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論認為當期的效用水平取決于有效消費,即滯后消費對當期消費的調整值,也就是說當期的效用水平不僅依賴于當期消費的支出狀況,還與消費者此前的消費水平有關。農業(yè)生產本身決定了農民需要面臨自然風險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如果在農民消費決策模型的構建中仍然沿用完全理性假設,即用(6)式表示農民具有“完全短視”的消費特性,其會在每期都消費掉扣除短期儲蓄目標外的所有資產,然后再進入下一期規(guī)劃的短視消費行為,這明顯與現實中的農民消費行為不符。顯然,用展望理論來刻畫農民的短視行為更接近客觀實際,并且能夠相對準確地刻畫出農民在設定短期儲蓄目標時的主觀性④。國內學者大都以收入的變化來近似替代不確定性因素,他們進行計量時采用的主要代理變量有:一是用居民收入的方差或是標準差來衡量收入偏離平均值的程度(孫鳳2002;宋錚,1999)或是利用農民收入增長率與消費增長率的比值來計量不確定性(田崗,2005),這些種方法雖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收入不確定性的大小,但這些方法將農民可以預測的收入變化也計算入不確定性的范疇之中,故所獲得的量化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大小進行了放大;二是直接用基尼系數來刻畫這種風險的不確定性(袁志剛,宋錚,1999),用這種方法測量不確定性大小則過于間接,容易出現偏頗。(1)回歸方程可決系數=,模型的擬合度較高。這說明農民消費存在顯著的消費慣性,農民的當期消費決策會受到以前消費方式和消費水平的影響。但是,我們也不難發(fā)現,消費慣性對農民消費的變動方向具有很強的約束力,進而導致消費只能增加、不能減少。其原因主要是農民對自身大額消費的來臨時間很難進行一個較好的預期,有些大額消費會因為消費能力不足、疾病、再生產活動等因素的影響而推遲。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消費習慣、收入水平、不確定性和制度等因素對農民消費都有顯著影響,農民消費行為是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1)消費習慣是促進農民消費穩(wěn)定提高的重要因素,在消費具有一定下降趨勢時,其可以較好地抑制農民消費的倒退。⑥估算步長指在估算第n年的預期收入增長率時,選用的第n年之前(不包括第n年)的年份收入數據的數量。[3]雷欽禮:《增量效用函數:家庭消費理論的重新構建》[J],《統(tǒng)計研究》2003年第12期。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110:7392.[1]杭斌:《習慣形成下的農戶緩沖儲備行為》[J],《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④此處筆者將主觀性因素納入理論模型,顯然又進一步放寬了理論模型的假設,但是由于展望理論中亦有偏好不一致的假設并且放寬后的假設僅是對短視行為的討論,故不影響理論模型的有效性。(4)制度因素對農民消費具有顯著影響,但相關的作用效果仍未很好顯現,因此,進一步完善和推進現有支農惠農政策對于促進農民消費提高、改善農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本研究通過建立有限理性的假設并將外在不確定性因素和農民自身的主觀性因素納入測算框架之后,發(fā)現農民短視消費的特征及其影響效果被大大弱化。這說明我國在進行拉動農民消費增長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仍有待于進一步的改善。然而,由估計系數==,農民消費中的短視行為對其整體消費決策的影響效果較小。這說明在農民收入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收入水平仍然是限制農民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會顯著推動農民消費的升級。綜合上述兩個方面,結合實證檢驗的回歸結果,我們認為消費慣性是影響農民消費的重要因素,其影響效果主要是促進農民消費的緩慢增長、并限制消費的減少,而不是導致農民消費的劇烈變動。農民消費雖然有升高的動力,但同時也會到其他因素的牽制。根據前文對Δσ產生機理的討論可知,簡單以“理性人”的角度,用經典期望效用理論中的代理變量難以真實體現出農民設定短期儲蓄目標時所面臨的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同時也難以刻畫農民在制定消費決策時所表現出的主觀性和非理性特征。權重代表對項進行估計時其相應概率的影響程度,而非對概率可信程度的度量。顯然籠統(tǒng)以總的農民純收入的波動來刻畫對消費支出決策影響的解釋力不能達到理想效果,故若是分別用不同收入來源的不確定性變化來刻畫其對消費支出決策的影響會更加接近客觀實際。其消費預期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從而使其偏離理性人假設而表現出非完全理性特征。但現實中,農民的消費行為明顯受到不確定性和主觀性的影響,表現出一定的非完全理性特點。此外,繆爾鮑威爾(Muellbauer,1988)和戴南(Dynan,2000)也利用對數線性模型歐拉方程估計了收入不確定性和滯后一期的消費對現期消費的影響。也就是說(6)式保證了農民是“完全短視”的,他們儲蓄的目的就是為了應付未來已知的支出高峰,并且此時的農民只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