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了一個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qū)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zhì)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xiàn)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qū)別開來。至于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xx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zhì)的問題。他們的xx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jù)，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拔幕蟾锩敝斜划斪餍拚髁x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拔幕蟾锩狈穸私▏詠硎吣甏罅康恼_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nèi)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拔幕蟾锩彼虻沟摹白哔Y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骨干力量。黨內(nèi)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nèi)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拔幕蟾锩睂λ^“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jīng)_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tài)，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拔幕蟾锩背跗诒痪砣脒\動的大多數(shù)人，是出于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shù)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殘酷斗爭。后來，他們經(jīng)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后，逐步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tài)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jīng)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nèi)容和方法已經(jīng)同過去根本不同。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shù)墓烙嫴⑦\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jīng)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jīng)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xx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nèi)亂。
　　(21)“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fā)動的標志。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斗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并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nèi)戰(zhàn)”。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云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nóng)、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wěn)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fā)生了林彪xx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xx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xù)。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xù)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nèi)結成“四人幫”，江青xx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xx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準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fā)現(xiàn)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yè)、農(nóng)業(yè)、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tǒng)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fā)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xù)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nèi)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xx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在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zhì)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后來粉碎江青xx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zhì)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并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xx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zhí)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xx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斗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xx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jīng)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nèi)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已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干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xx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后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zhí)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zhàn)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tǒng)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并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tǒng)一并且在國際上發(fā)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yè)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23)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xx集團的斗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shù)都站在斗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干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后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shù)是忠于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范、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干部和群眾，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nèi)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黨和廣大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指戰(zhàn)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jīng)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chǎn)保持了比較穩(wěn)定的增長。工業(yè)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yè)的投產(chǎn)，氫彈試驗和人造衛(wèi)星發(fā)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wèi)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yè)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盡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xx集團的破壞，但終于戰(zhàn)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zhì)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fā)生并且持續(xù)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些已經(jīng)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xù)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于戰(zhàn)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huán)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xiàn)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于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進程中出現(xiàn)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jīng)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斗爭，并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又習慣于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guī)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jīng)驗，從而導致階級斗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xiàn)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jù)”。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chǎn)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zhì)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產(chǎn)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chǎn)生資本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xiāng)經(jīng)濟政策和城鄉(xiāng)階級斗爭政策。認為黨內(nèi)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nèi)斗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lián)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zhàn)，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yōu)閲覡幎?，對中國施加政治上、?jīng)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lián)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斗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nèi)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nèi)，以致黨內(nèi)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xiàn)或所謂路線斗爭的表現(xiàn)，使黨內(nèi)關系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fā)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和持續(xù)。
　　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