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有實地考察的實踐，身為太史令又可擁有大量的史料來源，可是，他在處理史料時仍非常嚴(yán)謹(jǐn)。眾所周知，《史記》之記載始于黃帝，可是，他卻不說“卒述黃帝以來”，而說“卒述陶唐以來”，為什么呢？因為黃帝所距時代較遠(yuǎn)，其事跡有不少傳說的內(nèi)容，僅能說是傳說史，而“《尚書》獨(dú)載堯以來” 《史記堯本紀(jì)》，已有文獻(xiàn)可征，與傳說史相比自然是較可信了。司馬遷對二者的可信程度作了清楚的區(qū)別，述黃帝之事跡時將《五帝德》、《帝系姓》與《左傳》、《國語》相參證，另外又比勘綴輯了《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墨子》、《莊子》、《禮記檀弓》及《郊特牲》、《戰(zhàn)國策》等典籍中的史料，還剔除了“百家言黃帝”時的“不雅馴之言”，其史學(xué)態(tài)度之嚴(yán)謹(jǐn)，可見一斑。此外，《三代世表序》中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jì)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說：“書其明，疑者厥之”；《楚世家》中說：“其后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jì)其世”……信則傳信，疑則存疑，這些都能表現(xiàn)出司馬遷嚴(yán)謹(jǐn)?shù)氖穼W(xué)態(tài)度。(下)司馬遷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xué)方面的種種追求，在文學(xué)尚未自覺的西漢時期，他還有著“重文”的傾向。如果問同學(xué)們，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是什么，大家恐怕不會想到，在《史記》中寫得最長的一篇傳記并不是帝王將相的生平事跡，而是《司馬相如列傳》。這一傳記之所以如此之長，一方面是司馬遷把濃筆重彩集中于一介文人，把與“天下存亡”無甚干系的文人的浪漫愛情以及“口吃”、“病渴”、“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dāng)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等生活瑣事津津樂道于正史之中。其中還渲染了地方官員對這個文人的禮敬：“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yè)。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谑窍嗳缤?，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后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jǐn)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shù)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⒄倭睢Ａ罴戎?，卓氏客以百數(shù)。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qiáng)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嗳甾o謝，為鼓一再行。”另外一方面，此文收錄了司馬相如的大量文章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諫獵疏》、《哀二世賦》、《難蜀父老》、《大人賦》、《封禪書》等，以至于后人有這樣的說法：“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 茅坤《史記鈔》卷八二，“馬班二史，于相如、揚(yáng)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于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后世文苑之權(quán)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跡，以視范史而下，標(biāo)文苑止敘文人行略者為遠(yuǎn)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茍作；長篇錄入于全傳，足以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傳人也” 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詩教下》，這些都是看到了司馬遷在寫史時的“重文”傾向。而且，有時候，司馬遷還有著“因文而立傳”的情形。以《鄒陽列傳》為例，此傳敘鄒陽之事跡相當(dāng)簡單，不過是說鄒陽游于梁孝王門下，為人所妒，這些人進(jìn)讒言于梁孝王，孝王怒而將鄒陽收監(jiān)，鄒陽于獄中上書，感動了孝王，孝王待其為上客。全文共1700余字，鄒陽獄中所上書就有1600字左右，占全文的94%。很明顯，與其說司馬遷是在為鄒陽立傳，不如說是因為他覺得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是絕妙好辭，如此文章若不能流傳后世頗為可惜，所以他立有鄒陽一傳來在史書中保存這篇文章，此種情形也就是所謂的“因文而立傳”。無論是濃筆重彩地入文人于正史，還是“因文而立傳”，我們都可以看到，在文學(xué)尚未自覺的西漢，文人自認(rèn)是“主上所蓄弄”、被“俳優(yōu)視之”，文學(xué)被看作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司馬遷卻已經(jīng)有著“重文”的傾向，他寫作《史記》不僅有著史學(xué)方面的追求，而且，還把文學(xué)手法運(yùn)用于史著之中，使其作品有著很強(qiáng)的文學(xué)性與很高的文學(xué)價值。這一點其實在距他年代不算久遠(yuǎn)的班固那里就已經(jīng)被注意到了，班固在《漢書》當(dāng)中一方面稱許司馬遷為“良史”，另一方面又說武帝時“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zhì)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dāng)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yīng)對則嚴(yán)助、朱買臣，歷數(shù)則唐都、洛下閎，協(xié)律則李延年，運(yùn)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wèi)青、霍去病” 《漢書卜式兒寬傳》，把司馬遷與司馬相如并列，承認(rèn)并高度贊揚(yáng)了司馬遷的文學(xué)才能。唐宋以降，《史記》更是被古文家們奉為文章的楷模。尤其是在明代，從文學(xué)角度對《史記》進(jìn)行評點者比比皆是：前后七子標(biāo)舉“文必秦漢”時常常舉《史記》為例，把《史記》視為秦漢之“文”（而不是史書）的代表，其中王世貞還在《藝苑卮言》卷三中把《史記》稱為“圣于文者”；“唐宋派”歸有光對《史記》的五色圈點是從文學(xué)角度點評史書的名作，“唐宋派”另外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唐順之、茅坤亦有《荊川先生精選批點史記》、《史記鈔》，也是以“文”本位對史書進(jìn)行點評。這時還出現(xiàn)了《史記》的許多“評林”本，如凌稚隆之《史記評林》，焦竑選輯、李廷機(jī)注、李光縉匯評的《史記萃寶評林》，陳仁錫的《史記評林》，朱東觀的《史記集評》等。這些“評林”本薈萃了不同時代對《史記》的點評，其中有很多明人點評，加以比較就可以發(fā)現(xiàn)，明人多從文學(xué)角度對《史記》加以評點。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們大談“義法”、“文法”、“筆法”時還是離不開《史記》，《史記》又成了桐城派的古文范本。不僅僅在古文領(lǐng)域，《史記》作為敘事文學(xué)的典范之作還對后世的小說創(chuàng)作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清代學(xué)者趙翼云：“古書凡紀(jì)事及解經(jīng)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之事跡也。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綜觀二十四史，《史記》“五體”（本紀(jì)、世家、列傳、表、書）的名目頗有變更或未必全部具有，例如《漢書》改“書”為“志”、《新五代史》改“書”為“考”，《晉書》新增“載記”，《后漢書》、《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皆無“表”、“志”、“世家”……盡管有著這些變遷，“專記一人為一傳”的紀(jì)傳體體例則是為二十四史無一例外所沿襲的。不僅僅在史學(xué)界，在小說的領(lǐng)域，唐傳奇融“史筆”、“詩才”、“議論”為一體，其“史筆”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xiàn)為對“專記一人為一傳”的摹仿與借鑒。唐代單篇傳奇文以“傳”名篇者很多，有《補(bǔ)江總白猿傳》、《柳氏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廬江馮媼傳》、《謝小娥傳》、《李娃傳》、《東城老父傳》、《長恨歌傳》、《馮燕傳》、《無雙傳》、《虬髯客傳》、《上清傳》、《楊倡傳》、《鶯鶯傳》等。唐人小說集中的作品原來并無標(biāo)題，可是，體例上基本上也都是“專記一人為一傳”。紀(jì)傳體體例對明清小說亦影響甚大：小說作者常常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傳（或單傳或列傳，視具體情形而定。一般而言，長、中篇小說多列傳，短篇小說基本上是以一人之傳作為結(jié)構(gòu)全篇的主要方式），如《水滸傳》的原名為《江湖豪客傳》 《興化縣續(xù)志》卷十三，《儒林外史》是為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立傳，其中為了寄托自已“禮樂兵農(nóng)”的政治理想還為蕭云仙立了傳，為表明“禮失而求諸野”的感嘆而為沉瓊枝、鮑文卿、市井四大奇人立傳。正是因為吳敬梓把自已的作品視為人物之列傳，他才常常以“僅驅(qū)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迄”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的方式結(jié)構(gòu)全篇，以致于有“雖云長篇，頗類短制”之譏，這種情形在明清小說中還可以找出很多；又如《平山冷燕》的結(jié)尾處寫道：“至今京城中俱盛傳平、山、冷、燕為四才子。閑窗閱史，不勝忻慕，而為之立傳云”，這種以人物之傳作為小說題目的情形在明清長、中篇小說中甚為普遍，如《金瓶梅》、《三妙傳》、《癡婆子傳》、《玉嬌梨》、《好逑傳》、《女才子書》、《古今烈女傳演義》、《英云夢傳》、《女仙外史》、《飛龍全傳》、《雪月梅》、《兒女英雄傳》等。紀(jì)傳體體例對明清小說的評點亦頗有影響。茲姑舉幾例以見一斑：列傳始自某王之某年，迄某王之某年，事覆而詳，語俚而顯……是列傳亦世宙間之大帳簿也。（陳繼儒《敘列國傳》）稗官固效古氏史法也，雖一部前后必有數(shù)篇，一篇之中凡有數(shù)事，然但有一人，必為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為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金圣嘆《水滸傳》第三十三回總評）一百八人，人各一傳。（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有一人一傳者，有一人附見數(shù)傳者，有數(shù)人并見一傳者，映帶有情，轉(zhuǎn)折不測，深得太史公筆法。（樵余《水滸后傳》論略）百忙中忽入劉、曹二小傳。（毛宗崗《三國演義》第一回總評）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云長立傳。（毛宗崗《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總評）人但知《三國演義》是敘龍爭虎斗之事，而不知為鳳為鸞為鶯為燕，篇中有應(yīng)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隊里時見紅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傳與美人傳合為一書矣。（毛宗崗《讀三國志法》）《史記》有獨(dú)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卻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nèi)卻又?jǐn)鄶嗬m(xù)續(xù)，各人自有一傳。 （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仿《史》《漢》遺法。（馮鎮(zhèn)巒《讀聊齋雜說》）《史記》的人物傳記還形成了一定的格式：開頭簡述人物的姓氏、家族、鄉(xiāng)里或者外貌、性格等。如“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chǎn)高祖。高祖為人，隆準(zhǔn)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chǎn)作業(yè)?！保ā陡咦姹炯o(jì)》）“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保ā读艉钍兰摇罚皹芬阏撸湎茸嬖粯费?。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于靈壽，其后子孫因家焉。中山復(fù)國，至趙武靈王時復(fù)滅中山，而樂氏后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樂毅列傳》）“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dāng)斬，解衣伏質(zhì)，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guān)，至咸陽?！保ā稄堌┫嗔袀鳌罚S多唐傳奇的開頭皆采取了此種格式，此處只略舉幾例：“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fēng)容，內(nèi)秉堅孤，非禮不可入?！保ā耳L鶯傳》）“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保ā吨x小娥傳》）“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南。太和初，卒于官”。（《冥音錄》）“前進(jìn)士王洙字學(xué)源，其先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xí)業(yè)?！保ā稏|陽夜怪錄》）……有人曾統(tǒng)計，汪辟疆所編《唐人小說》中的七十五篇小說中，“有三十六篇是用典型的紀(jì)傳體方式起頭的。其余各篇雖不如上述例子典型，但仍然是一開始便交待時間、地點、人物，與紀(jì)傳體開篇精神基本吻合” 李少雍《司馬遷傳記文學(xué)論稿》124125頁，重慶出版社，1987。在明清小說中，人物出場之際對人物進(jìn)行介紹時也常常采取此種格式。作為史書，《史記》述人物事跡既要記人之生，又要載人之死，如此方是歷史人物的完整傳記。按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小說完全可截取人物某一段時期的經(jīng)歷，不必對他們的一生作出有頭有尾的交待。可是，唐傳奇在描述人物的主要事跡之后總要有個尾巴，一定要從人物之生寫到人物之死，否則就是以“莫知所之”、“不知所適”、“遂亡其所在”、“后世人莫有遇者”等句式交待人物之結(jié)局。明清小說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甚至某些人物的結(jié)局若未被明確交待還會被認(rèn)為是一種缺漏，如金圣嘆就批評《水滸傳》沒有寫王進(jìn)下落如何，沒有寫欒廷玉如何死是作品中的白玉微瑕。造成這些情形的原因不用說還是由于史記的傳記格式對中國古代的小說有著深遠(yuǎn)影響?！妒酚洝啡宋飩饔浐笠话愣加幸浴疤饭弧毙问匠霈F(xiàn)的論贊，這些論贊或褒貶人物，或表明作傳緣起，或進(jìn)行考證，這樣的格式也影響到了唐傳奇，至于《聊齋志異》篇末的“異史氏曰”那就更加明顯了?！妒酚洝分械脑S多人物和事跡還成為后世小說戲曲取材的對象，而且，因為《史記》塑造人物、描繪事件的典型性，人們在談到某一類型的人物或事件時常常以《史記》中的人物與事件進(jìn)行指代。如說到仗義疏財、結(jié)納人才之士不妨稱之為“賽孟嘗”，說到驍勇驃悍之人不妨稱之為“小霸王”，說到知己不妨稱之為“管鮑之交”，說到暗藏殺機(jī)的聚會不妨稱之為“鴻門宴”，說到別有用心不妨稱之為“項莊舞劍”，說到命薄時蹇常常會提起李廣，談到豪富之人往往以鄧通指代。《史記》的人物事跡還形成了眾多典故，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作品常常會用到?！妒酚洝分械牡涔嗜绱吮姸?，簡直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以至于我們隨便用一些方式編排這些典故居然都能串起來。下面就用“東西南北中”與“一二三四五”把《史記》中的一些典故給串起來。先看一看“東”：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李白《送溧陽宋少府陟》）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 （杜甫《喜晴》）東門有閑地，誰種邵平瓜。注（許渾《下第寓居崇圣寺有感》）知道東門黃犬，不似西山白鷺，風(fēng)月了平生。（葛長庚《水調(diào)歌頭草漲一湖綠》）誰嘆東門獵倦，誰笑南陽舞罷，萬事五更鐘。（劉辰翁《水調(diào)歌頭百千孫孫子》）“東門”的典故出于《史記》的主要有二：一見于《李斯列傳》：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zhí)，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fù)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貪圖富貴，與趙高勾結(jié)謀害了公子扶蘇而立二世胡亥，最后又為趙高陷害。臨刑前，李斯有一番悲嘆。后常常用“東門”之悲、“上蔡”之悲、“東門黃犬”、“上蔡黃犬”、“東門狡兔”、“上蔡狡兔”等表示對仕途險惡、富貴無常的感嘆。一見于《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