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這個人是否觀看過足夠多的電影。第二，這個人成長過程中與電影院的關(guān)系以及由此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對電影院的感情。第三，這個人看的是那些電影。那么，我究竟看了多少部或說多少部次電影了呢？這確實無從統(tǒng)計了。最近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份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片的目錄，根據(jù)上面列出的影片名單，截止1982年以前的，我最少看了一半。除上譯廠的譯制片我還看了大量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的影片，此外還有國產(chǎn)影片，還有（“文革”前的）原版片（什么《神花寶劍》啦什么《外套》啦什么《巴格達竊賊》和《小島奇聞》啦等等）。而最近若干年，得益于影碟機和D版片，我觀看的電影數(shù)量又有大增，就我而言，觀影的數(shù)量絕對夠格。我這一代人，在影碟機出現(xiàn)之前，所有的電影都是在電影院中觀看的，我與電影院的關(guān)系也就不言而喻。至于我對電影院的感情，這里就沒有必要描述了，因為托爾納托雷在20世紀行將結(jié)束之前，已經(jīng)通過影片《天堂電影院》出色地描述了一代人對電影院的感情，以及在電影院即將從生活中消失時近乎挽歌般的情感。其實，關(guān)鍵還不在于觀看電影的數(shù)量，而在于看了什么電影?！半娪耙淮钡母拍畛鲎試?，一個人能否歸入所謂電影的一代，還必須看這個人觀看電影的范圍是不是具有“國際性”；他選擇的電影是否具有一定的藝術(shù)品位和代表性。作為中國人，我當然看過相當數(shù)量的國產(chǎn)影片，但恕我直言，它們的比重不大，對我一生審美情趣的影響也甚微。影響我一生審美情趣乃至精神生活的無疑是外國電影。電影雖然是一種大眾媒體，但20世紀確實產(chǎn)生了一大批電影藝術(shù)精品，它們堪與20世紀其他藝術(shù)形式的精品相媲美?！　∥疫@一輩子有幸與20世紀最顯赫的藝術(shù)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并且觀看了許多電影藝術(shù)精品，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精神享受。早年我看的大部分是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電影，盡管大部分蘇聯(lián)電影質(zhì)量不近人意，但蘇聯(lián)畢竟是舉世公認的電影大國，曾產(chǎn)生了愛森斯坦、維爾托夫這樣的電影巨匠。蘇聯(lián)電影對我爾后電影趣味的形成無疑起了啟蒙作用。幸運的是，當我十歲左右時，多部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和其他意大利電影就在中國放映。像《橄欖樹下無和平》、《羅馬，不設(shè)防的城》、《羅馬十一點》、《米蘭的奇跡》、《大地在波動》、《警察與小偷》、《如此人生》這些電影，尤其像國際聲譽經(jīng)久不衰的《偷自行車的人》這樣的經(jīng)典影片，在它們作為首輪影片放映時我都看過。何況建國后的前十七年，法國、英國、西班牙、西德、希臘等西歐國家的電影從未間斷過在中國放映，而且我?guī)缀跻徊坎宦涞乜催^。在大量觀看電影的基礎(chǔ)上，我對電影藝術(shù)的鑒賞力逐步趨于成熟。在選擇電影與評判電影的過程中，竟不自覺地傾向于把價值判斷放在首位，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兩者都不偏廢這樣一條電影鑒賞原則?！　∽?979年我得到趙慎之寄給我第一本剛剛復刊的《電影藝術(shù)譯叢》（即后來的《世界電影》）開始，電影理論書籍進入我的生活，大大擴大了我的電影視野，同時卻又讓我面臨一種尷尬：我突然之間知道，有那么多我亟待觀看的影片，但我只能在書籍期刊上“望梅止渴”。這種情況直到六七年前才因DVD影碟機時代的到來和雨后春筍般D版市場的興起而徹底改觀（我要說一句或許會傷害部分中國人民思想感情的話，D版市場至少在適合中國國情這一點上有其積極意義。否則中國人怎么可能接觸到那么多作為世界“先進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優(yōu)秀電影文化呢？）。作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影迷，最近幾年，基本看遍了20世紀所有電影大師的作品。從戈達爾、伯格曼到塔爾科夫斯基、安吉羅普洛斯等等等等，甚至包括貝拉?塔爾的作品。我終于可以說：我的課補齊了?！　‰娪啊斎皇且詺W洲電影為主體的外國電影在我一生的精神生活中占據(jù)了無可替代的地位，如此說來，我自詡為“電影的一代”也就順理成章了。必須聲明，我并不認為“電影的一代”這一稱謂（能算稱謂嗎？）有絲毫榮耀的含義，我只是為自己陳述了一個事實，以便我在陳述自己對上海電影譯制廠配音藝術(shù)無比崇敬之時，使我的陳述更豐滿，因為我對配音藝術(shù)的熱愛是附麗于我對外國電影的熱愛之上的。首先應(yīng)該確定，我是個電影（主要指歐洲電影）愛好者，譯制片作為配音藝術(shù)的載體，我對它的愛好包括在我喜愛的外國電影之中。因為外國電影是一個范圍寬廣得多的概念，并且不能回避一個事實：譯制片中盡管不乏一些優(yōu)秀影片，但大部分有世界影響的經(jīng)典電影卻不在其中。我所看過的塔爾科夫斯基、基斯洛夫斯基、伯格曼、戈達爾、布努艾爾、費里尼等眾多世界級導演的電影都未曾譯制成中文版，可以說中國影迷看的經(jīng)典電影都是原版片。就數(shù)量而言，原版片也比截止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fā)行的譯制片多得多。話要說回來，就我自己而言，正是當年我大量觀看譯制片的經(jīng)驗，熏陶出我爾后堪稱純正的電影趣味。如果沒有譯制片對我的啟蒙，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會與20世紀世界電影文化寶庫失之交臂?！　∠鄬τ谕鈬娪埃g制片顯然只具有派生的意義。上海電影譯制廠的配音藝術(shù)是結(jié)在外國電影之樹上的果實，這顆果實過于碩大，也過于燦爛，以至我在欣賞外國電影與欣賞配音藝術(shù)時既可以兩者（不是正好有譯制片這一名稱嗎，顧名思義，譯制是指翻譯配音；片是指影片——即外國影片）并行不悖，又可以把兩者剝離開來。某些時候，我甚至把對配音藝術(shù)的選擇置于影片之前。年輕時，當兩家電影院一家放映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的影片，另一家放映上海電影譯制廠譯制的影片時，我總是毫不猶豫選擇后者，哪怕后者是我已經(jīng)看過的。這或許曾使我錯過了某些好片子，但我從高水平的配音中得到的藝術(shù)享受完全可以彌補可能的遺憾（有些長春譯制的影片本身是很不錯的，如《排演在繼續(xù)》、《狼窟》、《復活》、《好兵帥克》。但在我以及當時許多譯制片愛好者看來，經(jīng)長春廠一配音，往往好影片也會搞糟）。　　上海電影譯制廠配音班子就像一顆耀眼的鉆石，每一個面都閃光。又可以將它比喻為一個管弦樂團，每個配音演員都代表了一個聲部，很難說哪一個人完全可以被別人取代。邱岳峰那種時而詼諧時而陰郁，世故到勢利程度的聲音使眾多角色的配音非他莫屬。只要一聽到畢克的聲音，無須面對銀幕，一個剛健沉穩(wěn)，有時還足智多謀的男子漢形象一下子就栩栩如生地躍入眼簾。那種華麗，華麗到華而不實程度的角色（《紅與黑》中的德拉莫爾侯爵、《陰謀與愛情》中那個王爺?shù)氖虖?、《王子復仇記》中那個奧司力克）如果不找尚華，恐怕就到不了味兒?！般~錘老生”的角色（《陰謀與愛情》中的王爺、《中鋒在黎明前死去》中的“收藏家”、《偷東西的喜鵲》中的斯卡林斯基公爵、《罪惡之家》中那個神秘的探長）少了楊文元足以造成十幾年的缺憾。胡慶漢那含蓄和有時透露出不祥預兆的古典味兒（《第六縱隊》和《巴黎圣母院》的旁白和《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叫人多年難以釋懷。比敦實比憨厚誰能比得過于鼎。而風流倜儻這句成語似乎就是為童自榮的角色特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更有李梓、曹雷和丁建華，前者角色類型的跨度之大簡直叫人不可捉摸，曹雷的高貴端莊令人肅然起敬，丁建華的聲音又總是能甜到人心里。　　遺憾的是，一種文化形態(tài)是以特定的時代背景為基礎(chǔ)的，一旦某種特定的時代背景消失了，與之相適應(yīng)的文化形態(tài)也會隨之消失。因此，文化只具有形態(tài)學上的意義，而無什么進步先進可言，尤其對于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一個個生命個體純屬生理特征的配音藝術(shù)，更是如此。這里牽涉到他們各自生理條件相互之間“個體的不可互換性”和不可替代性。具體說，邱岳峰的“配音形態(tài)”能進步成什么配音形態(tài)，誰能回答？消失了就永遠消失了，我們至多也只能重溫。我個人認為，上海電影譯制廠的配音藝術(shù)已經(jīng)成為一個歷史的范疇，正如電影經(jīng)歷了一個世紀的輝煌現(xiàn)在很難期待它發(fā)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一樣，譯制片在21世紀也一勞永逸的成為明日黃花。會繼續(xù)有翻譯片發(fā)行出來，也會培養(yǎng)出個別優(yōu)秀的配音演員，但那個大師輩出的時代，那個以邱岳峰、畢克、尚華、胡慶漢、于鼎、楊文元、富潤生、程引、李梓、趙慎之、張同凝、曹雷、孫道臨、程之、林彬等配音大師為代表的譯制片的黃金時代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甚至自伍經(jīng)緯、劉廣寧開始而被喬臻、丁建華、童自榮、楊純成、施融等較為年輕一代的配音藝術(shù)家推向極致的譯制片的白銀時代似乎也已一去不復返。這種一去不復返的無可奈何，正是由于所有這些人的不可取代性所決定的（按：一，上譯廠所有配音演員的名字對我太親切了，盡管我力戒自己羅列他們的名單，我卻克制不了，不過還是省略了不少配音演員的名字。二，名單中有孫道臨、程之、林彬的名字，除孫道臨因給王子哈姆雷特、《白癡》中的梅思金公爵和《基督山伯爵》中的基督山伯爵的出色配音而廣為觀眾熟知外，較為年輕的愛好者也許不太熟悉后兩個人。他們都是故事片廠的演員，并多次參加譯制片的配音，我后面要專門談到他們）。　　　　四　　我一生中，除了與趙慎之有過彌足珍貴的交往外，還與畢克、伍經(jīng)緯、胡慶漢有過——怎么說呢？姑且就稱之為“短暫的”——接觸，與邱岳峰也有過一次間接的接觸?；貞涍@幾件往事盡管不免令自己有些赧然，但幾年后趙慎之給予我的禮遇，已讓我得到了足夠的補償，且事隔多年，說說也無妨。　　1962年12月初，我第一次獨自一人去上海，有兩個目的，一是想去聽上海音樂學院建院三十五周年校慶期間舉辦的交響音樂會，（我當時是寧愿夜晚受凍也要省出一圓二角錢買張票聽交響樂的。我如愿以償?shù)厝ド虾Ｒ魳窂d聽了音樂會。音樂會演奏了《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和由沈榕擔任獨奏的小提琴協(xié)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它們分別由楊嘉人教授和黃曉同指揮）。第二個目的就是去譯制廠“朝圣”。這次“朝圣”期間，除使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近距離接觸了兩位配音演員外還與邱岳峰有過間接接觸。事情是這樣的：由于少不更事，我當時寫了一封未指明具體收信人的信，到梵皇渡路譯制廠門口請傳達室的師傅將信交給配音演員——任何一位配音演員都可以。信的內(nèi)容無非是講我對配音藝術(shù)的喜愛和對配音演員的崇拜。信里甚至異想天開地提出要自費到譯制廠當學徒以期將來從事配音工作的請求。那個時代還真有意思，傳達室的師傅還真的把信拿進廠里轉(zhuǎn)交去了。因為我說過要等待回音，也就得以在生了爐子的傳達室里等待“接見”。在等待期間，我以肅然起敬的目光“瞻仰”著每一個進出大門的人，深知他們都可能是我心儀已久的配音演員。果然，傳達室的師傅叫住了一個棒棒的，大約三十歲上下，身著藍色中裝棉襖的人，對他說：“你的《劇本》到了”。那位身著藍色中裝棉襖的人應(yīng)聲道：“嗷，《劇本》到了，我最喜歡《劇本》了”。這句話我?guī)缀跻粋€字也未記錯，我還清楚地看到他在一本簽收簿上簽上了伍經(jīng)緯三個字。伍經(jīng)緯是當時譯制廠的看家“小生”，也是經(jīng)常與劉廣寧甚至李梓搭檔的配音演員。這么比吧，他就相當于后來的童自榮。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他，也是我第一次親眼目睹由于總是只聞其聲，不見其面而顯得神秘的配音演員。“我當時的幸福感就甭提了”。我想，如果伍經(jīng)緯看到這個帖子，一定會為我作證，1962年他確實訂閱過《劇本》?！　∵^了蠻長時間（顯然曾有人仔細看了我的信），接待我的人終于來了。來的人四十歲上下，瘦高個兒，臉盤比較瘦削，也是身著藍色中裝棉襖。由于激動，我平時那種敏銳的聽覺不知跑哪去了，當時竟沒依據(jù)聲音分辨出他是誰（我曾問他：“請問您是誰？”他笑著對我說：“這個你就不必猜測了”）。我曾誤把他當成楊文元，直到多年之后看到了畢克的照片，我方才恍然大悟，那不就是畢克嗎！那么明顯的鼻音我怎么就沒聽出是他！他說話和藹，先是夸獎一番我的愛好和志向，繼而告訴我上譯廠是世界唯一的專業(yè)電影譯制廠，要求很高，配音演員必須從電影學院畢業(yè)。他說：“你如果對配音工作感興趣，可以報考電影學院，爭取將來到我們廠來”。當然，此話只是安慰我而已，他一眼就看得出我遠不是那塊料?；叵肫饋?，那次見面時間不少于半個小時，盡管結(jié)果是我只能悻悻而去，但總算平生第一次與上海電影譯制廠的配音演員近距離的接觸。正是這個跟我談過話的人，若干年后運用自己的嗓音和高超的配音造詣創(chuàng)造了渡丘檢察官、波洛探長等中國電影觀眾永不忘懷的藝術(shù)形象?！　【驮谕惶?，一種不知天高地厚導致的不識相竟促使我在一座公共電話亭里撥通了譯制廠的電話。我指名要邱岳峰接電話，稍傾，話筒里傳來邱先生那熟悉的喉音。通話時間不長，我照例是一番自我介紹和表白，并要求與他見一面。我問他家住哪里，他回道：“我家住南昌路”。當我繼續(xù)問在南昌路的具體地點并請求去他家與他見面時，他立即在電話里回答：“嗷，不行，不可能”電話立即掛斷了。記得當時我面部一陣火燒火燎，一種被“名人”拒絕的委屈與懊惱油然而生。盡管這樣，也未妨礙我在此后兩天長時間徘徊在南昌路上，倒不是我仍心存僥幸想見到邱先生，完全是出于我對邱先生超出常理的崇拜，使我久久不愿離開這條在我眼里就坐落著一座使徒居所的街道。多年以后，我十分慶幸當時邱岳峰斷然掛斷了電話；慶幸我當時受到的“冷遇”。因為，就在整整三年后，我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送到南京龍?zhí)侗O(jiān)獄，總共在監(jiān)獄待了十五年（包括戴反革命帽子，留場繼續(xù)改造的六年），直到1980年才平反。而且我也是后來才知道邱先生曾長期遭到不公正待遇。如果1962年邱岳峰真的約我見了面，哪怕只有次把次一般性交往，沒準兒“文化大革命”中都可能會給他招惹極大的麻煩，也可能后果不堪設(shè)想；沒準兒也就不會有羅切斯特先生那震撼無數(shù)中國觀眾的空前絕后的經(jīng)典之作了，這一點我現(xiàn)在想想都后怕（絕非聳人聽聞，我本人及我周圍一大批年輕人，在“文革”期間都成了南京的反革命要犯，被處以死刑的多達五人。而且?guī)缀鯚o一例外都是譯制片的熱烈愛好者。其中張稼山和李立榮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上譯廠配音藝術(shù)評論家”。我至今也搞不懂，我們這些整天沉溺于古典音樂、歐美文學和譯制片的浪漫青年——充其量，發(fā)過一些現(xiàn)在看來根本不算回事兒的牢騷——怎么一下子都變成了吃鐵咬鋼的洪水猛獸；我們醉心其中的文學書籍和電影膠片又怎么可能變成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甚至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屠刀！）?！　”容^起來，我與胡慶漢的見面要體面得多。1980年初冬，南京各大電影院放映法國影片《悲慘世界》（我非常喜愛雨果的原作，但對拍成的電影卻不大以為然），該片在青年學生中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這可能是因為許多人事先曾閱讀過這部小說。胡慶漢由于給影片《悲慘世界》的主角冉?阿讓配音，一下子成了當年譯制片愛好者心目中的偶像。我搞不清主辦單位是哪個，似乎是特地邀請胡先生在南京與觀眾見面，其中包括到南京大學與青年學生見面。我的印象里，代表南京大學接待胡慶漢的是當時外文系英語專業(yè)二年級一個叫胡波的同學。我聞訊胡先生來南京大學，特地趕到南大，乘“活動”間隙，我在外文系教學樓的一間教室里見到了被好多學生圍住的胡慶漢。記得他是穿一件短呢大衣，給我的印象是：他本人就像他配音時的聲音一樣溫和含蓄，不時回答一些問題。我上前向他打了招呼，作了自我介紹，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