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之間的愛。如果證人不出庭作證，新的庭審方式就無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實施。證據(jù)的來源是審查判斷證據(jù)真實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對言詞證據(jù)的審查更是不能忽略證詞的提供者的身份。如“準五服以制罪”、“干名犯義”等原則都是與現(xiàn)代法治文明的發(fā)展不相適應的。因此，法律應當明確規(guī)定，利用公務而實施的各種包庇行為不適用容隱。 [16]參見范忠信：“親親相為隱：中外法律的共同傳統(tǒng)” [J]，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4頁。一是先進的人，中國古代稱之為“君子”；二是落后的人，稱之為“小人”；三是既不先進又不落后、或既先進又落后的中間人，稱之為“中人”。 [31]傅慶濤《容隱制度的現(xiàn)代價值分析》[J]，載2003年第2期《政法論叢》，第29頁。 [3]參見范忠信：“親親相為隱：中外法律的共同傳統(tǒng)” [J]，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3頁。依據(jù)國外的做法和我國的法制傳統(tǒng)，容隱的親屬范圍應以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近親屬為妥。所以，在立法中，應將親屬之間的容隱視為一種權利?！边@里所指的“契約”就是指的法律。家治父權，國治君權互為表里，形成個體與整體之間的天然聯(lián)系之人格特征。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矣”[27]，“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 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況奸私之丑，豈得以同氣相證”的內容，[14] “同氣”指的是兄弟姐妹。[7]漢宣帝時期，劉德因其子劉向坐鑄偽黃金，按律當伏法。這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獎勵告奸”，鼓勵親屬相互告訴，但并未鼓勵子女告發(fā)父母?！睹献印分杏羞@樣一個事件：桃應問孟子，瞽瞍一旦殺了人，舜怎么辦呢？孟子主張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演變[2]所以，整理和重新認識這項重要的法律制度有很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笨鬃釉唬骸拔狳h之直者異于此：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即使進行告發(fā)，官府也不會受理。（二）容隱制度的形成標志 后來，在注重親親相隱制度，反對株連的同時，又把容隱親屬的范圍加以擴大。這時的國家法律不僅對親屬容隱制度有了原則性的總則規(guī)定，而且對總則規(guī)定予以細化，作出了比較嚴密的規(guī)定。（9）關于奸罪捕告。明清時期親屬容隱制度的規(guī)定基本上和唐律的規(guī)定相同，只是稍微加以變動。縱觀容隱制度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我國的容隱制度在彰顯孝道的同時，又無不反映了“儒法結合”、“禮法合治”下的人倫精神。西周把“不孝不友罪”列為首惡之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23]。漢代以后，儒家的“禮治”與法家的“法治”相互融合，“形成“國家”與“家族”的統(tǒng)一。三、容隱制度的現(xiàn)實意義 “存在就是合理”，不僅是我國古代有容隱制度，而且大多數(shù)國家也都有相類似的規(guī)定，說明人類對血緣至親人情的尊重存在著廣泛的共識?，F(xiàn)代法治則應該建立在公共倫理基礎上，“依法治國”不是“以法治國”，必須避免將法律簡單看成治國的工具。”[32] 在容隱制度構建中，應當排斥封建等級和封建道德因素。容隱權在法律中的確立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它不但不違背世界法律之發(fā)展，而且為我們這樣一個情味濃濃的社會所急需。親屬間的身體傷害，虐待、遺棄犯罪，對子女、養(yǎng)子女的性犯罪等，其犯罪行為已從根本上違反了親情倫常，則不應允許親屬間知情享有免證權。 參考文獻 [1]參見薛梅卿、葉峰《中國法制史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419頁。宋代理學家朱熹對孔子關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35]傅慶濤《容隱制度的現(xiàn)代價值分析》[J]，載2003年第2期《政法論叢》，第30頁。 [19]《元史?本紀第二十八?英宗二》[M] [20]參見范忠信：“親親相為隱：中外法律的共同傳統(tǒng)” [J]，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5頁。構建容隱制度，“在道德規(guī)范上我們不妨提倡大義滅親，但不能把它作為法律義務；相反，親親相隱應毫不含糊地作為刑法的一條規(guī)定。 所以，重新設立容隱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設立的法律應當是“中人”的標準，否則將得不到很好的實施。但如果將特定身份的人也列入強制的范圍之內，勢必將無辜的犯罪嫌人、被告人的親屬等逼上兩難的境地，要么違法作證，要么違心作證，有悖于法律的文明進步和人道主義精神，給證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層陰影。如果讓親屬中一人來證實另一人的犯罪，那么他們之間就會產生不信任和隱痛，正常生活就會受到干擾，親屬間相互扶助等義務就無法實現(xiàn)，家庭關系不再融洽，甚至家庭就會不穩(wěn)定，以致整個社會也會充滿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這與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仁也”等的主張相悖?！苯Y果詔流于交州。唐朝及其以后的各朝代都有關于不得控告親尊長的規(guī)定，若違反之將受到嚴厲的懲處。[21]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一個個家族，而國家自身又是一個更大的“家族”，君王便是萬民的慈父，臣民要對君王絕對服從。元代確立了“干名犯義”的罪名，“凡子證其父、奴訐其主、妻妾弟侄告發(fā)夫兄叔伯等訴訟行為，都是大傷風化的‘干名犯義’，一律禁止”[18]。（3）關于禁止逼親屬作證?！盵11]東漢時人還提出兄弟、朋友應相為隱匿的主張。”[7]這條詔令首次用容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的正當性；間接或部分承認尊親屬為卑親屬隱的“權利”，對于以前“尊為卑隱”的絕對禁止予以一定程度的放寬：父、夫、祖隱子、妻、孫雖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時可由廷尉報皇帝“圣裁”，有減免刑罰之可能性?？酌纤岢娜寮叶Y法思想，沒有取得主導地位而成為主流思想，并受到其他各家的攻擊，其中的“親屬相隱”思想則遭到法家的極力反對。從現(xiàn)有的文獻資料來看，最早將容隱原則應用于法律的是秦代。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鬃訉Α案溉裂颍幼C之”的案例給予的否定態(tài)度奠定了相隱原則的理論基礎。 And Its Realis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