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民富則淫?！保? ? 人民必須屈辱，這樣他們才知道大人的尊貴，必須卑賤，這樣他們才懂得當官的厲害，必須貧困，這樣他們就會為你的賞賜而賣命（“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保?[1] ? 因此，要“富國強兵”就必須讓老百姓沉淪在辱、弱、貧、愚之中！ 如此“強國”，豈是老百姓之所望！ ? 當年所謂的“強秦”就是這樣。有些人因為秦國當時的“強大”而把秦國百姓描繪得很富足，這顯然是誤解。 ? 這種誤解源于 《 史記 貨殖列傳 》 中的一段話：“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但是早有不少史學家經(jīng)過考證后指出這段帶有文學色彩的描述并不可信。根據(jù)包括 《 史記 》 本身在內(nèi)的秦漢時各郡國數(shù)據(jù)分析，包括戰(zhàn)國時期全部秦故地的大“關中”（不僅是今天的關中平原）面積的確約占秦末漢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漢時期多次移民關中使其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也僅占不到 17％，即使如此，其經(jīng)濟仍不能自給。 ? 而關東的魏趙韓齊故地面積僅占 ％，人口卻占到 60％。而且在糧食自給的情況下每年至少向關中輸出 400萬石，還有大量紡織品與其他手工業(yè)品從關東輸入關中。 ? 正如葛劍雄先生所說：“全面考察秦漢時期的經(jīng)濟狀況，我們不得不承認，當時最發(fā)達的地區(qū)是關東”，“主要財富是在關東，而不是關中”。 經(jīng)濟既不發(fā)達，政治又如此苛暴。 ? 商鞅大人公然說：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之事，而決不做老百姓高興的事，這樣國家才會強大。反之國家就會衰弱。越是順從百姓國越弱，越是壓迫百姓國越強！（“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 …… 民強而強之，兵重弱。 …… 民弱而弱之，兵重強?！?[1]） ? 其實古今中外的專制者這樣想的恐怕不少，但赤裸裸地這樣說，商鞅們大概是最肆無忌憚了。在這樣的條件下秦國固然“強大”，但秦國人民的日子能好得了？ ? 關于“暴秦”苛政的史料就毋庸縷列了，我們只需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統(tǒng)治者如果宣稱要使老百姓富裕幸福，他實際上能否做到確實很難說。 ? 但是如果統(tǒng)治者公然說他就是要把老百姓搞得辱、弱、貧、愚，就是要“政作民之所惡”，那么老百姓的苦難還用懷疑嗎？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 那些盛夸“強秦”造福于人民的謬說，實在用不著誰來反駁，商鞅、韓非這些強秦理論家自己就是最有力的反駁者。 ? 那么，何以如此“暴秦”居然還能成就大業(yè)？過去有種說法叫“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實這種說法固然善良，卻只有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下才適用 ——民主條件下沒有多數(shù)人的贊成你就沒法執(zhí)政，這恰恰就是“民主是個好東西”的理由。 ? 而在專制時代如果把這種善良愿望當成歷史事實，那不就是“成者王侯敗者賊”了嗎？古代歷史上幾乎成為規(guī)律的“蠻族征服”現(xiàn)象，難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們通常人數(shù)占絕對優(yōu)勢）的“人心所向”？成吉思汗屠遍歐亞，反抗者不堪一擊，這就可以證明成吉思汗比反抗者更得人心？ ? 其實還是從商鞅到韓非那些人自己講得清楚：這些強秦理論家從不指望人民會擁護統(tǒng)治者，更從不講如何爭取這種擁護，他們講的都是統(tǒng)治者如何以“法”賞罰之、以“術”操控之，以“勢”威嚇之。在他們看來，成功的統(tǒng)治不在于使眾人愛戴，而在于令眾人不敢反對，或無法反對；作為獨夫能夠壟斷組織資源、摧毀民間認同、利用人性弱點、玩弄厚黑權術、威脅利誘、借力打力、挑動互斗、分化瓦解潛在的反對者，就可以在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的情況下維持統(tǒng)治，這才叫高明，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 這樣的“強秦”當然可怕。但這并不是說那時做個弱國就會更好。盡管關東經(jīng)濟比秦地發(fā)達，和平時期關東人民的狀況決不會比秦民糟，但既有強鄰如秦，被打敗的苦難也是自不待言。像趙遭長平之敗，幾十萬戰(zhàn)俘被暴秦坑殺，致使舉國盡哀，青壯男子幸存無幾，孤兒寡婦之國真是苦海無邊。所以暴秦的“強國弱民”之道固然可惡，關東諸國不知自強也堪為殷鑒，而在那種情況下提倡“讓本國政府在戰(zhàn)爭中失敗”的列寧式立場就更不可取了。 ? 總之在那時，強國主義與弱國主義，國家“崛起”與“衰落”，對老百姓都未必是好事。這種無解狀態(tài)正如元曲 《 山坡羊 》 的千古絕唱： ? “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傷心秦漢經(jīng)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從“儒道互補”到“法道互補”： 漢初黃老之術 ? 孔子－老子時：儒家把周制理想化，積極地“興滅繼絕”。道家則否定進取之心，消極地守護“小國寡民”。針對圖強爭霸一統(tǒng)萬方的“雄心壯志”，老子主張“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其政悶悶，其民淳淳”。這時儒道都是維護周制的。 ? 到莊周時，“無為”背后的周式小國寡民理念已不再持守，“順其自然”日益變?yōu)轫槒默F(xiàn)實、不講是非的犬儒主義。 老莊皆楚人。道家在楚地尤其流行。而在楚國末年“親齊（抗秦）”、“親秦”兩派的斗爭有著明顯的儒道對立背景 ? 以屈原為代表的抗秦派儒家成為失勢者。（郭店楚墓墓主很可能就屬此派） ? “順其自然”的道家在楚國掌權后茍且偷安而順從暴秦，出現(xiàn)了最初的“法道互補”。 ?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后來滅秦起義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皆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極有影響。而在楚地原有道儒兩家中，道家本來勢大，而且更適應“漢承秦制”的需要。 郭店楚簡 《 六德 》 篇 ?入秦后，“秦制”已是現(xiàn)實，而“除桀誅紂”恢復“三代仁政”成為新理想。 ?此時道家消解理想的犬儒主義已成為秦制的維護因素，并在秦亡后法家名聲不佳之時一度成為“漢承秦制”的主要思想資源。 作為“思想潤滑油”的道術 ? 司馬談稱道家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以指老則未盡然 ——老子還是有追求的，以指莊則甚準確 ——莊周把一切都相對化了。 ? 單就“無為”而論本無所謂對錯。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就淪于茍且。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著奴役。 ? 后世思想史上有人（如譚嗣同等）從前一種意義論無為。但西漢的主流則是從后一種意義上實踐“無為”。 ? 問題在于：道家恰恰是一種主要面向弱者的“貴柔”學說，這就把無為等同于茍且了。 ? 莊周曾自比“騰猿”：“其得楠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 亦即人當?shù)脛輹r是有為的，所謂無為，就是“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時的生存方式：“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1] ? 真所謂：達則稱王稱霸，窮則奴顏婢膝。 這樣的“無為”還不是茍且嗎？ ? 茍且而出于無奈，亦不足責。但莊周的茍且卻不自承無奈，而是把它奉為崇高境界。 ? 在這種境界中，真?zhèn)?、有無、是非、善惡都可以不分，或者說都不可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薄氨顺鲇谑?，是亦因彼?！薄胺娇煞讲豢桑讲豢煞娇?；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 ……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2] “圓融通透”的道術使“儒表法里”成為自然 ? 法家指鹿為馬，儒家曰此非馬，則被坑矣；曰此馬也，則非儒矣。而莊子曰：馬亦鹿也，鹿亦馬也，所謂“萬物一齊”也。是故指鹿為鹿者，儒也；而指鹿為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謂其超越是非之俗見，是為“真人”、“至人”也。 ? 故曰：法家儒也，儒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曠世之大儒乎！ ——莊周的邏輯適足以論證如此“高尚的無恥”。 ? 就這樣，道家提倡“順其自然”，以“逍遙游”的態(tài)度對待世事，“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3]把一切矛盾都化解為虛無，化解在莊生夢蝶、蝶夢莊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難得糊涂、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之中。 “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 ? 有了這種游戲人生的心態(tài)，人們就可以在“儒表”與“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間表現(xiàn)得漫不經(jīng)心，以無所謂、何必較真的姿態(tài)適應那種說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 ? 在其他文化中這樣大的人格分裂或雙重人格恐怕要造成嚴重的精神分裂癥、甚或造成因幻滅而自殺的社會病。但在中國有了老莊的這種犬儒哲學作為“儒表”與“法里”之間的潤滑劑，人們就會心安理得。 ? 因此盡管儒學是一種強調(diào)入世、有為的學說，有“內(nèi)圣外王”的強烈要求，但在正常情況下，面對有霸道而無王道的現(xiàn)實。漢以后的歷代儒者也都接受了“內(nèi)圣外霸”的狀態(tài)。這種就制度與典籍而言是“儒表法里”，就理念與行為而言是“內(nèi)圣外霸”，就總體文化而言是儒法道三者互補的情況構成了過去兩千年間、至少是在近代西學傳入前的常態(tài)。 ? 用明儒王夫之的話說：“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币话愕刂v，中國歷史上有權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術、勢”，而要別人相信仁義道德。 ? 但人們并不是傻子，那些成仁取義殉道存德的理想主義者如東林、海瑞之類人的下場有目共睹，那個通過文字游戲挑選聰明人而對道德并無分辨力的科舉制度之奧妙也人所共知，那些“操守雖清”卻奴性不足，只想為萬世開太平而不懂得趨炎附勢的書呆子不僅多災多難，有時還被公開批判為只知“潔己沽譽”而受懲戒。[1] ? 不僅精英層熟諳“難得糊涂”，大眾更長期從俗文學中接受“奸臣害忠良”的教育，得到“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的啟蒙，明白“識時務者為俊杰”的道理。年深日久，國人越來越聰明（魯迅在“聰明人與傻子”的著名雜文中解釋的那種聰明），“糊涂”者越來越少；同時又越來越糊涂（老子“絕圣棄智”那種意義上的糊涂），價值理性越來越萎縮。老莊的“逍遙”之道、犬儒主義和所謂“圓融通透”的行為方式大行于世。同儒家的道德說教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涂 ? 在經(jīng)濟上“一管就死一放就亂”，在價值觀念上便出現(xiàn)“一管就假，一放就惡”的怪圈。 ? 專制王朝常以剝奪臣民自由而厲行法禁來維護“綱常名教”，以“罷黜百家”來“獨尊儒術”。但“罷黜百家”只能導致假話泛濫，厲行法禁只能培養(yǎng)法吏人格，而法吏人格在價值觀上只能導致犬儒化。 ? 法禁一旦松弛，人們便由申韓而老莊、“逍遙”地大縱其欲，從而出現(xiàn)禮崩樂壞、綱常掃地的局面，犬儒哲學轉化為痞子行為。早就“看透了一切”的聰明人從“存天理滅人欲”的高調(diào)一變而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轉眼間事耳。 ?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漢代在罷黜百家后，到東漢時形成了虛偽道德泛濫的第一個高峰，矯情造作，沽名釣譽的表演盛行于世。有守墓數(shù)十年的“至孝”卻在墓廬中納妾生子的，有受征召十余次而不就、以博清高之名，而私下走“權門請托”、“以位命賢”之路的，不一而足。當時流行的民謠有“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之譏。然而到漢季大亂、禮崩樂壞，“至孝”、“有道”之風即一變而為“逍遙”至極、寡廉鮮恥的“魏晉風度”，士大夫侈談老莊，競效犬儒，以痞相尚；社會風氣腐敗到了變態(tài)的程度。裸體交際、亂倫性交見怪不怪。在經(jīng)濟凋敝、谷帛為市、市場機制嚴重萎縮的背景下這一時期卻連續(xù)出現(xiàn)魯褒、成公綏等多人競作 《 錢神論 》 的怪現(xiàn)象，稱錢“為世神寶，親愛如兄”，“錢之所在，?？墒拱玻揽墒够?；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有錢可使鬼，而況于人乎”。乃至“死生無命，富貴在錢”，“天有所短，錢有所長” …… 。 [3] ? 過去曾有人稱這是“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形成的貨幣拜物教”。其實這個時期正是我國經(jīng)濟史上最典型的自給自足時代，哪有什么“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可言，它不過是“儒表”之下的法家強權哲學與道家犬儒哲學輪流稱大、社會價值“一管就假，一放就惡”的表現(xiàn)罷了。人們以申韓之術待下，以老莊之道待上，以申韓之權求治，以莊周之滑處亂。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涂。 當代的“法道互補”傳統(tǒng)：“馬表法里” ? 毛澤東早年鄙視儒家，中學為文 《 宋襄公論 》 ，以后也多次痛詆“蠢豬式的仁義”。 ? 同時他崇信法家，曾作 《 商鞅徙木立信論 》 ：“嘆吾國國民之愚也”，“嘆執(zhí)政者之煞費苦心也”，“嘆數(shù)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 “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zhàn)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于是而欲戰(zhàn)勝諸國，統(tǒng)一中原，不綦難哉 ?”“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 ?乃必徙木以立信者， …… 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舌而譏矣?！? ? 其痛罵“愚民”、崇拜“執(zhí)政者”，主張“尚軍功”、“孥貧怠”的傾向溢于言表。 詆儒揚秦之風行于當時，毛的老師柳潛也是這種“新文化”中人， 他極譽此文“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目光如炬， …… 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薄爸镣普撋叹閺膩砦从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