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在監(jiān)督規(guī)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極端：第一，司法機關的介入往往表現得強勢，在其積極主動調停、主導和解過程中，難免會給當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可能會弱化刑事和解 “ 合意 ” 的意義；第二，司法機關積極撮合協議的達成 容易導致和解協議產生偏差，使當事人產生抵觸、懷疑的心理，影響案件的公正解決以及和解的效果。實踐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盜竊、故意傷害等類型，并且呈現分散性、偶發(fā)性的特點，對社會沒有特別大的危害性。 其次，加害人 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的劣勢難以克服，權衡之后，筆者認為司法調解更適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適用應當主要存在于偵查完畢后的審查起訴階段。由于未成年人身心 還未發(fā)育成熟，生理、心理剛剛開始發(fā)生顯著變化，正處于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的時期，與成年人相比，具有相當的可塑性。但是這一模式的弊端也決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 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沖突遠遠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這樣的情 第 3 頁 共 8 頁 況下雙方當事人難以主動并理性地協商，更難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達成協議，模式適用面窄；第二，在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過程、事項均由雙方當事人自己協商決定，缺乏專業(yè)知識的指導以及司法機關的參與，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難以保證；第三，即使雙方當事人能夠達成和解協議，但是這一協議能否順利履行仍然是個疑問，因為缺乏相應的保障。但是由于新《刑事訴訟法》只對于該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規(guī)定，同時也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輔助實施，導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現程序體系架構相對粗疏、各地方操作標準較為混亂、缺乏統(tǒng)一性和可操作性等問題。 （三）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 第 4 頁 共 8 頁 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模式是指公檢法機關對于那些加害方與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輕傷害案件，委托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對于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