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及其相容性(編輯修改稿)
2025-05-14 05:06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受知識產權制度的條件和環(huán)境。沒有工業(yè)化的大規(guī)模生產，文盲占大多數，加上戰(zhàn)亂和改朝換代，使得知識的傳播有限，知識產權的侵權情況也就不足以使中國百姓感到有法律保護的需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特別是近20年來，雖然具備了大規(guī)模生產知識的條件，文盲人口也大大減少，但意識形態(tài)和所有制觀念與現代知識產權的概念還有相當距離。另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傳統(tǒng)儒家思想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宗旨背道而馳。中國士大夫以“偷”書和被“偷”書為榮[8]，新中國文化工作者是為國家和人民而寫作，哪里會為什么“產權”而對簿公堂呢？他認為植出國家強行灌輸、植入國家盲目照搬也是使知識產權法不能適應中國特殊時代和環(huán)境而夭折的原因之一。 安守廉所說的，實際上還是制度相容性的問題。在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相容性首先是指它與其它政治經濟環(huán)境和軟、硬制度之間的一致性。中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移植而來，屬于“政府推進型”而不是“需求誘發(fā)型”的，而發(fā)達國家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則是需求誘發(fā)型的。在這些國家，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為制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有利的環(huán)境和對創(chuàng)新進行確認，是創(chuàng)新的“調速器”，這和由政府通過命令或法律強制推行的制度變遷完全不同。需求誘發(fā)性制度有較高的相容性，國家法律、政令、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tài)之間有較高的一致性，制度的績效比較高，而政府推進型制度的相容性則比較低，法律、政令等“硬”制度與宗教、倫理和家庭等“軟”制度與價值信念、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tài)等等思想層面的“軟”制度之間往往存在桎梏，法律制度難以發(fā)揮實際的作用，制度運行的成本偏高，法律失效的情況比較突出。這里存在一個“路徑依賴”問題，亦即制度變遷在改變原有制度軌跡的同時又受原有制度的制約，需要制度體系中創(chuàng)新的部分與其他部分間保持協調。在政府推進型制度變遷中，易于由政府主導強制變遷的法律和政令等制度與變遷慢且政府不易主導的非約束性制度間的相容性問題十分突出，政府主導變遷的法律和政令間也存在相容性問題。國家法律、政令、倫理道德、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tài)間是處于互相適應還是互相矛盾的狀態(tài)，以及制度是否適應于國內國外環(huán)境，是制度移植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在中國，知識產權制度與傳統(tǒng)價值觀的不相容是顯而易見的。在古代中國，“偷”書不算“偷”，偷者和被偷者（抄襲者和被抄襲者）都或多或少地以“竊書”為榮，而且中國人還常常利用“反向假冒”來擴大自己的著作的影響。與將他人的著作據為己有或擅自印行相反，古代中國知識分子有時會將自己的著作署上他人的名字，因而產生了一些不朽的“偽作”，這些偽作的真實作者始終是個謎。[9]另外，中國人往往“述而不作”，通過對前人著作的潤色、編纂來闡釋自己的觀點（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許多著作往往經歷多人之手，并非成于一人一時，要確定其著作權十分困難。再者，傳統(tǒng)知識分子認為著書立說是“代圣人立言”、“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神圣事業(yè)，不是營求物質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說他們關注的是著作的社會效益而不是經濟效益，他們頭腦里缺乏著作財產權觀念。在他們那里，知識與經濟沒有多少“相容性”或“一致性”。 其次，在一個發(fā)展中國家，在溫飽問題剛剛解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問題尚未完全解決的國度，相對薄弱的經濟基礎難以支付保護知識產權需要的高昂費用，存在知識產權制度與經濟發(fā)展之間的一致性問題?？傮w上我們可以肯定“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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