的無罪辯護失敗，辯護人就再也沒有機會提出量刑意見，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辯護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應當僅僅是形式的。特別是在死刑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能否確保死刑案 件被告人辯護權利的有效行使，已成為衡量死刑案件程序的正當性標準?！? [6]我國現(xiàn)有的死刑案件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一的模式下的死刑辯護，律師根本無法保障在為被告人進行充分的無罪辯護的同時，又為其提供實質有效的量刑辯護。這種情形所導致的后果只能是死刑案件被告人的生命權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同時被告人可能因為自己的辯論不能對法官產(chǎn)生實質性影響，意見得不到伸張而不服法院判決，甚至懷疑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一個人在對自己的合法利益有著直接影響的判決制作之前，如果沒有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證據(jù)，不能與公訴人及法官展開有意義的證 明、辯論和說服，內(nèi)心就會產(chǎn)生強烈的不公正感，這種感覺來源于他的合法權益受到裁判者的漠視，他的道德主體地位遭到裁判者的否定，他的人格尊嚴遭到了貶損。我國目前對死刑案件的量刑辯護就嚴重存在著這種讓被告人產(chǎn)生不公、不服法院判決的隱患。 另外，合議庭將死刑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后，審判委員會只能聽取合議庭的匯報，閱讀相關法庭審理資料，并沒有直接參與到案件的法庭審理，不可能全面了解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各自展示的證據(jù)以及所闡述的理由和建議。 （四） 本章小結 世界上有相類似的兩個案件，但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兩個案件，每個死刑案件都 存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的存在取決于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對量刑情節(jié)的綜合考慮。 在死刑案件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的訴訟模式下，量刑成為了定罪程序的附帶程序。 死刑案件的法庭審判在量刑決策的過程中將控辯雙方排除在外，與此同時，定罪和量刑的相關證據(jù)在同一階段提出，控方在法庭調(diào)查階燕山大學本科生畢業(yè)論文 8 段提出各種關于被告人定罪和量刑的證據(jù)，其中有些量刑證據(jù)就極有可能會誤導法官做出錯誤的判斷。例如控方會提出關于被告人前科、一貫表現(xiàn)等情況，或者被害人詳盡而痛苦陳述所受的傷害，法官在解決定罪問題時就會看到這些證據(jù)，極有可能產(chǎn)生先入為主的觀念，在 證據(jù)資料尚未達到證明標準的情況下，更傾向于認定被告人有罪，從而作出錯誤的裁判，由此可以看出，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缺乏獨立性存在著死刑適用失衡嚴重、死刑適用不夠慎重、死刑辯護難以著力等諸多問題。第二章、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獨立化的價值 9 二、 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獨立化的價值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shù)沒有廢除死刑并且執(zhí)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據(jù)聯(lián)合國經(jīng)濟及社會理事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中國無論是刑法上所規(guī)定的死刑罪名還是實際適用死刑的數(shù)量，都居于保留死刑的國家之首?！? [7]這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抨擊我國人權狀況的一個最重要原因。犯罪是對人權的藐視和侵犯，但同樣的，濫用死刑也是對 人權的肆意踐踏。目前，我國所處的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階段并不具備廢除死刑的經(jīng)濟基礎，社會大眾的思想意識中的報應觀念還很重，因此也缺乏廢除死刑的民意基礎，在這種國情下想要徹底廢除死刑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必須像其他保留死刑的國家一樣嚴格控制并逐步減少死刑的適用。在刑法上通過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來限制死刑，需要一步步改革才能達到，而通過嚴格規(guī)范死刑案件的裁量程序來達到控制死刑不失為一個較為現(xiàn)實的選擇。 以目前我國司法實踐所面臨的國情來看，刑事案件要想實現(xiàn)整體量刑層序的獨立還存在著諸多障礙，所有刑事案件都實現(xiàn)量刑程序的徹底獨立 是不可能的，但在死刑案件中率先實現(xiàn)量刑程序的獨立化有著以下四個方面的獨特價值。 （一） 強化死刑辯護效果 目前，我國死刑案件雖然是法定的必須指定辯護律師的一類案件，但承辦的律師往往只是一些法律援助律師，缺乏死刑案件辯護的實踐經(jīng)驗，根本無法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提供實質有效的量刑辯護。保障死刑案件量刑獨立能是實現(xiàn)預期效果關鍵性的環(huán)節(jié)就是保障被告人獲得充分的量刑辯護。 [8]被告人如果沒有律師的量刑辯護，就難以與強大的公訴機關抗衡，無法向法庭展示對其有利的量刑情節(jié)和相關證據(jù)，也無法對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施加壓力。這樣一 來想通過獨立量刑所內(nèi)涵的保障量刑公正、制約法官裁量權的目的便無法實現(xiàn)。 獨立的死刑案件量刑程序是律師有效辯護的程序保障。死刑案件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量刑程序的展開尤為重要，定罪審判是證明死刑犯罪的要素，燕山大學本科生畢業(yè)論文 10 量刑審判則是對生命的審判。通過獨立的死刑案件量刑程序，對量刑情節(jié)證據(jù)進行全面調(diào)查、充分辯論，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建立在法庭調(diào)查和控辯雙方論辯的基礎上，而不只是單憑法官自己決定。 死刑辯護是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擁有的一項被動的防御性權利，與公訴人擁有的控訴權形成權利與權力之間的防御與攻擊態(tài)勢。死刑案件擁有獨立的量刑程序 ，辯護人可以在量刑程序中有針對性地制約控方的量刑建議權以及法官的量刑裁量權。 美國獨立的死刑案件量刑程序中很值得借鑒的一點是充分給予了被告人獲得有效律師幫助的權利。定罪階段和量刑階段所適用的法律和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兩階段所需要的庭前準備和辯護技巧也不盡相同。要想更好地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量刑階段的辯護人應當具備“良好的洞察力、積極的態(tài)度、周到細致的準備、無數(shù)次的磨練以及一定的技巧” [9]我國目前的法律援助制度，對死刑案件的辯護律師不僅沒有作出任何關于資質、能力、經(jīng)驗方面的要求，也缺乏對此類職業(yè) 行為明確的衡量標準，而且針對被告人因辯護律師的辯護不力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也沒有規(guī)定申訴的途徑。這一切都不利于實現(xiàn)被告人的辯護權。在司法改革過程中，為了實現(xiàn)控辯平衡，有必要針對辯護律師的行為制定可操作的衡量標準，規(guī)范和懲戒不盡職的律師行為，同時也賦予被告人對因辯護律師不盡職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的權利。 （二） 確保死刑準確適用 死刑案件擁有獨立的量刑程序，可以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訴訟程序來保障死刑案件量刑的公正，確保準確適用死刑。因為死刑案件的審判是否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了程序公正，最主要的體現(xiàn)還是量刑程序。法官 準確公正地適用死刑，將死刑真正適用于依法該處以死刑的被告人，做到不枉不縱，這是衡量死刑量刑程序正當性的根本標準。 我國《刑法》規(guī)定“死刑應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但對于什么是“罪行極其嚴重”，我國法律并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跟隨目前的司法改革潮流以及對人權的尊重，司法實踐中要充分考慮慎處死刑和寬嚴相濟。嚴第二章、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獨立化的價值 11 格定罪程序和嚴格量刑程序是控制適用死刑的兩個有效途徑 [10]，但如前文所言，由于我國現(xiàn)有國情的限制，要想通過在短時間內(nèi)削減適用死刑的罪名來控制死刑適用的數(shù)量幾乎不可能，相比較而言通過控制量刑是較為可靠的途徑。 目前，我國死刑案件的量刑是由法官秘密進行評議，控辯雙方根本就無法非合議庭或者審判委員會施加積極的影響。這種完全封閉的死刑裁量極其不重視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容易引起死刑的誤判，對確保死刑的準確適用極為不利?？刂扑佬瘫仨氁鉀Q減少死刑誤判的問題，因為死刑一旦被誤判，被告人的生命便無可挽回。賦予死刑案件獨立的量刑程序，讓控辯雙方都積極參與進來，充分展示影響量刑的各種加重和減輕情節(jié)，在雙方充分地質證和辯論后，對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進行科學的評價，法官在這些量刑信息的基礎上準確地裁量死刑案件，使死刑真正 適用于那些客觀上造成嚴重損害，主觀上具有極端惡性，并且還具有極大的人身危險性的被告人。 （三） 確保死刑公正適用 目前，我國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與普通的刑事案件的量刑程序一樣都是由合議庭秘密進行評議的，許多案件都存在著利用刑訊逼供或采用其他不正當程序而取得的非法證據(jù)沒有嚴格地排除的情形，同時適用死刑的標準非常模糊 —— “罪行極其嚴重”，造成因為錯誤判決而被適用并執(zhí)行死刑的冤假錯案時有發(fā)生。刑法中除了法定絕對適用死刑的罪名外，死刑往往是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放在一個量刑幅度內(nèi)，由法官自由選擇適用。法律規(guī)定的量刑幅度如 此之大，而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只是簡單附庸于定罪程序之中，既得不到公訴人的重視，又得不到刑事律師充分有效的辯護，而只是法官在內(nèi)部秘密評議后裁量。這種極不重視死刑量刑的審判程序，既相悖與司法公正的理念，也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所以， 無論是從死刑的不可撤回的特點還是從我國刑事審判活動的現(xiàn)實來看，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都必須得到重視，以此來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 我國現(xiàn)有的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合一的混合模式下，定罪信息并不能包括全部的量刑信息，若量刑信息提前介入法庭審理活動極其容易誤導和干擾燕山大學本科生畢業(yè)論文 12 法官定罪，導致對被告人的不公正。我 們重視死刑案件的量刑程序，不能只是在現(xiàn)有的混合模式基礎上，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