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或限制似乎都將得到“毫不褻瀆”的執(zhí)行，天主教系統(tǒng)內(nèi)的地方教會(或者說民族教會)[49]的自主權(quán)也將獲得新的生機。實際上，教宗的這份諭令已經(jīng)成為凌駕于特蘭特會議所頒一切教規(guī)教令之上的最高指示，其根本用意在于壟斷對特蘭特會議教規(guī)教令的解釋權(quán)。然而，在1564年1月26日頒布的這份諭令中，教宗閉口不談特蘭特會議對教宗制度所作的各種制約，相反，他卻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特蘭特會議對教宗的“尊崇”方面。”　　其二，嚴禁他人對特蘭特會議成果擅自進行闡釋?！睘榱吮ＷC這一規(guī)定能夠得到遵守，諭令對違反者施以嚴厲的處罰：“如果違規(guī)者是高級教士，那么，他將被禁止進入教會；至于其他人，不論其擁有什么樣的身份，都將依其行為本身而被處以絕罰。在以后的歲月中，羅馬教廷雖然遇到了地方主教以及世俗力量的抵制，但它卻在“特蘭特大旗”的護衛(wèi)下逐步穩(wěn)住陣腳，進而將天主教會的圣統(tǒng)制發(fā)展到了極致。[51]在這種絕對權(quán)威的絕對控制下，人們也就只能隨著羅馬教廷的解釋而人云亦云。如果這種狀況持續(xù)下去，對特蘭特會議的理解就仍將處于誤讀狀態(tài)，對近現(xiàn)代天主教會史的理解也就難免會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誤差。斯旺森(Robert Swanson)教授亦提供了許多具體指導和幫助，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特蘭特(標準意大利語寫作Trento，但意大利的不少方言都將之寫成Trent；其拉丁文名稱寫作Tridentum)，又譯特蘭托、特倫托、特利騰、脫利騰、天特，等等。(參見陳文海：《近代天主教“特蘭特體系”虛實考論——以〈特蘭特圣公會議教規(guī)教令集〉為考察基點》，《學術(shù)研究》2010年第8期)　　[5]關(guān)于天主教會召開特蘭特會議的動機，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術(shù)界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其主要觀點在于強調(diào)天主教會對自身進行改革的連續(xù)性，并盡力淡化天主教會與新教之間的矛盾與分歧。(參見孫立新：《試論不同歷史時期的宗教改革概念》，《世界歷史》1994年第4期；王新中：《對歐洲中世紀晚期天主教改革性質(zhì)的理論思考》，《山西師大學報》2001年第2期；劉林海：《西方史學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論探究》，《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付亮：《歷史學術(shù)語之爭——以“反宗教改革”為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增刊)筆者對上述新觀點持保留意見?！　6]關(guān)于新教對教宗特權(quán)及教宗制度的抨擊，可詳見馬丁馬丁 Richard Frederick Littledal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888. 20世紀中葉前后，西方學術(shù)界對特蘭特會議史的研究也曾取得頗為出色的成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德國著名史學家胡貝爾 Malley, ed., Catholicism in Early Modern History, Missouri, St. Louis: Cen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 1988, p. 218.　　[11]John W. O39。馬努蒂烏斯(Paul Manutius, 15121574)負責編輯并經(jīng)由教宗庇護四世(Pius IV)批準的拉丁文版本(Paul Manutius, Canones et Decreta Oecum. et Generalis Conc. Tridentini, Rome, 1564)。當然，后來也出現(xiàn)過其他英文譯本，比如宗教學者施羅德翻譯的《特蘭特會議教規(guī)教令集》(H. J. Schroeder,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Rockford, Illinois: TAN Books and Publishers, Inc., 1941年第1版，1978年第2版)。另外，20世紀70年代，諾曼不論從內(nèi)容還是從編排方式來說，泰納的這個版本都與最初的版本有較大差別，特別是其內(nèi)容被精簡了不少。　　[14]從標題來看，在特蘭特會議頒布的眾多教規(guī)教令中，明確提及教宗權(quán)力問題的只有一處，即第13次會議(1551年10月11日)公布的“關(guān)于改革之教令”，其中，第8章的標題是“牽涉主教的那些重大案件將由教宗審理”?？梢钥闯觯@章內(nèi)容是以隱性方式對教宗特權(quán)進行限制的。1557年，教宗保羅四世懷疑他信仰異端而將之囚禁于羅馬。Tridentinism,39?！　18]Hubert Jedin, Papal Legate at the Council of Trent: Cardinal Seripando, trans. Frederic C. Eckhoff, St. Louis and London: B. Herder Book Co., 1947, .　　[19]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 4.　　[20]有學者做過統(tǒng)計，在整個特蘭特會議期間，先后有270位主教參加會議，其中，意大利人187位，西班牙人31位，法國人26位，德意志人只有2位。特蘭特會議則改回古代的傳統(tǒng)做法，即采取一人一票制，而且只有主教及主教以上的圣職人員以及幾大修會的會長才有投票權(quán)。代管，拉丁文寫作“in mendam”，按照中世紀及近代前期的教會法，如果某一有俸圣職出缺，那么，在委任新的持有人之前，該圣職由某一圣職人員(通常為主教)代為管理，而且代管人享有與該圣職相關(guān)的各種收益。對于教會上層領(lǐng)導而言，巡視既是權(quán)利，也是義務。在近代早期，這一規(guī)則一度弛廢，但特蘭特會議對之進行了修正。其二，如果堂區(qū)居民死后安葬在本堂區(qū)以外的地方，’死者家屬仍須向本堂神父繳納四一捐(a fourth of the dues，拉丁文稱作quarta funeralis或quarta funeralium，喪葬費用四分之一的額度)。至于新教徒，特蘭特會議曾呼吁他們參加會議，并多次頒布名曰“給予抗議宗教徒的通行許可”之教令，其中不僅承諾給予新教徒以安全保證，而且給予他們以各種各樣的“自由”，例如，“可以自由交換意見，自由提出建議，自由討論本圣公會議準備討論的那些事情；可以自由且安全地前來參加這次基督教圣公會議，可以在那里停留和暫居；可以以口頭和書面形式提交建議，而且想提多少條建議就可以提多少條；可以與教父們進行協(xié)商，也可以與由本圣公會議選派的人士進行討論，而且，在與他們進行辯論的時候，不得有任何的謾罵和侮辱行為；不論何時，只要他們有意，可隨時離會”。也正因如此，后世的各新教派別一直不承認特蘭特會議是“圣公會議”。因此，雖然在特蘭特會議第二階段期間有幾位新教徒代表到達了特蘭特會議現(xiàn)場，但這絲毫不能改變特蘭特會議的“純天主教”性質(zhì)?！　42]“海洋”(mare magnum)，中世紀及近代西方對教宗諭令的一種通俗稱謂，意指教宗給予人們的恩惠有如海洋之浩瀚。簡單而言，在這個問題上，堂區(qū)神父的權(quán)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38]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p. 228229.　　[39]有繼承權(quán)的助理(coadjutor)，通常是指助理主教(coadjutorbishop)，這是由教宗任命的一種領(lǐng)銜主教，協(xié)助當任主教管理教區(qū)，并享有主教職位繼承權(quán)?！　33]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 251.　　[34]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 212.　　[35]巡訪(visitation)，亦稱“巡視”、“視察”，有“糾偏”或“懲治”之意。 Row Publishers Inc., 1975, pp. 866873.　　[30]參見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p. 1253. 在該書的“史論部分”，作者詳盡描述了會議進程及其間的各種爭執(zhí)，并詳細交代了每份會議文件的表決結(jié)果。來自意大利的這些會議代表在經(jīng)濟上大都不是非常富裕，他們對教皇的依賴程度較大。馬丁1563年，莫洛內(nèi)被任命為特蘭特會議主席。詳見J. Waterworth, ed. and trans., The Canons and Decrees of the Sacred and Oecumenical Council of Trent, pp. 89, 228, 277.　　[15]吉奧瓦尼除此之外，還有一章的標題與教宗特權(quán)問題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即第24次會議(1563年11月11日)“關(guān)于改革之教令”第19章，其標題是“那些應急擢升委任狀、預先委任狀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委任狀均被廢止”。因此，從貼近原始文獻這一角度而言，不論是施羅德版本、還是泰納版本，都不如沃特沃斯版本。 Ward Limited, an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從內(nèi)容上來說，1834年的拉丁文本比1564年的拉丁文本多出兩章(見施羅德英譯本第259 26273278頁)。 Madrid, 1786)。詳見Norman P. Tanner, ed.,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London and Washington D. C.: Sheed amp。 vol. II, 1961. 近年來，在特蘭特會議史研究領(lǐng)域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法國年輕史家阿蘭　　[7]薩皮是最早展開特蘭特會議史研究的教會學者之一，見Paolo Sarpi,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Trent, trans. Nathaniel Brent, London: Printed by Robert Barker and John Bill, 1620(此書是薩皮著作的早期英譯本，語言風格及文字拼讀與現(xiàn)代英語存在較多差異)，但是，這部著作具有頗為濃烈的“神學論戰(zhàn)”色彩。s Work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0, vol. 39, pp. 55104, 247299。正視天主教會與新教派別這段劇烈的碰撞和爭斗，并不會影響現(xiàn)代西方社會中基督教各派別之間的和解與統(tǒng)一；相反，卻能夠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為這一爭斗所付出的沉重代價，更好地發(fā)揮歷史的警示功能。(參見R. Pochia Hsia,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4)“天主教會改革”這一概念的提出，拓寬了人們的研究視野，也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4]特蘭特會議之后，在羅馬教廷的主導下，圍繞這次會議出現(xiàn)了諸多演繹。然而，隨著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簡稱“梵二會議”)的召開，綿延400年之久的“特蘭特體系”在天主教世界已經(jīng)基本瓦解，人們已經(jīng)可以自由地對特蘭特會議文件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讀。在教宗特權(quán)及教宗制度問題上，特蘭特會議雖然比較謹慎，但也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說的那樣無所作為。在充分利用會議賦予教宗各種權(quán)力的前提下，庇護四世已經(jīng)將那些有可能令教宗及教廷陷入尷尬的條文推到了幕后。首先，諭令闡釋了作此規(guī)定的緣由：“假如允許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對此次圣公會議所頒教令發(fā)表自己的評論和解釋，那么就有可能出現(xiàn)歪曲和混亂現(xiàn)象。”然后，諭令又以明確的口吻規(guī)定只有羅馬教廷才有權(quán)對特蘭特會議的文件進行解釋，而且再次強調(diào)這一權(quán)力也是特蘭特會議本身賦予教宗及教廷的：“不論何人，如果他認為此次圣公會議所頒教令在某些地方存在表述不清、界定模糊之類的問題，而且，基于這一緣由，如果他認為需要對之做出某些闡釋或決斷的話，那么……要讓他前往教廷那里以求解決之道，教廷乃是所有信徒的女主人，對于其權(quán)威，此次圣公會議亦以非常敬重的方式予以了承認……在那些教令問題上，如果出現(xiàn)什么難題或爭議，其解釋權(quán)和決斷權(quán)悉歸于朕，這一點也是此次圣公會議本身所明確規(guī)定了的?！　∑湟?，強調(diào)特蘭特會議賦予教宗的特權(quán)。在該諭令中，庇護四世雖然也要求所有天主教徒必須遵守特蘭特會議所頒教規(guī)教令，但是，其真正主旨卻如該諭令所言：“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qū)@一決定有一更清楚的了解，朕特意通過目前這份諭函之中所述內(nèi)容來對那些教令予以批準確認，并通過目前這份諭函之中所述內(nèi)容來對一切人等做出規(guī)定，要求他們必須接受并遵守那些教令。　　然而，在“對相關(guān)內(nèi)容”“深思熟慮”并聽取“諸位可敬的樞機兄弟”的意見之后，教宗庇護四世還是毫不猶豫地“批準”了多有齟齬且對教宗制度做出諸多限制的特蘭特會議所頒教規(guī)教令?！　〖幢阍诮套谥贫葐栴}上的表述已經(jīng)比較謹慎，在會議進入尾聲階段，很多與會者還是產(chǎn)生各種各樣的擔心，認為如果會議制定的教規(guī)教令得不到教宗的批準，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將付諸東流。這種欲說還休的狀況恰恰體現(xiàn)了特蘭特會議的天主教“正統(tǒng)”性質(zhì)。然而，教令本身與教令的實施結(jié)果畢竟不是同一回事，歷史過程的詭異性在這個問題上彰顯無遺。[44]需要注意的是，在特蘭特會議期間，圍繞教宗與主教的關(guān)系問題，既有許多神學上的爭執(zhí)，也有許多現(xiàn)實利益的爭吵，不論雙方是如何妥協(xié)的，基本事實就是，特蘭特會議所頒教規(guī)教令既對主教提出了諸多嚴格要求，同時也賦予主教以更多、更廣、更明確的權(quán)力，與此相應，教宗對地方教會的實控權(quán)則受到一定的制約。在處理這類事情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