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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底精神新書發(fā)布:湖湘精英與近代中國(編輯修改稿)

2024-10-14 03:44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己的理想。從中可以看出賈誼的高潔品德和不滿現(xiàn)實的反抗精神。賈誼和屈原處於不同時代,但是他們卻有很多共同之處,司馬遷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作《史記》是把他們合在一起,撰成《屈原賈生列傳》。賈誼任長沙王太傅三年,他憂國憂民,也憂自己的前途,甚至憂慮自己的壽命。四月的一天,一只服鳥飛進了賈誼的房子。他疑心自己壽命不長,于是寫下了十分傷感的《服鳥賦》。他要服鳥告訴他吉兇禍福,并借服鳥之口說明萬物變化無常,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前173年漢文帝詔賈誼回長安,向他詢問關于鬼神的問題,不久將其派到文帝兒子梁王劉勝那里做太傅。賈誼因而有所振作,不斷向文帝上書言事,四年之后,梁王墮馬而死,賈誼陷入悲傷愁苦之中不能自拔,不到33歲,就英年早逝。作為一個杰出的政論家,加以的政治思想是非常豐富的。他主張以民為本,以禮治囯,慎重刑賞,重視教化,“強干弱枝”,加強中央集權,弱化地方割據勢力。賈誼的政治思想,特別是民本、禮治、德化、強干弱枝等主張對曾國藩有著深刻影響。湖湘人士大都視自己的家鄉(xiāng)為“屈賈傷心之地”,并以承繼“屈賈流風遺韻”而自豪。魏源寫《過洞庭》詩云:“積水何年始,下連南極深??v浮吳楚去,難盡屈子心?!惫誀c寫過許多記念屈原的詩賦、聯(lián)語 譚嗣同《畫蘭》詩云:“雁聲吹夢下江皋,楚竹湘妃起暮濤。帝子不來山鬼哭,一天風雨寫《離騷》?!标愄烊A滔海淵源于屈原的自沉汨羅。彭超的遺書亦以屈子之自沉汨羅為榜樣。向警予長沙讀書時作文《湖南地型記》云:靈均雖渺,“流風余韻,久沁心脾,異日者又惡知夫湖南之果不為中國之普魯士也?!?,(第2頁)毛澤東自青年時代起即深受屈原影響。她用工整的小楷抄錄了《離騷》和《九歌》的全文,1918年作七律《縱宇一郎東行》中云:“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痹娭蟹Q頌屈原賈誼的才智與精神。縱宇一郎即羅章龍,羅贈毛澤東的詩中亦有“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之句。他們都把屈原視為精神偶像。直到晚年,毛澤東一直喜歡閱讀和研究楚辭,特別是《離騷》。據《毛澤東的讀書生活》記載:“1957年12月,毛澤東曾要求我們把各種版本的《楚辭》和屈原著作盡量收集給他。我專門請何其芳裂了一個書目,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把古今各種有價值的版本和有關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種。在那一段時間里,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了這些書。以后他又在1959年、1961年兩次要《楚辭》,1961年6月16日,他還特別指示要人民文學影印出版的宋版《楚辭集注》。在楚辭中,毛澤東尤愛屈原的《離騷》,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今晚又讀了一篇《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峨x騷》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義作品,反映了作者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對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正是這些,吸引著毛澤東,從青年時代到晚年?!笨梢姡幕?、特別是屈原的人格與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源頭。講湖湘文化不能不從屈原講起。湖湘文化的發(fā)展,宋代,湖南出了一人、一樓、一書院、一學派。一人,周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晚年講學于廬山濂溪書堂,世稱濂溪先生,其學被稱為濂學。著有《太極圖說》《通書》,探索宇宙本源,描繪了一個從無到有、陰陽對立、五行相生、變化無窮的宇宙生成圖式,提出了一系列哲學范疇和理學命題,諸如無極、太極、動靜、性命、陰陽、五行、生死、善惡、以及誠、敬、中和等等,上乘孔孟,下啟程朱,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一樓,岳陽樓,建于北宋慶歷五年,即1045年,藤子京修書,范仲淹作《岳陽樓記》。突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精神。曾國藩即受其深刻影響。他寫《圣哲畫像記》。為三十二圣哲畫像,其中就有“葛陸范馬”。致諸弟書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yè),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堯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币粫?,岳麓書院。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建立,后不斷擴建,真宗御書匾額,康熙:“學達性天”,乾隆:“道南一脈”。倡導“禮義廉恥”“實事求是”“道中庸”“嚴肅整齊”“慎獨”“誠敬”等。理學氣息,文化氛圍,湖湘人才搖籃,號稱“千年學府”。一學派,即湖湘學派。創(chuàng)立者為閩人胡安國、胡宏父子,重要傳人是四川綿竹人張栻。這一學派的特色是:湖湘學派的主要特色有五: 一是把天道與人道結合起來,追尋宇宙的大本大原,將“性”作爲“天下之大本”,以“性”解釋“天地之所以立”。南宋理學的各種派別都在探討宇宙之本源,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宇宙本體論。朱熹一派以“理”為宇宙本體,所謂“理本論”,主要從客體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上升為先天的理,即天理;陸九淵一派以“心”為宇宙本體,所謂“心本論”,主要從主題意義上解釋儒家倫理,將儒家倫理視爲發(fā)自于人們主觀內在的本心。湖湘學派與上述“理本論”和“心本論”不同,提出“性本論”,將“性”視爲宇宙本體。胡宏說:“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保ㄖ砸闪x,胡宏集,328)“性也者,天地之大本也?!保ㄍ希?33)“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同上,28頁)張栻說:“太極,性也。”(南軒文集,答周允升)“性”原本只是一個討論人性的範疇,胡、張等人把它發(fā)展成爲一個宇宙本體的範疇,將性視爲具有萬理、化生萬物的“太極”,把“性”看成連接天、人的中介,即具有天理的客觀意義,又具有人心的主觀意義??梢姡鎸W派的性本論實際上就是把天道和人道統(tǒng)一起來所建立的宇宙本體論。二是把形而上與形而下結合起來,強調道器不可分離。這是湖湘學派的另一個特色。宋代理學家都將世界分爲形而上與形而下兩部分,形而上者是道,是太極;形而者是器、形、物和氣。湖湘學將“性”也納入形而上的範疇。並以形而上的道、性和太極作爲宇宙本體。但是湖湘學派的特色在於,他們反對將二者割裂開來,反對“離形以求道”的觀念,認爲形而上存在于形而下之中,二者不可分離。他們指出: “性外無物,物外無性。”(胡宏集,6頁)”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有風之有動,尤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保ê昙?,4頁)“道不離形,特性而上者也;器異于道,以形而下者也?!保宪幰渍h,卷一)湖湘學者肯定形而上的道、性與形而下的器、物是不可分離的。器是指物質世界,“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也。”(南軒易說,卷三)道是物質世界的本質和運動規(guī)律。胡宏說:“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陰,陰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薄耙魂幰魂栔^道,道何謂也?謂太極也?!保ê昙?,第32頁、41頁)陰陽二氣屬於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形而上的道、太極、太和則是陰陽之氣的運動規(guī)律,故而只能存在于器物世界之中。強調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就是肯定對立統(tǒng)一是萬事萬物的運動規(guī)律。三是理欲、義利之辨有自己的思想特色。理慾和義利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長期爭論的問題,儒家、特別是理學家一直以存理窒慾、重義輕利爲其價值取向。湖湘學派對此作出了自己獨到的闡發(fā)。胡宏否定理和慾、天理和人慾的兩極對立,認爲天下之大本的性既體現(xiàn)天理,也體現(xiàn)人慾,提出了“天理人慾,他同體異用”的命題。指出:“天理人慾,同體異用,同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也?!保ê昙?29頁)他將人的性體比作水,而人之心、人之情、人之慾則如水之下、水之瀾、水之波浪。其本體都是水,心、情、慾是天理還是人慾,只是已發(fā)之後的功用不同,他認爲,符合道德的天理和不符合道德的私欲,要看一個人的感性心理喜怒哀樂已發(fā)之後是“中節(jié)”還是“不中節(jié)”。他還說:“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慾可知?!保ê昙?,330頁)這就是說,區(qū)別理慾,只看是否中節(jié),是否有度。這是有其合理性的。張氏把義利之辨與理學家常講的天理人慾之辨統(tǒng)一起來,認爲義即“天理之公”,而利則是“一己之慾”,義利、理慾、公私,顯然是對立的。但張氏對義利、理慾、公私之別作了富有特色的理論概括。他以道德實踐是不是“有所為而然”區(qū)別義利、理慾的根本標準。他說:“無所謂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慾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庇兴鶠槿贿€是無所謂然,指的是行爲動機是否純正,是否懷有私心雜念。四是把體與用、內聖道德與外王事功統(tǒng)一起來,追求“明體達用”之學,注重經世致用,是湖湘學風的重要特徵。以天道解釋人道,強調心性哲理的思辨,凸顯內聖道德的修養(yǎng)是宋代理學的重要特徵。但是一種傾向會掩蓋另一種傾向,人們大談“天道性命”,卻產生了流于空談的情況。多尋空言,不究實用,平居高談,臨時茫然,所在多有。在這種情況下,湖湘學派堅守儒家的務實品格,旗幟鮮明地反對“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傾向,堅持內聖品德與外王事功的統(tǒng)一,追求明體達用之學,認爲聖人之道,有體有用:“學聖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胡宏集,131頁)這裡所說的體,就是聖人內在的道德本體,而所謂用,就是經世致用,建立事功。誠如胡宏所說:“口誦古人之書,目睹今日之事,心維天下之理,深攷撥亂致治之朮?!闭驙懭绱?,經世致用,康濟時艱,成爲湖湘學派的治學宗旨。胡宏治學的著眼點集中于研究國家治亂興亡之道。在他看來,“知亡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他通過研究,寫出治國方略《中興策》,並多次上書皇帝,提出自己的忠言讜論,主張改革弊政,富國強兵。他指出,“治道以卹民為本。而卹民之道,必先除奸惡,然後善良得安其業(yè);而除奸惡之道,則以得人爲本也?!保ê昙?,118頁)他主張“保民如保赤子”,“為治安立生葉,勸其耕耨,平其收斂,哀其憂而賀其喜,使之生足樂而死無憾”(同上,119120頁)要以仁心施仁政,”“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保?9頁)張栻也具有強烈的民本思想,特別關注“得民心”之事,關注國計民生的“經濟之學”。張氏繼承其父張浚的抗金遺志,“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積極主張“修政立德,用賢養(yǎng)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zhàn)守”,並以岳麓書院為基地,培養(yǎng)大批愛國志士。前面提到的一大批以吳獵、趙方為代表的岳麓書院著名學生,都在保衛(wèi)中華民族的英勇鬥爭中做出巨大貢獻,《湘學略》的《南軒學案》稱,“南軒岳麓之教,身後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無算?!边@就是說,在湖湘文化發(fā)展到湖湘學派這一個階段,經世致用、爲國捐軀就形成為它的一大傳統(tǒng)。五是知行關系上,主張知行互發(f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后力行。胡宏很強調知的重要性,認爲:“大則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庇终f:“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処己,焉能處事?”他更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指出:“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知,習然後能,能然後用。”在胡宏看來,知與行雖有先後,但知與行是合一的。他說:“道學須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力行,則不差耳?!薄肮蕜章}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庇终f:“學也,行之也,行之行之又行之?!薄逗昙?211頁。張式在胡宏知行觀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知行互發(fā)”的思想。他說: “致知力行,互相發(fā)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保宪幬募?,送鈡蔚序。)從而揭示出人們的認識是一個知與行相互促進的過程。不僅如此,他還論證了人的認識是在“行”的過程中不斷由淺入深、由粗至精的向上發(fā)展過程?!笆紕t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近,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論語說敍)朱熹肯定湖湘學者“知先行后”的知行觀,同時批評“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乃是“湘中學者之病”。從朱熹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重實行、重踐履、務實際正是湘中學者的一大特色。五、元明時期湖湘文化的低迷與復興 元代湖南地區(qū)的文化教育不及宋代發(fā)達,科舉考試中進士者143人,比較著名的人物有詩人和史學傢瀏陽人歐陽玄,曾授湖廣省右丞。還有詩人李祁(插令人)呼天游(岳州人)史學傢琛任子(茶陵人)經學傢陽輈(慈利人)唐彌昌(劉陽人)歐陽龍生等。整個説來,元代湖湘文化處於低迷時期。明代湖南地區(qū)仍屬湖廣省管轄,共有七府八州五十六縣,還有十八土司。明太祖特別重視學校教育,他認爲,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大力倡導各機官學的發(fā)展。令全國各郡縣皆立學校,府州縣學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眹颖O(jiān)生“厚給廩餼,嵗時賜布帛文綺,襲衣布靴”,還供養(yǎng)諸生妻子,助其婚娶,並規(guī)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勿得與官?!痹谶@種背景下,湖南官學得到了普遍發(fā)展。洪武年間即大量恢復和重建了各府州縣原有的學宮,隨後又增設與興修了一批縣學和府學。明代中葉湖南各府州縣還創(chuàng)建了一批新的書院。諸如,善花惜因書院、湘陰昂高書院、寧鄉(xiāng)與山書院、茶淩雲亞書院、蜜江書院、衡山文昌書院、文定書院、集賢書院、東廓書院、甘泉書院、南岳九龍書院、耒陽白氏書院、永州宗濂書院、東岸清溪書院、寧遠會濂書院、寳慶愛蓮書院、城南書院、新化文昌書院、武岡鰲山書院、花容尤峰書院、辰州崇正書院、沅陵虎溪書院又名陽明書院、沅州明山書院又名文清書院、桂陽蒙泉書院等共計26所。由於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明代湖南通過科舉成爲進士的人大量增加,據《湖南通史》的初步統(tǒng)計,明代會試凡82場,湖南進士題名的共541人,其中狀元一人,華容黎淳;亞魁一人,安仁鄧偉奇;探花一人,臨武曾朝書。這些進士眾官居顯位並對時局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弘治、正德年間的兵部尚書劉大夏(華容人),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茶陵人),嘉靖年間的太子太師、左柱囯、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巴陵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茶陵人),崇禎年間的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參軍機掌兵部事宜的楊嗣昌(武陵人)。在文學藝術方面,茶陵劉三吾、湘陰夏原吉、攸縣王偉等都有所建樹。李東陽及其爲首的一批詩人形成具有全國影響的“茶陵詩派”。明史稱,“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xi)然宗之。”李東陽一生著述宏富,有《懷麓堂全集》100卷,包括詩30卷、文60卷、雜稿10卷。1983年岳麓書社點校出版,更名為《李東陽集》。誠如晚清湘籍經學家皮錫瑞所說,出現(xiàn)了“骎骎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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