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果關系的理由是根據病歷資料未見被害人有“典型外傷性耳聾”的癥狀和體征，但本案討論的焦點在于被害人“聽力下降”與外傷間的因果關系，“聽力下降”與“典型外傷性耳聾”是兩個概念。根據《人體輕傷鑒定標準》第條，聽力下降一定程度即構成輕傷，而被害人藺某左耳聽力確已下降，不能以被害人不具有“典型外傷性耳聾”的癥狀和體征，來認定其不具有外傷性“聽力下降”的癥狀和體征。對于被害人左耳部是否遭到外傷，應當綜合案件證據來認定。三、沈某過失致魏某重傷案（一）基本案情沈某因其子述說被人多次攔截毆打索財，遂接送其子上學。2007年11月16日14時許，沈某在學校門前目睹其子被魏某攔截索財，即上前質問并毆打魏頭面部后，扭住魏左臂送往公安機關，致魏左臂受傷。（二）司法鑒定經過第一份鑒定：2007年12月24日，接受偵查機關委托，白銀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兩名法醫(yī)對被害人魏某傷情程度進行鑒定，認為，魏某左肱骨、左橈骨骨折，根據《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第二十五條之規(guī)定，左臂傷情構成輕傷。頭面部軟組織挫傷屬輕微傷第二份鑒定：2008年6月30日，經被害人魏某申請，偵查機關委托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yī)院做重新鑒定，認為，“被鑒定人于2008年6月16日來院檢查，左肱骨髁上骨折，目前左肘關節(jié)僵直于半屈位，伸屈活動度為0度。根據《人體重傷鑒定標準》第八條（二）之規(guī)定，屬重傷。頭面部軟組織挫傷屬輕微傷”第三份鑒定：2008年11月17日，在審判環(huán)節(jié)，經被告人申請，法院委托甘肅政法學院司法鑒定中心重新鑒定，認為，“根據法醫(yī)學文證審查，2007年11月16日魏某被他人致傷，左臂骨折，情況屬實。參照《人體輕傷鑒定標準（試行）》第三章第二十一條‘傷及感覺神經’、第二十五條‘四肢長骨骨折’的規(guī)定，魏某傷情分別屬輕傷。頭皮挫傷為輕微傷?！保ㄈ┰V訟結果本案偵查機關以沈某之行為涉嫌故意傷害犯罪移送審查起訴。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沈某系目睹其子被魏攔截索財而對魏頭面部實施了普通毆打行為，繼而扭送魏至司法機關過程中，處置失當反扭魏左臂，致成左臂傷情。被告人沈某應當預見其反扭左臂的行為可能危害魏某的身體健康，但因疏忽大意而未預見，其主觀上的罪過形式表現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公訴機關以沈某之行為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提起公訴。審判機關認為公訴機關對本案定性準確。但經重新鑒定，被害人的傷情又被評定為輕傷。因過失致人輕傷行為不構成犯罪，本案第三份社會司法鑒定機構所做的輕傷鑒定再次引起了當事人之間、司法機關之間、當事人同司法機關之間關于本案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爭執(zhí)。雙方當事人均情緒不穩(wěn)，四處上訪，對案件處理過程都不滿意；檢法之間也對本案在審判環(huán)節(jié)啟動重新鑒定程序有無必要、重新鑒定機構是否適格、該重新鑒定結論是否科學正確、是否應當被采信意見不一。最終，因社會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第三份鑒定結論存在嚴重瑕疵未被采信，省級人民政府出具的第二份鑒定結論因其鑒定過程合法、鑒定結論客觀公正被一審法院采信，據以定罪下判。一審宣判后被害人一方以本案定性錯誤應當以故意傷害罪定性為由提請檢察機關抗訴，未被支持，即以一審判決民事部分錯誤、重新鑒定程序不合法為由提出上訴；被告人以一審判決采信重傷結論不當，應當根據輕傷結論判決其無罪為由提出上訴。2009年5月18日，終審裁定書認定：原審法院判決被告人沈某犯過失致人重傷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及適用法律準確，量刑和民事賠償適當，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終審裁定認為原審法院委托甘肅政法學院重新鑒定并未違反程序規(guī)定。（四）評析鑒定文書存在的問題甘肅政法學院司法鑒定中心承擔本案法醫(yī)臨床鑒定的鑒定人資質不適格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第九條二款之規(guī)定，鑒定人和鑒定機構應當在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名冊注明的業(yè)務范圍內從事司法鑒定業(yè)務。本案對被害人傷情程度的鑒定屬于法醫(yī)類鑒定中的法醫(yī)臨床鑒定。甘肅政法學院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這份[2008]甘政司[法]鑒字第（121）號《法醫(yī)鑒定書》，署名的鑒定人為俞發(fā)榮、石恩林、魏克強。根據公布的《甘肅省國家司法鑒定人和司法鑒定機構名冊》，甘肅政法學院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人俞發(fā)榮執(zhí)業(yè)類別為物證類鑒定中的微量物證司法鑒定，鑒定人魏克強執(zhí)業(yè)類別為物證類鑒定中的文書司法鑒定，只有鑒定人石恩林執(zhí)業(yè)類別是法醫(yī)類鑒定中的法醫(yī)臨床鑒定，符合本案要求。因鑒定主體不適格這份鑒定結論不能被當作證據使用。鑒定行為不規(guī)范被害人魏某入院時的原始病歷已記載傷處神經受損，人體重傷和輕傷標準均在總則中要求損傷程度鑒定包括損傷當時原發(fā)性病變、與損傷有直接聯系的并發(fā)癥、以及損傷引起的后遺癥。作為專業(yè)人員的法醫(yī)應當知道傷時神經受損則應對預后療效、傷肢恢復情況進行活體檢查，以確定是否存在功能障礙的后遺癥，卻未做活體檢查。而本案被害人魏某確因左臂骨折、神經受損遺留了關節(jié)僵直在功能位、屈伸度為0度的后遺癥。甘肅政法學院司法鑒定中心鑒定人鑒定行為不規(guī)范，未做活體檢查，對被害人外傷有無引起功能損傷漏檢，該鑒定結論不具有證明價值。 [3]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上卷、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審判機關訴訟行為違法本案第二份鑒定是省級人民政府指定醫(yī)院所做的“醫(yī)學鑒定”，依據刑訴法第120條2款之規(guī)定對人身傷害“醫(yī)學鑒定”有爭議的，應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醫(yī)院進行重新鑒定。審判機關委托社會司法鑒定機構重新鑒定，訴訟行為違法。第二章 對《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進行法律分析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頒行以后，司法部以《決定》為依據發(fā)布了《司法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和《司法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公安部以《決定》為依據發(fā)布了《公安機關鑒定機構登記管理辦法》和《公安機關鑒定人登記管理辦法》，形成了社會司法鑒定機構和偵查機關鑒定機構并存的司法鑒定體制。[4]《析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管理體制改革》作者：潘廣俊 浙江省司法廳期刊2005第2期。應當說《決定》在確立統一司法鑒定體制、明確鑒定主體準入資質方面所起作用明顯。但適用《決定》而導致司法實務中人身傷害案件重復鑒定問題屢屢發(fā)生，案件難以平穩(wěn)處理的客觀實際也是不容忽視，這從以上筆者擷取的3起典型案例可見一斑。在此，筆者對《決定》確立的司法鑒定體制試做法律分析。一、《決定》確立的統一司法鑒定體制值得肯定《決定》施行前，刑訴法第120條2款確立了“醫(yī)學鑒定”的概念，何為“醫(yī)學鑒定”？傳統上認為醫(yī)院中具有專門知識的從醫(yī)人員出具的鑒定結論為“醫(yī)學鑒定”，以有別于設置在偵查機關的法醫(yī)所出具的“法醫(yī)鑒定”。而《決定》的出臺又確立了“司法鑒定”這一法律術語。通觀《決定》全文可知，這里的“司法鑒定”是指在登記注冊的司法鑒定機構中從業(yè)，并且屬于列入鑒定人名冊的鑒定人，其接受委托出具鑒定結論的訴訟行為?！稕Q定》頒行以后，我國人身傷害案件的鑒定體制在表面上來看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醫(yī)院具有專門知識的從醫(yī)人員接受司法機關委托所做的醫(yī)學鑒定體系[5]《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設置在偵查機關的法醫(yī)鑒定體系[6]《公安部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79條。[7]《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0條。、登記注冊的社會司法鑒定機構中列入名冊的鑒定人接受司法機關委托所做的司法鑒定體系[8]《司法鑒定有關管理規(guī)定》作者：遵化司法醫(yī)學鑒定中心。但通過對社會司法鑒定機構中列入鑒定人名冊的鑒定人的職業(yè)身份進行深入分析我們會發(fā)現，這些鑒定人在社會司法鑒定機構中的執(zhí)業(yè)行為只是兼職，他們的固定職業(yè)身份既有各法學院校、醫(yī)學院校中具備專門知識的研究人員、專家學者，也有各醫(yī)院中具備專門知識的從醫(yī)人員。這些醫(yī)院從醫(yī)人員經登記列入鑒定人名冊，受某一社會司法鑒定機構統一管理，在接受司法機關委托進行司法鑒定時，身份已變成該社會司法鑒定機構中的執(zhí)業(yè)人員，其出具的鑒定結論應當被稱為“司法鑒定意見”，而不能再被稱為“醫(yī)學鑒定意見”。這就說明，刑訴法確立的“醫(yī)學鑒定”制度因出具鑒定意見的從醫(yī)人員身份的變化而將逐漸走向式微。雖然刑訴法119條的規(guī)定還未被修正，司法機關依據該條規(guī)定委托未登記列入鑒定人名冊的有專門知識的人員進行鑒定還未被基本法律所禁止，但因《決定》明確規(guī)定國家對從事司法鑒定業(yè)務的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實行登記管理制度，經登記的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從事鑒定業(yè)務是大勢所趨，刑訴法在這一制度上的修正也只是時間問題。此外，《決定》第二條以三款敘明表述和一款彈性規(guī)定的方式對訴訟中需要做司法鑒定的事項做了詳細界定，基本上涵蓋了刑事訴訟中可能發(fā)生的一切需要鑒定的情形。這表明《決定》賦予了社會司法鑒定機構和偵查機關司法鑒定機構承擔解決人身傷害案件專門性問題的職責。除此之外，其他的鑒定人員已無存在必要，也失去了從事鑒定業(yè)務的空間。綜上，原先涇渭分明的“醫(yī)學鑒定”和“司法鑒定”，在《決定》設置的鑒定體制中實質上是合二為一了?！搬t(yī)學鑒定”這一法律術語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由“司法鑒定”取而代之。目前，有權出具“司法鑒定”的機構只能是經司法行政部門和公安部門登記注冊的社會鑒定機構和公安機關鑒定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決定》第七條規(guī)定：“偵查機關根據偵查工作的需要設立的鑒定機構，不得面向社會接受委托從事司法鑒定業(yè)務。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不得設立鑒定機構”。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承擔著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偵查職能，履職過程中也會發(fā)生《決定》第二條規(guī)定范圍的鑒定事項。但目前還未見到檢察機關依據《決定》整合自身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的消息。[9]《關注刑事訴訟法修改》作者：謝佑平 西南政法大學學刊2008年第3期。[10] 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上卷、下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二、《決定》導致多次鑒定、重復鑒定的原因從立法技術角度講，一項完整的法律規(guī)范應當包括制度設立和糾紛解決。《決定》創(chuàng)立了統一的司法鑒定體制，相應地也應當設置對司法鑒定有異議情況下的解決機制，但是很遺憾，《決定》對此未做全面、明確規(guī)定?？v觀《決定》全文，涉及糾紛解決機制的條文只有第九條：“在訴訟中，對本決定第二條所規(guī)定的鑒定事項發(fā)生爭議，需要鑒定的，應當委托列入鑒定人名冊的鑒定人進行鑒定”。應當認為，《決定》第九條正是多次鑒定、重復鑒定的始作蛹者。理由如下：《決定》規(guī)定各個鑒定機構之間沒有隸屬、層級關系各司法鑒定機構同一級別，沒有相對權威的鑒定機構，這雖然符合鑒定結論科學性、技術性特征，但是在鑒定結論引發(fā)分歧時，因缺乏權威技術鑒定機構定分止爭，僅憑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