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漏洞補充與合同解釋的區(qū)別(編輯修改稿)
2024-09-01 04:17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而言，為了保證補充內容與合同原有內容的有機統(tǒng)一，維護合同債務關系的整體性，真正的“合同漏洞”(補充義務)應當符合三個屬性：合同整體中的從屬性、與主給付義務的密切聯(lián)系性、合同目的可涵攝性。 （二）補充義務在合同整體中的從屬性——明確合同不成立與合同補充解釋的界限 合同內容的要素與非要素之分 根據(jù)民法理論的傳統(tǒng)劃分，合同的內容根據(jù)其重要性可分為必要之點與非必要之點，所謂必要之點是指構成合同的核心要素，如價格、交易性質等。理論通說認為，如果當事人缺乏對必要之點的合意，則屬于判斷合同是否成立的法律問題，法官不能依職權進行補充，替代當事人訂立合同，即只有合同的非必要之點缺乏約定，才有可能產生“漏洞”。 補充義務僅限于合同內容的非必要之點 根據(jù)我國《合同法》第61條的規(guī)定，合同的標的、數(shù)量是合同的必備條款，需由當事人明確約定，當事人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合同內容無法確定，合同不成立。由此可見，補充義務原則上只適用于從給付義務、附隨義務、不真正義務與主給付義務中的非必要之點，因為這些內容在合同整體中處于從屬性的地位，并不決定交易性質和合同成立與否，可以在保障當事人締約自由的前提下，將其納入法官依職權進行解釋填補的范圍。 （三）補充義務與主給付義務的密切聯(lián)系性—補充解釋的合同連接點考量 主給付義務的效用實現(xiàn)有賴于輔助義務的配合 從許多經典案例中都能發(fā)現(xiàn)，法官在填補漏洞，擴充合同義務的推理過程中總有一個論證的出發(fā)點：即為了充分、順利地實現(xiàn)合同約定的主給付效果，相對人需要根據(jù)誠實信用原則或交易習慣履行一些必要的輔助性義務。例如,在英國著名的穆爾柯克(Moorcock)號案中,法院判決認為,合同中雖無明示條款,但雙方已約定把船停靠在碼頭上裝卸貨物,這當然要包括安全及方便地離開碼頭,保障停泊地安全和適航是被告的義務。 “銀河賓館案”是標志我國司法實踐認可“安全保障義務”的重要案例。在該案中，王某出差入住銀河賓館，在賓館房間內遭仝某殺害，經查明，仝某當日曾多次乘坐酒店電梯上下，并停留2個多小時，但賓館并未查驗其身份。后王某父母以銀河賓館為被告提起賠償訴訟。法院認為，王某與銀河賓館形成了以住宿、服務為內容的合同關系。賓館應提供食宿服務，也應恪盡謹慎注意義務，采取切實的安全防范措施，以使住客在賓館內免遭非法侵害。銀河賓館在犯罪人形跡可疑的情況下，沒有盡到謹慎的安全保障義務，應當賠償原告8萬元。 上述兩則案例中，法官在缺乏合同約定與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都是通過分析主給付義務所需的達到的客觀效果，全面闡述了債權人應享有的安全保障利益：碼頭使用合同的主要內容是船碼頭使用，賓館服務合同的主要義務是住宿服務，但船舶靠岸裝卸貨物必然會經過航道，而不適航的航道使航行受到障礙甚至損壞船只；旅客入住后就進入了賓館安保監(jiān)管的范圍，安保義務的缺失使旅客人身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這樣的結果顯然都是應當避免的，因此碼頭主與賓館方應當承擔相應的安全保障義務。 補充義務應當與主給付義務具有密切聯(lián)系性 法官對補充義務的認定源自于對交易需要的現(xiàn)實思考：合同的本質是一種互利的交易，合同已經明文約定的核心義務，不僅僅是約束當事人應為或不應為一定的行為，也包含了對給付效果（商業(yè)效用）的一定內在要求，即債權人需要從通過相對人的給付行為實現(xiàn)一定的現(xiàn)實利益，并且不會因為受領給付而遭受不應有的利益損害。如果缺少了這些補充義務，雖然并不影響合同的成立與效力,但會影響合同的實際履行,妨礙債權人實現(xiàn)本應得到的給付利益。 筆者認為，合同明文約定之外的義務之所以被認定為屬于合同實質內容的一部分，首先在于其與原合同內容存在客觀的密切聯(lián)系。該義務是實現(xiàn)主給付效果所必需的，具有與主給付義務相結合的屬性，二者共同形成了債務的有機構造，這種客觀的密切聯(lián)系也就是補充義務與原合同的連接點。在具體案件中，如果當事人主張相對方存在合同并未明確約定的義務，則應當說明該義務與原合同內容的關聯(lián)性。而法官需要審查這種關聯(lián)性的客觀性與密切性，一般而言，也只有基于一般社會觀念足以構成緊密聯(lián)系的輔助義務方能由法官直接補充。 （四）合同直接目的對補充義務的涵攝性—締約真意范圍的準入性判斷 合同目的是補充解釋的重要出發(fā)點 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認為，合同目的對于補充解釋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法官進行補充義務解釋的重要出發(fā)點。在司法實踐中，也確實不乏為了保障合同目的實現(xiàn)而進行補充解釋的典型案例。但應當注意到，相比于合同權利義務而言，合同目的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甚至不能將其歸入合同債務關系構造的范疇，法官運用合同目的進行補充解釋時應當注重合同目的自身范圍的界定。 以下案例能夠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薛某將房屋出租給沈某，并在合同中約定租賃用途為商用。沈某收房后便開始申請工商登記，但因系爭房屋內存在原由薛某注冊的營業(yè)執(zhí)照，沈某的申請未獲批準。后工商機關認定沈某無照經營，責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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