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排斥在體“道”之文以外，從而使他的文學觀念散發(fā)出濃烈的衛(wèi)道氣息。宋濂受正統(tǒng)儒家影響較深，其文風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作品內容及特征】他的散文風格古樸渾厚，體裁多樣，尤其以寓言體散文最為出色。他的許多詩文作于元末，還沒有受到明初那種高壓環(huán)境的壓迫，詩文中表現(xiàn)出對社會政治、民生疾苦的關懷和個人追求事功的欲望。早期詩歌反映了元末社會**，反映出百姓的疾苦，表現(xiàn)出對弱者的同情和為民請命的志愿。明代的八股制義文明代詩文中國文學史【八股文和科舉的關系】明代的科舉制度是由唐、宋時代科舉體制傳襲而來，并且以興起八股文作為考試規(guī)定文體的做法。【八股文的體制與創(chuàng)作特征】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間，八股文的發(fā)展趨于成熟，并出現(xiàn)了一些創(chuàng)作名家，如當時的王鏊、錢福等人便是具有代表性的八股文作家，尤其是王鏊，他的一些名篇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等文比較典型地體現(xiàn)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點。但從總體上來說，它在內容上要求貫穿“代圣人立說”的宗旨，刻板地闡述所謂圣賢的僵化說教，形式上又有嚴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規(guī)范文體的面目而出現(xiàn)，嚴重束縛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自由，給文學的發(fā)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造成萎靡不振的創(chuàng)作風氣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學復古時間：憲宗成化到穆宗隆慶年間（1465—1572）概況：文壇上流派眾多，互相間有融合，也有沖突，文學復古思潮日趨活躍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征，這期間的主要流派有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文學觀點】面對文壇萎弱卑冗的格局，李夢陽等前七子高睨一切，以復古自命，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重尋文學出路的意味，借助復古手段而欲達到變革的目的，這是前七子文學復古的實質所在。明代詩文中國文學史【弊端】他們過多地重視古人詩文法度格調，這多多少少束縛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手腳，影響了作品中作家情感自由充分地流露。一些下層的市井人物也成了前七子文學表現(xiàn)的對象。特別是隆慶四年（1570）李攀龍去世后，更是成為文壇宗主。特別是到了晚年，他在反省格調說的流變時，明確地將主格調者分成兩種，一種是“先有它人而后有我”的“用于格者”，另一種是在“先有己”的基礎上學習古人的“用格者”，從而提出了“有真我而后有真詩”的主張。他的文學影響也遠遠高出后七子中其它人。王世貞絕句體裁的短詩中也有一些清新雋永之作，如《送內弟魏生還里》?！?其次，在積極意義○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后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發(fā)起了一定的沖擊。唐宋派雖說在總體上主要推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等唐宋古文名家，各人的趣味則有所不同。歸有光【生平】唐宋派文人中文學成就較高的首推歸有光（1506～1571）。他的《先妣事略》、《見村樓記》、《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繼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壇，他們繼承了公安派的某些文學趣味。李贄的思想極具叛逆色彩與反抗精神，他強調個體自身的價值。使文學存真去假，就必須割斷與道學的聯(lián)系。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概況】在晚明文學領域，公安派是一個具有相當影響的文學派別，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1568～1610）的影響尤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公安派以“性靈說”作為文學主張的內核，在創(chuàng)作上注重有感而發(fā)、直寫胸臆?！酒渌删汀砍姼柚?，公安派的散文創(chuàng)作成就也較高，尤其是游記、傳記，多有佳篇。重視作家個人情性流露的體現(xiàn)，可以說是公安派文學論調的延續(xù)。晚明小品文【概況】小品文體制較為短小精練，與“舂容大篇”相區(qū)別?！撅L格特點】1晚明小品文內容題材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趨于生活化、○個人化，滲透著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調。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與《郎嬛文集》。晚明小品文創(chuàng)作對后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一直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要求學古與求真相統(tǒng)一。夏完淳 【生平】明末一位杰出的文人，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名詞解釋吳中四杰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賁合稱“吳中四杰”，以比擬“初唐四杰”，在明初詩壇頗具代表性。茶陵派茶陵派以李東陽為主，成員有謝鐸、張?zhí)㈥戔N、邵寶、魯鐸、石瑤等人。八股制義文明代的科舉制度是由唐、宋時代科舉體制傳襲而來，并且以興起八股文作為考試規(guī)定文體的做法。他們一方面反對臺閣體空洞冗沓的文風，強調詩歌的情感特征，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對古法的學習，來恢復古典詩歌的審美理想和審美特征。唐宋派嘉靖年間，文壇又有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另一文學復古流派——唐宋派。公安三袁公安派的主要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竟陵派繼公安派之后，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壇，幷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這是兩個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的文人團體，以“復古學”為宗旨，企圖從文化上復興傳統(tǒng)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他們貶斥溺于理學、喪失真趣的詩學風氣，力圖扭轉當時臺閣體、茶陵派的萎弱文學。后七子嘉靖、隆慶時期，李攀龍、王世貞為首，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后七子繼起，在復古主張上承接前七子，強化對法度格調的講究。成員有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公安派晚明反擬古主義思潮中聲勢最浩大的公安派，領袖及最主要成員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們在理論上接受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主張“有真情，方有真詩”。梅村體吳偉業(yè)的歌行體敘事詩采用長篇敘事的體例，注重使典用事的技巧和平仄協(xié)調的聲律，語言華美佚麗，結構布局波瀾起伏。所謂“格調”指詩歌的格律、聲調，用唐詩的格調去表現(xiàn)封建政治和倫理思想。1性靈說乾隆時期，袁枚提出“性靈說”與沈德潛“格調說”相抗衡。1陽羨詞派以陳維崧為領袖的詞派。1常州詞派清代嘉慶時期常州人張惠言與其弟張琦以及周濟等人而形成的詞派。因該派代表人物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稱為“桐城派”。姚鼐對前人學說融合總結使之具體化，他強調義理、考證、辭章三者兼?zhèn)洌岢觥鞍艘睂⑷呗鋵?，又將文風歸結為“陽剛”“陰柔”兩種。如《項脊軒志》一文借“百年老屋”的幾經(jīng)興廢，追憶親切的家庭瑣事、瑣談，表達了人亡物在、三世變遷的感慨，以及懷念骨肉之親的深厚感情，筆墨疏淡而情韻綿遠。正如章學誠說的“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三個國家，三條線索，如發(fā)辮之三股，在編結過程中，或二聯(lián)斗一，或二斗一觀，總有主線存在。四十多場戰(zhàn)役，百余場戰(zhàn)爭。④人物眾多，個性鮮明?！度龂狙萘x》的語言頗有特色，為淺近文言文體，雅致、洗練，與歷史氛圍極為合拍，與后來的長篇小說相比，可謂獨樹一幟。他的忠誠一方面體現(xiàn)在了對劉備乃至劉禪的忠誠，從未有不二之心，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它對國家和事業(yè)的忠誠，她對劉禪的庸愚敢于直諫而上《出師表》，對自己的失誤敢于自責而去丞相之位，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華容道上“捉放曹”是知恩圖報之義。《水滸傳》怎樣表現(xiàn)忠義的①《水滸傳》最早的版本名稱是《忠義水滸傳》，小說的主題即為忠義，是一曲忠義的悲歌。③通過對“不忠不義”人物的描寫，展現(xiàn)梁山好漢不同的遭遇，被官府、惡霸逼迫到走投無路只能投奔梁山，揭露了上至朝廷，下至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草菅人命、巧取豪奪、強搶民女的罪行，反映出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下層百姓紛紛走向反抗道路的必然性，暗示了梁山好漢走向悲劇的原因。②人物形象方面：《水滸傳》最大的藝術貢獻是創(chuàng)造了超群絕倫的英雄群像，以及為后來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藝術手段。這些人物在中國古典文學殿堂里排成了形象各異的群英譜。D、人物性格是發(fā)展的。杜麗娘的形象分析《牡丹亭》通過對杜麗娘為“情”而不顧生死的追求歷程的秒回，鮮明地表達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①苦于幽閨，樂于夢境：《驚夢》中杜麗娘青春意識覺醒。③捍衛(wèi)愛情，勇于抗爭：金鑾殿上，杜麗娘大膽為爭取來的愛情辯解，最后，以柳夢梅高中狀元后奉皇帝圣旨完婚的喜劇形式結局。②揭露、嘲諷科舉制度：《司文郎》以盲僧的幾聞文章，諷刺考官的昏庸無能；《賈奉雉》以賈奉雉用狗屁不通的文章高中來諷刺考官昏聵和科場腐敗。如魯迅對其評價“以傳奇法，而以志怪”，意思是用唐傳奇搜奇記逸曲折騰挪的手法記述狐神鬼怪的故事，另外一層意思是《聊齋志異》500篇中的多有短制，有類筆記小說乃至筆記。除首尾外，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230回，描寫的是科舉制度下的文人圖譜，第二部分是3146回，以修祭泰伯祠為主要事件，展現(xiàn)理想文士如杜少卿的探求，第三部分是4755回描寫的是理想探求破滅后，四位“市井奇人”的發(fā)現(xiàn)。1《桃花扇》的戲劇構思①劇作通過復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歷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巧妙地用楊龍友的雙重身份和雙重性格聯(lián)系起來。寶釵安分隨時，裝愚守拙，深藏不露，以逢迎保護自己的安全。但他們最大的相同點卻是悲劇結局，即“木石前盟”的悲劇和“金玉姻緣”的悲劇。她毒設相思局，弄權鐵檻寺，無所顧忌；月錢翻出利息銀，借劍除去尤二姐，積惡漸多，最后冰山既溶，大廈遂傾。寶玉前身是女媧補天唯一棄用之石，于是悲憤道“無才可去補蒼天！”他“潦倒不通時務，頑愚怕讀文章”；但他雜學旁收，“歪”才滿腹；他不愿做官為宦，卻愿為妹妹買小玩意兒。元末農民大起義，不僅以改朝換代而告結束，而且沖刷了元末社會的痼疾，為社會生產(chǎn)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前提。這些起義遍布于大江南北，發(fā)生在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陜西、山東和浙江等地。即使到明朝建國之初，在白蓮教活動的地區(qū)，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蓮教組織發(fā)動起義。洪武六年（1373）正月，蘄州人王玉二聚眾燒香密謀起義。彭玉琳稱晉王，置官屬，建元天定。四川、陜西在元末也是白蓮教盛行的地區(qū)。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廣安① 據(jù)湯綱、南炳文《明史》考證：所謂“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貴以彌勒教或白蓮會來鼓動群眾。洪武三十年，沔縣人高福興、田九成等聚眾起義，并與沔縣西部金剛奴領導的起義部眾合并到一起，眾至千余人。九月，起義軍主力部隊失敗，高福興被捕犧牲，其部眾三千人被俘。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順天府昌平縣民劉化聚眾起義，自稱是彌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紛紛加入，“皆受戒約，遂相聚為亂”②。唐賽兒是蒲臺縣農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蓮教組織群眾，自稱佛母，在山東益都、諸州、安州、莒州、即墨、壽光諸縣活動。與此同時，明鰲山衛(wèi)指揮王貴也在諸城獲勝，起義軍被殺甚眾。地方性的農民起義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傳》。明初農民起義雖然遍及全國十來個省份，從黃河兩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義者的足跡，但這些起義多局限于某一地區(qū)，有的只限于一個縣或幾個縣。洪武十四年，海陽縣民千余人又起義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陽縣民還在曾水蔭等率領下攻打州縣。廣西地區(qū)。到洪武二十八年，瑤壯族人民又聚集數(shù)萬人，以更吾、蓮花、大藤等寨為據(jù)點，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發(fā)展。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縣民陳同聚眾起義，進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縣，曾擊敗泉州衛(wèi)軍，后被駙馬都尉王恭軍鎮(zhèn)壓。洪武十四年，福安縣民聚眾八千余人起義，同年龍巖縣民起義，自立官署，進攻龍溪縣。明朝特派東川侯胡海為總兵官，普定侯陳桓為左副將軍，靖寧侯葉昇為右副將軍，率領三萬三千五百人前往鎮(zhèn)壓，起義被平定。淦、安樂三縣農民三萬余人，再次占據(jù)大盤山，自稱永順王，聲勢頗為壯觀。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稱鏟平王，古州十二長官司悉應之，號二十萬”①。永樂四年，吏部侍郎師逵在湖南役使十萬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喪生。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葉保五聚眾暴動，處州衛(wèi)與溫州衛(wèi)聯(lián)合派兵鎮(zhèn)壓才平息下去。宣德六年（1431），浙江麗水、青田陳才等率眾二百余人起義，“被甲持刀，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①。明廷命都指揮僉事韓整、高隆并敘南衛(wèi)指揮吳玉調集京師、陜西、貴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① 談遷：《國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第二節(jié)明中期的農民起義在明初社會經(jīng)濟恢復和發(fā)展過程中，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顯露。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賦役、地租的苛重，使破產(chǎn)失業(yè)的流民大量出現(xiàn)，社會矛盾也因之尖銳起來。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處的仙霞嶺，即是禁區(qū)之一。葉宗留率余眾逃出，轉移到處州（今浙江麗水）、云和、政和等地，繼續(xù)開采銀礦，聚眾至數(shù)百人。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戶征取田租外，還強迫佃戶逢年過節(jié)時向地主交納雞鴨等“冬牲”。附近州縣人民積極響應，不數(shù)日，眾至數(shù)萬人。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明廷即命都御史張楷監(jiān)軍，以都督劉得新、陳榮任總兵、副總兵前去鎮(zhèn)壓，途經(jīng)浙江時，與葉宗留起義軍相遇。八閩之地，數(shù)月之間，幾乎為起義軍席卷。鄧茂七的侄兒鄧伯孫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繼續(xù)堅持戰(zhàn)斗，最后戰(zhàn)敗被殺。正統(tǒng)十三年（1448）九月，黃蕭養(yǎng)與獄中難友集體越獄成功，遂舉行起義，“赴之者如歸市”①，旬月間勢力發(fā)展至萬余人。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戰(zhàn)中，黃蕭養(yǎng)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撫，一萬名將士遭到屠殺。① 項忠：《報捷疏》，《明經(jīng)世文編》卷四六。為了加強對流民的管轄，明政府曾于天順八年（1464）特增設湖廣布政司參議一員，專門負責處置荊、襄、南陽三府流民事宜。成化二年，總兵李震率兵進山圍剿，起義軍在梅溪附近大敗李震軍，殺死都指揮以下軍官三十八人。成化六年（1470），劉通的部下河南新鄭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發(fā)動起義。同時遣人入山招誘流民出山復業(yè)，削弱了起義軍的力量。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尸江滸。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建議借鑒東晉時僑置郡縣的辦法，處置荊襄的流民。②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上《項忠傳》。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八《平鄖陽盜》。次年，劉烈為亂兵所殺。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龍灘河的戰(zhàn)斗中被俘。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壽人，他們于正德六年起義。同時，河北地區(qū)受馬政之害尤烈。終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劉六、劉七在霸州率眾起義。正德六年（1511）春，起義軍由河北攻入山東，又由山東攻京畿，眾至數(shù)萬人。威震于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勢力所及達于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廣以至江西。楊虎軍突破明軍包圍，南向進攻徐州不克。③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五《北直隸③ 高岱：《鴻猷錄》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