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淺談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選擇-文庫吧在線文庫
【正文】 況下雙方當事人難以主動并理性地協商，更難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協議，模式適用面窄；第二，在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過程、事項均由雙方當事人自己協商決定，缺乏專業(yè)知識的指導以及司法機關的參與，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難以保證；第三，即使雙方當事人能夠達成和解協議，但是這一協議能否順利履行仍然是個疑問，因為缺乏相應的保障。公安、司法機關主要負責遴選適當的案件，委托人 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節(jié)，并且在調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處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 還未發(fā)育成熟，生理、心理剛剛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正處于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的時期，與成年人相比，具有相當的可塑性。這就意味著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諒解，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個顯著優(yōu)勢。 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適用應當主要存在于偵查完畢后的審查起訴階段。這無疑為刑事和解中對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其次，加害人 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的劣勢難以克服，權衡之后，筆者認為司法調解更適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我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適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選擇 筆者認為，對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適用刑事和解應當適用司法調解模式中的檢察官調解模式。實踐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盜竊、故意傷害等類型，并且呈現分散性、偶發(fā)性的特點，對社會沒有特別大的危害性。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小。 與加害人 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這一模式具有權威性較高、實用性較強、達成和解可能性較大等特點，但是在監(jiān)督規(guī)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極端：第一，司法機關的介入往往表現得強勢，在其積極主動調停、主導和解過程中，難免會給當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可能會弱化刑事和解 “ 合意 ” 的意義；第二，司法機關積極撮合協議的達成 容易導致和解協議產生偏差，使當事人產生抵觸、懷疑的心理，影響案件的公正解決以及和解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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