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訴訟基本法律修改權失范及原因探析(文件)
【正文】 如果說憲法和《立法法》的授權條款是一種制約手段的話，那么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擁有的法律解釋權則可以成為一種有效的反制約手段。這種考慮不是沒有道理的。當行為者成為解釋者時，它幾乎可以成為真理的化身?！ 《侥壳盀橹?，掌握解釋與不解釋以及如何解釋主導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尚未對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做出解釋，盡管在其內部也存在要求解釋的呼聲，盡管其內部不同機構間對該規(guī)定已經存在理解上的分歧。)的自由空間就越小，對其行為合法性的鑒別和監(jiān)督就越容易。因為這是解釋者對自身行為的評價，當行為與授權規(guī)范存在某種不協(xié)調時，對行為的解釋變得困難起來，非此即彼的判斷總會讓行為者左右為難，所以此時“不解釋”就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我國憲法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這是我國全國人大的例會制度。從實踐來看，聽取、審議、通過《政府工作報告》要占據大部分的會期。許崇德先生對我國的物理代表制提出批評，并主張應當減少代表數量并實行兩院制，以提高全國人大的工作效能。 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學者們對于全國人大的工作效能均持否定的態(tài)度。對于這種選擇，彭真同志是這樣解釋的：“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毙迲椪呤紫瘸姓J全國人大代表規(guī)模對于開展經常立法工作的制約(即“人數多了，又不便于進行經常的工作”)。因此，全國人大自然將常委會的立法與自身的立法等同視之，而對自身的立法、立法權進行監(jiān)督似乎是難以想象的，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全國人大至今還沒有撤銷過一部違反憲法和基本法律的其他法律的原因。既然能制定“基本法律”，那么對“基本法律”進行修改就更不“應該”被約束了，而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也從未受過約束。筆者無力提出一攬子的解決方案，也不敢以制度設計者自居。當然，這僅僅是一些淺見，望能拋磚引玉。通過縮小全國人大的代表數使代表走向精英化和獨立化，使其能真正行使立法職能。 四、對策設想及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已經非常明顯地感覺到，基本法律修改權的失范不僅僅是立法制度層面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權力結構調整的憲政問題，并多少帶有路徑依賴的痕跡。 此外，由于《立法法》第八條模糊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間的效力，我們設想的讓全國人大對其常委會的立法進行監(jiān)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最后，既然兩個立法機關的立法沒有本質的區(qū)別，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結構(即“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發(fā)揮作用，來完成本應由全國人大承擔的經常性立法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頁可以說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有的學者注重對全國人大本身結構和功能的改造和加強，有的學者則傾向于通過加強全國人大附屬機構尤其是常委會的職能來解決這一問題。曹思源先生明確建議“新憲法應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定期舉行兩次例會”。繁重的任務卻只有簡短的會期，我們當然不能期盼分身乏術的人大代表在如此倉促的情況下完成大量的立法工作。從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至2000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的47年間，全國人大共舉行了34次會議，會期總計511天。這是不僅是避免尷尬的一種方法，更是回避監(jiān)督的有效手段，“部分”、“基本原則”等不確定法律概念遲遲未有法定解釋也許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吧! (三)權力結構不合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我國最高國家權力和立法機關，其享有的職權是很廣泛的。解釋權的行使狀況事實上制約著授權的明確度，所以解釋權往往能夠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監(jiān)督工具，是解釋者監(jiān)督行為者的必要條件?！ 〗忉寵鄬τ跈嗔χ黧w來說是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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