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篇：蘇軾蘇軾（北宋文學家）編輯 鎖定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13]。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zhí)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4]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于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主要作品 《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主要成就“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早年經歷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奮”的“蘇老泉”。蘇洵發(fā)奮雖晚，但是很用功。[7] 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創(chuàng)造許多飲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進京應試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qū)，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這兩人正銳意詩文革新，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chuàng)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名動京師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xiāng)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15] 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xiāng)，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16] 自請出京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烏臺詩案烏臺詩案大約是蘇東坡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臺桌上擺著一首只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么會在花心上臥呢?,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安石回來后,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蘇東坡出于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么,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見有幾條黃色、?小孩說：黃狗蟲,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么鳥叫?旁人答道：,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與搞“文字獄”,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1079年）,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yǎng)小民”、蔡確等人借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fā)泄對“新法”的不滿,、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圣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jiān)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烏臺詩案”.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托朋友代勞,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圣主如天萬物春,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凄凄,?桐鄉(xiāng)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后,獄吏按照規(guī)矩,并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感動之余,王安石也勸神宗說：圣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fā)落,“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17]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fā)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jiān)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18] 被貶黃州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wèi)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皷|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東山再起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yōu)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20]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zhí)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少年英才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qū)），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67]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810]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1112] 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13] 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4]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516]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yǎng)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7]王安石主張“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后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余倉則是宋代的創(chuàng)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詔設置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18]陳說政事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20] 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2122]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3]懇辭入朝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7]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guī)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8]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9]越次入對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32]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3]熙寧變法主詞條：熙寧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435]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6]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7]熙寧四年（1071年），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