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習法律法規(guī)、提高法律素質的情況納入評價中。 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高工作人員水平。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能力，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和自由；有利于加強廉政建設，保證政府及其工作人員不變質，增強政府的權威；有利于防止行政權力的缺失和濫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利于帶動全社會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切實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為此我鎮(zhèn)開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機制。根據區(qū)政府的統(tǒng)一安排，我鎮(zhèn)依據相關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章，按照權力類別，對現有權力進行了全面的清理和規(guī)范，建立了龍鳳鎮(zhèn)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管理制度，要求全鎮(zhèn)各站所嚴格按照清單內容開展 自身工作，對于超出自身權限違反規(guī)定的行為，將按規(guī)定給予相關責任人處分。二是嚴格執(zhí)行行政決策制度。今年我鎮(zhèn)嚴格執(zhí)行重大決策“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 5 項必經程序，依法規(guī)范行政決策行為。三是依法公開政府信息。嚴格按照區(qū)政府有關規(guī)定，及時在區(qū)政務信息欄目公開政府信息，除傳統(tǒng)渠道外，充分利用鎮(zhèn)政府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進行信息公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民主監(jiān)督。 三、創(chuàng)新工作載體和工作機制。龍鳳鎮(zhèn)不斷總結經驗，解放思想、大膽創(chuàng)新。以“龍鳳鎮(zhèn)法律服務群”為載體，搭建起村干部、網格管理員、普通村民黨員與鎮(zhèn)領導、鎮(zhèn)各站所部門、業(yè)務專干之間面對面、輕松、積極、務實的交流互動平臺，促進法治政府工作的深入展開。堅持落實領導包村、干部包屯“五位一體”的工作制度，充實農村一線工作力量，對村干部工作進行指導，實行“定人定崗定職責”工作機制，即干部包村負責政策宣傳、民情收集、糾紛化解、代收代辦和推動發(fā)展工作。一是通過下基層活動，及時將黨和政府的政策送到每位農戶家中；二是在下村過程中，及時將群眾的所思所想記錄下來，及時進行反饋；三是發(fā)現矛盾糾紛及時進行調解，將問題化解在萌芽階段；四是為行動不便的困難群眾 、傷殘群眾代辦一些事務；五是完成包村中心工作，積極為鎮(zhèn)村發(fā)展獻言獻策。通過這項工作不僅解決了農村的實際問題，更體現了將法治政府建設與廣大群眾相聯系的特色。 第四篇：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研究 ! 推進法治政府建設研究 劉恩強 內容提要：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進入新階段，國內外環(huán)境復雜，挑戰(zhàn)更多，法治建設已成必然趨勢。然而法治建設中，體制不順，基礎薄弱，氛圍不濃等問題，與我們黨提出的依法治國相違背。因此，在法治建設中政府應首當其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必須解決的大課題，它們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長遠發(fā)展，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廣大人民幸福安康。關鍵詞：法治建設 踐行 核心價值觀 一、我國法治建設現狀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早在公元前 21 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 618 年－ 907 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并為以后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fā)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于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fā)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特別是改革開放 30 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代中國奮發(fā)向前的決心堅定不 移，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必須解決的大課題，它們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遠發(fā)展，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廣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味著什么 ?就意味著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彰顯，法治必須且必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許多新思想，采取了許多新舉措，取得了法治建設新成效。這就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里的“全面”，就是經濟社會發(fā)展和人們社會生活各方面、各環(huán)節(jié)，就是一視同仁、一以貫之，決不允許 有法外之地和不受法律約束之人。 二、法治基礎的瓶頸效應 商鞅變法首開中國法治建設之先河，隨后也出現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平等思想，清朝末期，一些仁人志士試圖變法強國，然而幾千年來得封建君主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在中國法治談法治無異于紙上談兵。新 1 中國成立后，中國法治建設才得以健康發(fā)展，但在法治建設進程中，仍面臨兩大瓶頸： 一是理論基礎薄弱。截止 2021 年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制定了現行有效的法律 240 件，國務院共制定了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guī) 706件。 由七個法律部門，三個層次法律法規(guī)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構成，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從憲法來說，我們現在最大的欠缺就是缺乏落實一些政治權利的若干法律制度；在經濟法方面我們還欠缺宏觀調控的法律；在行政法方面，“行政程序法”非常重要。我們知道程序正義往往代表法律的正義，如果沒有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限制，那么它所做出來的決策就可能有問題等等。 二是立法存在缺陷：一是 立法缺乏科學性。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被江澤民稱為“鳳毛麟角”，她也是中國唯一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一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她說 55 年來“從沒投過反對票，對黨和國家一直擁護”。法律是一門嚴肅的學科，當人大代表更是一件關系到千千萬萬生靈的大事。在這里，我沒有貶低申紀蘭的意思，但其人格的高貴，并不能說明她有資格成為一個合格的人大代表。再比如社區(qū)矯正工作， 2021 年 8 月在上海率先試點，后來逐步全國鋪開，但其法律依據呢？直到 2021 年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將社區(qū)矯正納入刑法，對判處管制、緩刑 、假釋的犯罪的，依法實行社區(qū)矯正。 2021 年，刑法訴訟法再次明確了社區(qū)矯正的范圍和執(zhí)行主體。社區(qū)矯正法仍然沒有出臺。目前社區(qū)矯正工作執(zhí)行是兩高兩部制定的《社區(qū)矯正實施辦法》。二是立法缺乏透明度。西方國家任何一個立法都有立法報告書，都是透明的。我們沒有這個東西，我們只是一個法律委員會負責人報告這個分多少章節(jié)，為什么要這樣規(guī)定，很粗糙，很粗線條的。三是授權立法的缺陷性。授權立法在市場經濟的初期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還沒有多少經驗，所以授權國務院可以在某些領域自己制定一些規(guī)則。但是后來這個問題 就越來越大了，部門立法等于說是授權給國務院各個部門自己來起草法律，鐵路法當然是鐵道部來制定，環(huán)保法當然是環(huán)保局來制定。每一個部門的立法都有局限性，因為它有部門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擺脫部門的利益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國家過去也有過專家立法，但是終究這些專家并不是這些部門的實際管理者、操作者，所以專家起草的條文往往會脫離實際，不能夠被實際所接受。 三、法治實踐的多米洛效應 東北漢子周起財因為地產商以暴力強行拆遷，放火燒房，周母在此過程不明不白死亡而試圖以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在四年里，起訴了 7 個國 2 家機關，周起財的帶孝之訴也讓人震撼。周起財四方奔走，耗資幾十萬，他幾乎在所有環(huán)節(jié)上都依靠合法程序，可是幾乎所有努力都在程序的非法操作中化為烏有。周起財遇到了一面銅墻鐵壁，是最具典型意義的行政執(zhí)法圖景之一。本案從一開始就因為南崗區(qū)公安局不作為而引發(fā)了四年來一系列的行政訴訟案件，我們無法猜度南崗區(qū)政府一系列違法行為是否與黑社會有關。但是可以看到南崗區(qū)公安局的第一次行政不作為以后，各級政府的某些部門連續(xù)發(fā)生了 12 次重要的行政不作為或者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南崗區(qū)法院、哈爾濱市 中級法院在最初的案件審理中都違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周起財僅有一次要求哈爾濱市檢察院立案，檢察院也未予理睬，哈爾濱市中級法院至今已有三次違反法定程序的枉法行為，周起財沖破重重阻力固然有其自身堅忍不拔的精神起作用，但是如果沒有中央政府、黑龍江省政府的干預， 1998 年 12 月 10 日黑龍江省高院的公正司法和 1999 年 1 月 21日哈爾濱道里區(qū)法院的重審就很難發(fā)生。在如此眾多的有法不依行為中，只要周起財氣餒了，或者上級的干預毫無作用，那么上述任何一項違法行為都足以使此案不了了之 由于部門利益的作祟，有法不依的行為會 成為相關利益者紛紛效仿的行為，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只要倒下第一塊，最后一塊也會倒下。然而，“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可否認，同立法取得巨大成就相比，我們在執(zhí)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F實生活中，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試法、知法犯法 。搞變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隨大溜、存僥幸，視法律為兒戲，藐視、踐踏法律等現象和行為皆有之。這不僅影響經濟健康發(fā)展與社會和諧穩(wěn)定，而且損害公平正義和人民利益。 四、法治氛圍的對比效應 法治建設需要良好的法治氛圍，從歷史、國外、個案 的對比來看，我國的法治建設還需要一個長久的過程。乾隆和華盛頓，兩個同在 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現代性實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這也就是兩個國家的現代性。 大清帝國前后延續(xù)了 268 年，總共有 10 個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 100 多年被稱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類發(fā)展史的角度上，這所謂的盛世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17 世紀中期以后，歷史開始跑步前進。其后的 100 多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yè)革命的全過程，工農業(yè)產量成百倍、千倍增加。與此同時，政治文明的進步同樣迅猛，西方各國人民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 對統(tǒng)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了法律的籠子里。 乾隆留給兒子嘉慶兩個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huán)，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在地球的另一端，喬 3 治華盛頓去世的時候，留下的是另外兩份遺產：《獨立宣言》、《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憲法中，起草者明確了制定憲法的兩個目的—— 限制政府的權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 乾隆留下來的兩份遺產，經過兩百多年的歷史演變，“康乾盛世”的光環(huán)反而成為阻礙社會變革的“精神枷鎖”，一個和珅倒下了，千千萬萬的和珅在成長。 現今的中國，即使經濟再如何實現“騰飛”，物質生活再如何“富裕”，均經受不起現有制度下和珅們的侵蝕，人民得不到多少好處。政府的權力高高在上，無邊無際，沒有受到任何束縛，人民沒有享受到徹底的自由，真真正正地當家作主。事實證明，社會越是發(fā)展越需要法治，法治不能僅僅停留在觀念上，必須落實到行動中。 五、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推進法治政府之我見 一個國家的發(fā)展，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一種觀念的改變，也不僅僅是幾個人的責任，這一切都需要全社會上下全員參與，尤其是政府，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自覺踐行依法治國。 “惟有信念，才能堅持；惟有實干，才能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