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因》(1 97 6)而名噪一時。在這本通俗讀物中，道金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出發(fā)點，通過對生命起源、遺傳機制的論證，確認成功基因的一個突出特性是其無情的自私性?；蜃运叫酝ǔе聜€體行為的自私性。此外，道金斯還詳細論證了動物的自私行為與利他行為；遺傳學上的自私的定義；侵犯行為的進化；親屬選擇理論；性比率說；相互利他主義；欺騙行為和性差異的自然選擇，補充和驗證了前人的理論。然而本書新穎之處還在于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覓母說。 道金斯認為，人類是與眾不同的物種。在動物中，只有人類受文化，也受后天獲得的以及繼承下來的影響的支配。人類文化的傳播有一點和遺傳相類似，即它能導致某種形式的進化，盡管從根本上說，這種傳播是有節(jié)制的。語言就是通過非遺傳的途徑進化的，而且其速率比遺傳進化快幾個數量級，時裝、飲食習慣、儀式和風俗、藝術和建筑、工程和技術等所有這—切在歷史的長河中都在不斷進化，其方式看起采好像是高速度的遺傳進化，但實際上卻與遺傳進化無關。道金斯認為。雖然親屬選擇和有利于相互利他行為的選擇很可能對人類的基因發(fā)生過作用，從而形成了我們的許多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傾向。但是，它們不足以解釋諸如文化，文化進化以及世界各地人類各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等這些深刻的、難以解決的問題。（15）因此。必須首先把基因拋開，不能把它作為人類進化理論的唯一根據，基因在此起—個類比的作用。 道金斯認為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能夠復制自己的拷貝。以此入手，他在文化中假定了一個起類似作用的復制基因，他為這個新的復制基因取了—個名字：覓母。覓母是能表達作為—種文化傳播單位或模仿單位的概念。 曲調、概念、妙詞、服裝等的方式都是覓母。就象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繁殖一樣，覓母通常是以模仿的方式，從一個腦子轉到另—個腦子，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16）所以在道金斯看來，腦子是覓母的宿主，也是傳播覓母的工具。人類的一些自覺的預見能力似乎也歸因于覓母的進化。 道金斯認為覓母具有基因的特點。覓母和基因常常相互支持，相互加強。自然選擇有利于那些能夠為其自身利益面利用其文化環(huán)境的覓母。這個文化環(huán)境包括其他的覓母。它們也是被選擇的對象。因此，覓母庫逐漸取得一組進化上穩(wěn)定的屬性，這使得新的覓母難以入侵。 “我們是作為基因機器而存在的，我們與生俱來的任務就是把我們的基因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保?7）但是，每傳一代，基因要減少一半，這樣，它們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直至達到無足輕重的程度。而有的覓母卻是永盛不衰，歷久而彌堅，這是基因無法比擬的。 由于覺得人類受制于自私的基因，為了糾正這種可能的傾向，道金斯創(chuàng)造出“覓母”這個詞，可謂用心良苦。他讓人類受制于基因與覓母兩重束縛．但又認為“在這個世界土，只有我們，我們人類，能夠反抗自私的復制基因的暴政”。（18）道金斯在社會生物學家中第一個慎重提出除基因外，文化也影響著人的天性。這一創(chuàng)舉為威爾遜后來提倡的基因——文化協(xié)同進化提供了基礎。 三、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思想 在社會生物學的發(fā)展史上，早期較為著名的研究者有漢密爾頓（Homilton，.）、特里弗斯（Trivers，.）、史密斯（Smith，.）與道金斯（Dawkirvs，R.）。從整體來看，這四個人的研究都對社會生物學的思想產生了非同凡響的影響。但是，社會生物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則是被譽為社會生物學之父的威爾遜。 威爾遜（Wilson,. 1929－）是現(xiàn)代科學中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他一手促成了社會生物學這門學科的創(chuàng)立。威爾遜在七十年代撰寫的三部曲：《昆蟲社會》（1971）、《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1975）、《論人的天性》（1978）可謂是其早期社會生物學思想的精華所在。在威爾遜看來，社會生物學的“目的”在于獲得關于整個社會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會生物學的真正新穎之處是它的“方法”：從生態(tài)行為學和心理學的傳統(tǒng)模型中提取關于社會組織的重要的事實，然后在群體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態(tài)學和遺傳學的基礎上重新組合，以說明社會群體是如何通過進化來適應環(huán)境的。威爾遜信奉盧梭的這樣一句名言：“研究‘人們’須從‘近’處看，研究‘人類’則必須從‘遠’處看?！盵威爾遜：《論人的天性》，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頁。]社會生物學的這種宏觀的看法，確實有著某些優(yōu)越之處。 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思想，是他對漢密爾頓、特里弗斯等早期社會生物學家的理論與經驗的吸收與豐富，也是他自己長期從事動物學研究的成果，以及對人類自身處境的積極思考。（一）基因選擇論與決定論 進化以自然選擇為動力，自然選擇則以適者的有差別的生存為基礎。然而我們所討論的適者是個體、還是種屬或者其它什么呢？自然選擇的單位是什么?又在什么水平上起作用?威爾遜提出了這些實實在在耐人尋味的問題。 達爾文當年把有機體作為自然選擇的單位，就是個體的差別性生存。現(xiàn)代綜合進化論認為自然選擇的單位是群體，一個群體，如—個物種或一個物種中的種群，如果它的個體成員為了本群體的利益準備犧牲自已，這樣的—個群體要比與之競爭的另—個群體，如果這個群體中的個體成員把自己的自私利益放在首位，那么滅絕的可能性要小。威爾遜認為自然選擇主要發(fā)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選擇的基本單位既不是物種也不是群體，嚴格地說也不是個體而是基因。因此，適者生存實際上就是最適的基因的生存。從發(fā)生在最低水平的選擇出發(fā)明確更好地解釋進化論——不僅能很好地闡釋生物的進化，而且能解釋生命起源進化。 原始生命的復制基因要具備三個條件才能經得起自然選擇的嚴酷考驗。 這三個條件是：本身生存的時間較長（長壽）；復制速度較快（生殖力）；復制較準確。 這三個條件就構成了穩(wěn)定品種，而穩(wěn)定者生存。穩(wěn)定者生存及穩(wěn)定者所需的三種條件， 我們應牢牢記住。這是基因選擇學說的基本原理。 自然選擇是一種過程，它憑借一定的基因在后代中獲得表達來完成，這些獲得表達的基因比之于染色體相同位置上的其它基因優(yōu)越。威爾遜認為，有機體不是為了自己而活著，其基本功能只是繁殖基因。因此“有機體的個體僅僅是基因的運載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擾動范圍內保存和傳播基因的那種精巧裝置的組成部分?！庇纱?，他提出了社會生物學的基本命題，“有機體只是DNA制造更多的DNA的工具?！?3)這個觀點從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著名格言“小雞只是一個雞蛋制造另一個雞蛋的工具”演繹而來。 基于這個命題就可以解釋；“被定義為降低個體適應性的利他主義，如何能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基關鍵就是親屬關系。如果引起利他主義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緣關系而被兩個機體分載，并且如果一個機體的利他主義行為增加這些基因對第二代的共同貢獻，那么利他主義傾向就會傳遍整個基因庫?！?4) 基因作為社會生物學的研究起點，不僅是遺傳的基本單位，也是自然選擇的基本單位。根據威爾遜的觀點，生物的各種生命活動與各種行為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基因，都能由基因得到解釋。用基因解釋人類的行為是威爾遜早期社會生物學的上的理論基本觀點。由此，我們的社會——包括倫理、宗教、性行為、戰(zhàn)爭甚至同性戀和利他行為都會受到遺傳控制。 威爾遜反對極端環(huán)境論“文化造就人”的觀點。他更加相信杜布斯基的觀點。杜氏認為，人類遺傳并沒有被人類文化所消除，人類的遺傳仍是人類的基礎，它能使人表現(xiàn)各種所謂社會和文化的行為。因此，如果要了解人，就必須洞察人類基因的活動和人類的基因庫。（5）所以在威爾遜看來，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在于人類社會行為是由遺傳決定，而在于遺傳決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他甚至進一步肯定遺傳起著決定性作用。（6）他列舉了猩猩的許多行為，經過證明人類行為中較普遍的形式與哺乳動物是一樣的，甚至更特別具有靈長類的特征。（7）并由此演繹出：人類社會行為是由那些與人類密切相關的物種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類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8）這個觀點的中心思想是人與動物有連續(xù)性，此其一；其二，人類具有特殊性。威爾遜由此反駁了“人類已完全擺脫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達到了僅僅受文化制約的程度”這一假說。 (二)、論人性 社會生物學的研究對象既包括動物的社會行為，也包括人類的社會行為。從綜合的角度出發(fā)，社會生物學強調了各種動物社會與人類社會的比較，目的在于創(chuàng)立和檢驗關于社會行為的潛在遺傳基礎的理論。 威爾遜反對有關人類行為的兩種極端解釋。一種極端解釋就是洛倫茲（Lorentz，K.）的觀點，認為人類受一種侵犯本能的支配，這種本能必須得到周期性的發(fā)泄，戰(zhàn)爭、球賽都是這種本能的渲泄。因此，人是一種侵犯性的物種，而侵犯行為具有適應環(huán)境的機能。另一個極端就是行為主義學派，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他們假設人類只是由獎賞、懲罰和其他少數幾種基本學習規(guī)則所鑄成的刺激──反應的機器。威爾遜批評這兩種理論都失之偏頗。盡管人具有攻擊的本能，但絕不是嗜血成性、殘忍好殺的、最推崇暴力的動物。與其它動物相比，人類的相互殘殺率很低。而且，人類攻擊性的暴力形式并非都是人類本能沖動周期性的壓抑的表現(xiàn)形式。他認為通過社會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可以產生一條研究人類、洞察人類精神的機制及其歷史的新途徑。 1. 攻擊性 社會生物學認為，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先天傾向。即用非理智的仇恨對外來的威脅作出反應，并使敵意逐漸升級去征服威脅，以確保自己的廣泛安全。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這樣設計的：使我們傾向于把其他人分成朋友和敵人、好人與壞人。兒童在見到銀幕上和電視里的人物出現(xiàn)時，首先要問“好人還是壞人？”我們對陌生人的活動深懷恐懼，并用侵犯行為去解決沖突。 威爾遜用建立在基因遺傳潛能與后天學習相互作用基礎上的新觀點，取代了弗洛伊德和洛倫茲創(chuàng)立的“精力釋放”模式。他認為人類攻擊性是遺傳和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是可以預測的。一方面，攻擊行為的暴力形式，如戰(zhàn)爭行為、犯罪攻擊行為等，是后天習得的；另一方面，攻擊性有先天的基礎，先天因素使我們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敵意。 在威爾遜看來，任何動物的攻擊性只是一系列受不同種族系統(tǒng)控制、定義不很準確的不同反應。由此，他劃分出七類不同的反應：對領土的保衛(wèi)和征服；對組織良好的群體中的統(tǒng)治地位的維護；性攻擊；意在結束禁絕狀態(tài)的敵對行為；對食物對象的攻擊；對捕食者攻擊的反擊；以及用于加強社會“規(guī)范”的“道義性”或懲戒性的攻擊行為。這其中沒有哪一種行為是各種動物攻擊行為的普遍形式。對于人來說，特定的個體具有哪些行為取決于文化環(huán)境和自身經歷，但總的可能的各類行為范圍與動物一樣是遺傳的。而每一行為方式的演變發(fā)展正是社會生物學家們分析的對象。 威爾遜在思考了動物（包括人）的領土攻擊性行為和人類戰(zhàn)爭的模式后，提出要全面地理解人類社會攻擊性的文化演變，必須從三個方面來考慮攻擊性的決定因素：(1)最基本的先天生物因素；(2) 現(xiàn)時環(huán)境的要求；(3) 對文化演變有一定作用的偶然因素。威爾遜還進一步提出，攻擊行為的文化演變受以下三種力量的制約：(1)學習集體攻擊形式的遺傳傾向；(2) 社會發(fā)現(xiàn)自我的環(huán)境所強加的各種必要性；(3) 群體歷史，它是一種使群體采取一種文化形式而否定另一種文化形式的力量。顯然，這與上面的考慮角度是相應的。威爾遜對攻擊性文化演變的考察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