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保護受被保險人撫（扶）養(yǎng)之遺屬”之理論的提出與闡發(fā) 與傳統(tǒng)保險法理僅僅著眼于“被保險人故意犯罪”不同，現(xiàn)代保險法理從人壽保險制度的功能出發(fā)，提出并闡發(fā)了“優(yōu)先保護受被保險人撫（扶）養(yǎng)之遺屬”的理論。[11] 綜上所述，傳統(tǒng)保險立法所采之“保險人因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而免責”的規(guī)定雖是以“被保險人一般不能從自己的犯罪行為的后果中得到保險補償”之公共政策為其思想淵源與理論基礎(chǔ)的，但公共政策作為法律規(guī)范外部行為正當性的一種價值判斷標準，本來就是“一匹難以駕馭的馬”。（4）過多地給保險制度強加了作為懲罰犯罪之工具的功能。但將威懾作為不強制執(zhí)行原則的基礎(chǔ)是很薄弱的……對這一假定的最好回答將是提問，當死刑都不能阻止一人的罪行時，取消此人的生命險將有一種什么樣的犯罪威懾力呢。（2）過分夸大了在不給付保險金條件下對被保險人故意犯罪的“威懾效應(yīng)”。雖然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行為應(yīng)當受到遏制而不應(yīng)當受到鼓勵，但在保險人給付保險金的條件下，是否必然刺激被保險人鋌而走險故意犯罪呢。如此犯罪利多害少之現(xiàn)象，恐有助長犯罪之虞”。由于故意犯罪行為本質(zhì)上對社會共同生活秩序具有極大的破壞性與危險性而為社會大眾所無法忍受，因此，立法者應(yīng)當將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所致死亡或傷殘之事故作為保險人得以免責的法定事由之一，以達懲罰、威懾或者阻卻被保險人犯罪之目的。保險立法所應(yīng)采之政策，究竟是以維護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的公益優(yōu)先，還是以保護保險金受益人的私益優(yōu)先，抑或兼而有之。 在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壽保險合同中，當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而死亡時，受益人能否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一直是國內(nèi)外備受爭議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45條將“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致死”視為保險人的法定免責事由之一。這條規(guī)定雖然有助于維護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等公益，但卻損害了無辜的受益人之保險金請求權(quán)等私益，違背了“刑罰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則，進而有“株連九族”之流弊。從我國保險立法而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于1995年制定之初，在立法政策上將“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作為保險人當然免責的法定事由；2009年《保險法》第二次修訂時，上述立法政策并未改變，修訂后的《保險法》第45條規(guī)定：“因被保險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導(dǎo)致其傷殘或者死亡的，保險人不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以下，筆者擬從保險政策、保險法理、保險立法等方面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以期對我國保險法的理論與實踐有所助益。（2）避免人壽保險制度成為“助長或者鼓勵”被保險人故意犯罪的誘因。[4]如此一來，“保險制度將形同獎賞犯罪之制度，勢必淪為鼓勵被保險人犯罪之工具，或者成為被保險人犯罪之幫兇，此豈保險制度之法旨”。事實上，“被保險人為使受益人取得保險金而故意犯罪致死，通?？赡苄圆淮蟆?。雖然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行為應(yīng)當受到懲罰，但通過免除保險人給付責任之途徑以示懲罰被保險人的故意犯罪行為，其威懾力如何，值得懷疑。”[9]（3）違背了“刑罰及于己身，罪不及他人”之法律原則。保險作為人類社會之良善制度，具有分擔損失、保障生活安定之功能；若強加給保險作為懲罰犯罪之工具的功能，則“買保險之人，皆不能犯罪，否則，若因犯罪行為致死或致傷，則被保險人不但可能要被科以刑罰，還要受到喪失請求保險金之懲罰”。因此，在保險領(lǐng)域和其他領(lǐng)域一樣，“需要小心謹慎地適用公共政策原則”。持該理論的學(xué)者認為，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之目的是多元的：“以生存為給付條件”的人壽保險，保險金意味著被保險人年老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以殘疾為給付條件”的人壽保險，保險金意味著已致殘的被保險人喪失勞動能力后的生活保障；“以死亡為給付條件”的人壽保險，大多以后代或配偶為受益人，保險金意味著已死亡的被保險人的后代或配偶的生活保障。然而，倘若立法者以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其自身死亡或者傷殘作為保險人的法定免責事由，以示對被保險人故意犯罪之懲罰，那么不僅懲罰的“皮鞭”勢必落在“無辜”的受益人身上，而且無辜之受益人的生活即陷入無著落之境地。少數(shù)法院的判例仍然“站在高度專門化的立場認為：這種保險與公共政策相違背。進一步說，并不是違法人獲得了保險金，也不是由違法人精心設(shè)計的權(quán)利人獲得了保險金，而是保險合同給予權(quán)利而且對損失不負責任的人獲得了保險金”。[17] （三）大陸法系國家保險立法政策之改革：以日本為例 英美法系國家法院相關(guān)保險法判例所體現(xiàn)的新思想與新觀點，對大陸法系國家的保險立法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有的國家保險立法嘗試通過法律改革予以接受。”上述規(guī)定表明，日本傳統(tǒng)保險立法上，視“被保險人因犯罪、死刑執(zhí)行而死亡”為保險人的法定免責事由之一。《日本保險法》第51條對《日本商法典》第680條所規(guī)定的“保險人的法定免責事由”進行了徹底的修改，該條規(guī)定：“死亡保險的保險人于下列情形下不承擔支付保險給付責任。因為在人壽保險合同中，被保險人無論是因故意犯罪被執(zhí)行死刑而死亡，還是在實施故意犯罪過程中死亡，其本人均無法從自己的犯罪行為的后果中得到保險補償，可能獲得保險補償?shù)氖潜槐ｋU人以外的受益第三人。 （一）從保險法角度來看“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 從保險法角度來看，對“故意犯罪致死之可保性”問題持否定性觀點之論者，在解釋上大多是著眼于被保險人在主觀上的“故意”，認為保險立法者之所以應(yīng)當將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作為保險人的法定免責理由，是因為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與“保險事故須發(fā)生于‘偶然性’”之原理有違。依“偶發(fā)性”原則，對于被保險人因故意犯罪所致自身之死亡，既然出于“故意”而非意料外之事故，應(yīng)不予享受保險之利益。若保險事故系出于被保險人故意所為，則保險人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此為所謂“偶發(fā)性”原則。[22]對于被保險人故意犯罪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