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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內(nèi)容

唐詩與琴(編輯修改稿)

2024-10-14 00:36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這樣一個卑微的官職,而這已是安史之亂的前夕。天寶后期,唐代社會雖維持著表面的繁盛,卻已處處埋伏危機。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邊將們一意開拓疆土、窮兵黷武的政策,導致國力空虛、民生艱難,許多人無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樂,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擅權(quán)專政,阻塞言路,政治變得昏暗;三是為玄宗所寵信的安祿山身兼三節(jié)度使,手握雄兵,威脅到國家的統(tǒng)一。處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現(xiàn)實中的弊病,當一場大崩潰即將到來時,杜甫透過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國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寶十一載(752),杜甫寫下了他的名篇《兵車行》,以嚴肅的態(tài)度,真實地記錄下人民被驅(qū)往戰(zhàn)場送死的悲慘圖景。這首詩標志了杜甫詩歌的轉(zhuǎn)變。此后,他又寫出《前出塞》九首,繼續(xù)對災難性的開邊戰(zhàn)爭提出質(zhì)疑;寫出《麗人行》,揭露玄宗寵妃楊玉環(huán)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而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更把最高統(tǒng)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震撼人心的詩句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軍占據(jù)下的長安。后來只身逃出,投奔駐在鳳翔的唐肅宗,被任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從八品的諫官,地位雖不高,卻是杜甫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職的經(jīng)歷。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罷相而觸怒肅宗,后于乾元初被貶斥為華州司功參軍。由于戰(zhàn)亂和饑荒,杜甫無法養(yǎng)活他的家庭,加之對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丟棄了官職,進入在當時尚為安定富足的蜀中。從安史之亂爆發(fā)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個國家處在劇烈的震蕩中,王朝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滿危險和艱難。而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因了血與淚的滋養(yǎng),達到了顛峰狀態(tài)?!洞和?、《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大量傳世名篇,從詩人浸滿憂患的筆下不絕涌出。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幫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來,杜甫的故交嚴武出任劍南東西川節(jié)度使,與杜甫過從甚密,對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顧。當嚴武第二次鎮(zhèn)蜀時,并表薦杜甫擔任了節(jié)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因此稱他為“杜工部”)。杜甫是為了避亂謀食來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時間,他閑居草堂,生活確實比較安逸,當時所寫吟詠草堂周圍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顯出一種清新閑淡的韻致。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維持很久。從全國來說,安史之亂雖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結(jié)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勢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嚴重侵擾,甚至攻入長安,迫使代宗倉皇出逃;內(nèi)亂方面,則出現(xiàn)普遍的軍閥割據(jù)或半割據(jù)狀態(tài),而政治的腐敗、官吏的橫暴,也是有增無減。從蜀中地區(qū)來說,它既是吐蕃進攻的一個重點,也是容易發(fā)生軍閥割據(jù)的地方。就在嚴武二次鎮(zhèn)蜀的間隔時期,就曾發(fā)生一場嚴重的軍事叛亂,杜甫因此一度逃離成都,攜家流浪。一場暴烈的動蕩轉(zhuǎn)化為持續(xù)的衰亂,這使得杜甫對國家的前途更覺失望,他后期的詩歌,情緒甚至比安史之亂中更顯得沉重。永泰元年(765),嚴武去世,蜀中重又發(fā)生大亂,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憑依,他又帶著全家老小,登上一條小船,過起流浪逃難的生活(或謂在嚴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員外郎之職由虛銜轉(zhuǎn)為實授,而離蜀赴長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長江東下出川,路途中卻因疾病和戰(zhàn)亂等緣故,滯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兩年。到五十七歲那年,終于乘舟出三峽,卻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帶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歷五年、五十九歲上,在耒陽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艱難漂泊的一生,在這里得到一個凄涼的結(jié)束?!捌次髂咸斓亻g”(《詠懷古跡》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時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詩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以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旅夜書懷》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優(yōu)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為中心,杜甫的律詩創(chuàng)作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可以說是杜詩的第二次高峰。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tǒng)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jié)、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于浪漫氣質(zhì)的一面。他的《壯游》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劉楨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見他是多么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游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后來經(jīng)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tǒng)的儒家人生觀對于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純粹的恂恂君子。《舊唐書》本傳說他“性褊躁”、“無拘檢”、“傲誕”,不會是毫無根據(jù)的。其實,如果沒有幾分“傲誕”、“褊躁”,恐怕很難成為一個詩人。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quán)勢者的濟助。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休為貧士嘆,任受眾人咍?!保ā肚锶涨G南述懷三十韻》)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名失業(yè)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這些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來絕不相同,實質(zhì)上卻有相通之處。杜詩中那種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guān)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自覺得碌碌而生、于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zhí)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zhí)著態(tài)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愈是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xiàn)實。他的這種執(zhí)著態(tài)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處,對于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保持正視現(xiàn)實的熱情和勇氣。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時間并不長,但當李白遭遇危險時,他卻魂牽夢繞,再三寫下《夢李白》、《天末懷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詩篇。他在夔州離開自己住過的一所房屋時,也不能忘記以前常來自己院中打棗為食的鄰家老婦人,特意寫了《又呈吳郎》詩,囑托新主人對她應多加體諒。當然,更多的詩篇抒發(fā)了他對戰(zhàn)亂中的國家和貧苦大眾的強烈的憂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jié)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復錘煉的語言來抒發(fā)情感。二、亂離時世的悲歌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數(shù)量很少。這些詩篇和時代的風氣相一致,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來的作品有明顯區(qū)別。如《房兵曹胡馬》以“所向無空闊”、“萬里可橫行”寫馬,《畫鷹》以“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寫鷹,都有不可一世之概?!锻馈吩娖鹗住搬纷诜蛉绾危R魯青未了”,氣勢宏大;結(jié)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覺到詩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狀態(tài)。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xiàn)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詩歌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留著?!侗囆小返膭?chuàng)作標志著杜甫詩歌的轉(zhuǎn)變。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貫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點: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tǒng)治集團中的腐朽現(xiàn)象給予嚴厲的批判;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侗囆小返拈_頭是一幅悲慘的圖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苯又雅械匿h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詩中繼續(xù)寫到戰(zhàn)爭導致國內(nèi)生產(chǎn)力的衰減:“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弊詈蠼柘胂鬄槟切o辜的死者發(fā)出悲憤的哭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在唐詩中,如此嚴肅地正視現(xiàn)實、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還沒有過。而在稍后寫成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中,杜詩的批判精神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詩中既寫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同時又對正在驪山行宮中肆意揮霍享樂的玄宗君臣提出責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痹谶@里,杜甫的筆已經(jīng)觸及統(tǒng)治者與人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根本性對立。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應當表現(xiàn)為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和諧:君主應當愛護人民,使之安居樂業(yè),而人民則理所當然地應該忠誠和擁戴君主。然而事實上這僅是一種空想。他作為一個誠實的詩人嚴肅地面對現(xiàn)實時,不能不為此感到困苦。杜詩的名篇“三吏”、“三別”、就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詩作于乾元二年杜甫從華州去洛陽時。此前不久,唐軍在鄴城圍攻安史叛軍遭到大敗,形勢危急,唐軍為了守住洛陽、潼關(guān)一線,在民間拼命抓丁,連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敘事詩的形式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悲慘情形。從這些典型的憂國憂民之作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首先需要指出:“憂國”和“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起來的事情。因為杜甫所憂念的“國”同李氏王朝的“皇綱”之存亡密不可分,這“國”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內(nèi)的統(tǒng)治階級的國,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依其地位高下從這個“國”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貧困的勞動人民,即使他們的利益同這個王朝的存亡有一定關(guān)聯(lián),他們也主要是犧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亂就其根本的性質(zhì)來說,是一場企圖改朝換代的軍事叛亂。雖然安史集團的頭領(lǐng)以漢化的胡族人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梢哉f,普通民眾是被爭奪最高權(quán)力的兩大集團推進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樣來看待這個問題呢?先看他的《新安吏》: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澳允箿I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讀到這里,我們感受到詩人對受難的人民的極其真實深切的悲憫之情。當他說出“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樣悲憤的話時,他指出了一個慘痛的事實:民眾在這個世界上走到了絕路。沿著這個方向追問下去,會出現(xiàn)嚴重的問題:犧牲到最后的人民有無義務繼續(xù)為大唐王朝作出犧牲?而詩人就在這危險關(guān)頭收剎了他的筆,轉(zhuǎn)到另外的方向: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yǎng)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所謂官軍中勞役輕、官長愛惜士兵,并且似乎沒有什么危險,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這樣幻想,并以此安慰從軍少年和他們的家人。而歸根結(jié)蒂,他還是要求人民繼續(xù)為唐王朝作出犧牲。還有《新婚別》,寫一位結(jié)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從軍,詩中既寫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又以較多的筆墨描繪了這位女子“深明大義”的形象。她要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蔽覀儾荒苷f杜甫筆下的新娘不是真實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親人走向“死地”的婦女。而之所以選擇這一位新娘作為主人公,乃是從國家利益考慮。包括《垂老別》中那位“子孫征亡盡”而自己又被征去當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說凄慘至極,詩人對他也確實充滿同情,但在篇末,他還是讓老人說出“何鄉(xiāng)為樂土,安敢尚盤桓”這樣偏向豪壯的調(diào)子??傊?,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①;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xiàn)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我們沒有理由苛責杜甫,作為封建時代的詩人,能夠如此嚴肅地正對現(xiàn)實,關(guān)懷人民,已是難能可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帶有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①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shù)萬,封建史家和正統(tǒng)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詩的態(tài)度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勢越發(fā)不可收拾,自身的處境也日見窘迫,他對軍閥、官僚的橫暴、腐敗,態(tài)度變得更為尖銳嚴峻。雖然像《兵車行》和“三吏”、“三別”那樣細致描述的作品已經(jīng)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詩歌語言所揭示的事實,卻別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寫蜀中軍閥的叛亂和相互殺戮:“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克爾娛?!薄粴⒄咚坪跞栽谔柨蓿麄兊钠捩婉R,都面帶愁容供殺戮者取樂,這是一幅何等慘酷的圖景!又如《三絕句》中寫道官軍的殘暴: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時代的苦難被杜甫以焦慮和憤怒的心情一一記錄在詩中。但是,他對現(xiàn)實有什么辦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誡那些做官的朋友:“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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