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似乎只有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托馬斯麥卡錫（McCarthy，1978）、英國學者約翰基恩（Keane，1984）等寥寥數人有所涉獵。 英語世界在贊嘆哈氏思想體系博大的同時，對公共領域理論的得失進行了多層面的探析。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的克雷格卡爾霍恩認為，《公共領域》一書一問世便招來爭議，并且可能繼續(xù)引發(fā)爭議[10]，但是沒有一本書能產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爾霍恩也指出，《公共領域》的主要缺點是未能地對“古典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和“有組織的”或“當下的”資產階級的后轉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領域一視同仁?！肮愸R斯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評判18世紀，以馬克思和密爾（Mill）的眼光評判19世紀，以典型的郊區(qū)電視觀眾的眼光來評判20世紀?！币虼斯喜]有認真對待20世紀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復其作品中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這正是他對1119世紀的研究所表現出來的特點。相反，他沒有看到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那些既無理性、也無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聳人聽聞的犯罪和丑聞故事的小報。其結果也許是夸大了公共領域在20世紀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眾的復興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此外，公共在大眾傳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領域》一書中所指稱的那么消極，就可選擇的民主性媒介戰(zhàn)略而言，也許其空間比哈氏所意識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國中央倫敦理工專科學校的尼古拉斯加納姆則對公共領域理論持更多的肯定態(tài)度。他將學術界《公共領域》一書的批評歸納如下：（1）哈氏忽視了當代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領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發(fā)展；（2）哈氏將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想化了。近期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場惡性競爭的結構，而這個市場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啟蒙的能夠自由交流的知識分子所控制；（3）哈氏將家庭和經濟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4）哈氏的理性主義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義的公共領域理論；（5）《公共領域》的后半部分帶有鮮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過于倚重阿多爾諾的文化工業(yè)（cultural industries）模式，它夸大了文化工業(yè)控制者的操縱力量，忽視了信息領域中國家干預的公益模式。（6）哈氏的交往行動模式雖然已經成為公共交流的準則，但是它忽視了并非尋求共識的其他交往行動；（7）因此，他在信息與娛樂之間劃上了一條過于鮮明的界線，忽略了兩者的聯(lián)系，這一點在思考當代民主社會中大眾傳媒的角色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Garnham1992：359~360）。 加納姆認為，盡管這些批評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論，然而它們并不能貶低《公共領域》的三大優(yōu)點：（1）它聚焦于大眾公共傳播制度與實踐之間和民主政治的制度與實踐之間經久不變的聯(lián)系；（2）它注重任何公共領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3）它避免了“自由市場/國家控制”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而這種二分法在歐美支配著傳媒方針研究。出于兩個原因，上述優(yōu)點在今天可能比當年更有價值。其一，隨著全球市場一體化的進程和全球性私營經濟中心地位的確立，民族國家的基礎正在動搖；而在傳統(tǒng)上，在民族國家的政治架構內，公民權問題以及傳播與政治的關系等問題和公民權的性質。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經濟和政治，我們必須培育新的政治體制和公共領域。其二，西歐傳統(tǒng)的公共廣播電視體制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有如下特點：市場力量增強；在文化資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務模式；電視機成為越來越個人化、家庭化消費方式的中心；市場上出現享受昂貴的專門化信息和文化服務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質化的大眾性娛樂服務的信息窮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領域從國內轉向國際以及隨之而來的音像新產品的激增；國家電信壟斷產業(yè)的放松管制和私營化；贊助商對體育和藝術的滲透；在削減公共開支的壓力下教育和科研機構轉向私人籌措資金；將經濟效益視為提供公共信息的標準。這一趨勢的結果將改變文化界中市場與公益之間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國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邁克爾舒德森教授則以美國為個案，以公民的政治參與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這兩個公共領域的要件入手，探討了在美國有無公共領域的問題，進而得出了以下結論：在18世紀的殖民地時期，沒有出現今天成為美國政治特點的一般意義上的理性—批判的討論，有政治意圖的騷亂要多于關于政治原則的討論。在19世紀，政治交流并沒有隨著政治參與的實質性進展而變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們根據刊登在報紙上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來推斷18世紀的政治、根據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關于奴隸制度存廢的大辯論來推斷19世紀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關于彈劾尼克松總統(tǒng)的辯論電視直播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討論來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樣不可靠。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時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說開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領域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的美國欣欣向榮，那是缺乏根據的（Schudson,1992：160、146）。針對一些附和哈氏的學者抬高政黨報刊[11]、貶低當代主流商業(yè)性報刊的觀點，舒德森沒有像美國新聞史名家弗蘭克莫特（）那樣，稱政黨報刊時期為“黑暗時期”，并將1830年代大眾化商業(yè)報紙的興起譽之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報刊躲避政治討論和爭議，甚至回避本地新聞。而在1840到1900年間，盡管有不少報紙附屬于政黨，但是報紙上政治討論的內容和新聞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參與程度達到了最高水平。而當代大眾傳媒上的某些專欄和節(jié)目發(fā)表的不同意見在某種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認為，就美國的情形而言，傳媒“今不如昔論”站不住腳，換言之，哈氏對早期報刊有過譽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加納姆一樣，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媒介社會學中心主任漢斯韋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視公共領域理論在當代社會情境下的現實意義。他認為，哈氏的公共領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為基礎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領域需要這樣一個論壇：它對盡可能眾多的人開放，可以在其間表達和交流多種多樣的社會經驗。 2．在公共領域中，各種論點和意見可以通過理性的討論來展開交鋒。這意味著，只有在公共領域首先對于一個人可能作出的各種選擇方案有一種明察的情況下，“理性的”政治選擇才有可能。與此同時，傳媒應該提供盡可能寬廣的解釋框架，以便使該公民也能夠知曉他沒有選擇的方案是什么。 3．系統(tǒng)地和批判性地檢驗政府的政策是這種公眾領域的首要任務。 從以上公共領域的結構特點可以得出以下與傳媒有關的重要結論（Verstraeten，1996：348~349）：（1）公共領域概念決不可以同公共廣播電視法規(guī)混為一談，因為西歐的大部分公共廣播電視公司提供了許多公共領域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