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篇：20152016學(xué)年高中語文《蜀相》作品賞析 新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doc《蜀相》■杜甫：一個人如何成為詩圣李白使詩歌變成“神曲”，而杜甫使詩歌成為“人歌”。李白總是往一般化、抽象化上靠，而杜甫則總往具體化、形象化上靠。讀李白的詩，我們感受到人生宇宙的莫大寂寞，而讀杜甫詩，我們頗感身處人間的種種具體煩惱——不論這煩惱有多大，由于是具體的苦難與不幸，相對于那種生命本質(zhì)上的苦痛，它在質(zhì)上還是小的。是的，李白總是大鵬一般，精神遨游天上，而杜甫則時時注目人間，他為那些聲聲入耳的悲聲和絲絲入目的苦形所牽掛，所苦惱，憂心忡忡而又不知所措。與李白對具體的人事不感興趣正相反，杜甫對日常生活中的悲歡離合傾注了極大關(guān)注與關(guān)心，這可能正是他人格上日臻于圣人境界的途徑，圣人就是“即凡而圣”的。一部《論語》，其中多少哲理，全來自日常生活的觀察，孔子的學(xué)問，其最值得我們尊敬的也即在此——人倫之圣孔子和詩歌之圣杜甫，其精神特質(zhì)及升華之途徑，確有相同處。在面對日常生活中的悲歡離合時，杜甫選擇的不是感慨，這一點他與李白正相反，李白總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看成是人生悲劇的一個例證而發(fā)出感嘆，并使之成為詩的主體。而杜甫則是描述，他的詩甚至因此變得有些瑣屑，而這正是他的特色，他詩歌藝術(shù)的特色，他思維的特征，我們因此把他的詩稱為“詩史”——他對生活是客觀記錄的、描述的，正如他在《石壕吏》中表現(xiàn)的那樣，不，像他在整個“三吏”“三別”，整個安史之亂之際所寫的一樣——全是敘述，而且細節(jié)摹寫生動，人物音容笑貌刻畫生動。他甚至因此被后人稱為袖手旁觀者，冷漠無情，殊不知這正是他詩歌的特色，他要保持客觀與冷靜，他要不介入，從而使事件正常發(fā)生發(fā)展，不因其干擾而改變方向，從而有真實可信的結(jié)果。這時，面對對象，他更像一個科學(xué)工作者，而不像一個易激動的詩人。李白沉湎于酒的境界，真像一個酒神。但有意思的是，他酒醉之后倒不是與別人打成一片，醉成一團，撕扯不開，而是心游萬仞，他彼時的眼光是向上的，看到的是“長風(fēng)萬里送秋雁”，想到的是“欲上青天攬明月”，而不是與人糾纏。他醉后倒似乎更有洞察力，更有穿透力。他的醉眼似乎更冷峻，更不屑于一切。杜甫則是冷靜的，這是指他的客觀判斷力。若論及他的主觀態(tài)度，更常常是冷峻，一種冰冷的、嚴(yán)厲的、難以靠攏的精神形式。他寫過《飲中八仙歌》，這是醒者的詩——只有醒者，才能如此細致地觀察——不，觀賞。他就這樣眾人皆醉我獨醒地觀賞他們，描摹他們的醉態(tài)，并對他們發(fā)出由衷的贊美，他暗中很羨慕他們的境界，但他注定是另一種人。他的良心太敏感，因而時時被驚醒，或被痛醒，不大能在醉態(tài)中酣睡。杜甫也是飲酒的，但他寫醉酒很少，他是在冷靜時寫作的，他的作品出自他的理智，以及他仁愛的內(nèi)心，不像李白那樣寫詩出自澎湃而不可抑制的熱情與激情。李白總是把個人遭際縱向上升到人生，杜甫則又總是把一己不幸橫向聯(lián)系到社會。所以李白像一個哲學(xué)家，杜甫是一個政治評論家，他的詩像是社會評論。李白對人生感懷萬端情不能已，杜甫對社會苦難憤慨不平唏噓不已。如果要控訴人間罪惡，那么，李白可能是滔滔不絕的公訴人，而杜甫是目擊證人。他發(fā)誓他在現(xiàn)場，他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發(fā)生的。所以李白的大本領(lǐng)是議論，雖然他并不愿多動腦筋思考，但“斗酒詩百篇”的他要發(fā)議論，而且是不著社會邊際的議論，總能思如泉涌、妙語連珠，且讓我們隨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杜甫的大本領(lǐng)是描摹與敘述，他描摹的功夫在詩人中可稱第一。在杜甫的詩中，無論是場景描?。ㄈ纭肚即迦住罚€是風(fēng)景描摹，甚至人物心理描摹，他都能“使筆如畫”，他天生一副仁慈的心腸，天生具有善于捕捉細屑的眼光，他常在細枝末節(jié)中發(fā)現(xiàn)大問題，他常被細小的情節(jié)感動。李白是破壞的力量，杜甫是建設(shè)的力量。李白代表沖破一切束縛向往自由蓬勃發(fā)展的精神，而杜甫則代表建立規(guī)矩遵從規(guī)范的約束。李白古風(fēng)、樂府寫得最好——事實上，李白哪種詩體都能玩得轉(zhuǎn)、玩得絕。誰能說他的五、七言律、絕不行？我們只能說他更喜歡用哪種方式來抒發(fā)他那不羈之情——因為他的情“不羈”，所以他愛用古風(fēng)，因為古風(fēng)在形式上最少約束，除了一般性的押韻和節(jié)奏，其他都可模糊。李白天性是“君子善假于物”，在他眼里，那么多詩體，簡直是宇宙之間豐盛的大餐，他取來享用，不想烹飪。而杜甫則像一個孜孜不倦探求烹飪技術(shù)的廚師，他不停地試驗新的配方與配料，講究火候與色香味，所以他是詩體的大師，他幾乎在各種詩體上都做過勤奮試驗，元稹說他“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可能稍有溢美，但基本情形也差不多。當(dāng)然，杜甫取得的最大成績，我以為還在七律上。他的《秋興八首》極錘煉之功，是文學(xué)史上空前絕后的交響樂，它們源自杜甫圣人般憂患重重的慈悲胸懷，這是一種境界，是人格修煉的結(jié)果，不僅僅是詩藝上的琢磨。杜甫有很“俗”的一面。比如他在長安“朝扣富兒門，暮逐肥馬塵”（《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在成都毫不慚愧地靠老朋友接濟，如果對方忘了，他還主動催要（《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希望他們來“救急難”；他進三大賦以求用，一邊自詡“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句》）且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邊毫無羞恥地自比古代文學(xué)弄臣枚皋揚雄，一再懇求玄宗“哀憐”（《進〈雕賦〉表》）?？赡芤驗樗簧?jīng)濟上不能瀟灑，政治上不能得志，影響到他人格上的拘謹(jǐn)與一絲委瑣。這種庸俗的一面，與他“詩圣”的“圣”的一面（此“圣”乃指他精神上偉大的博愛與推己及人 的慈悲）似乎很不和諧，但卻如此真實地出現(xiàn)在一個人身上。事實可能正是因為杜甫自己對生活的艱辛與種種尷尬有切身的體驗，他才能體諒他人的苦難與辛酸。這可能正是杜甫由凡入圣、由俗入圣的邏輯之路?！龀鰩熚唇萆硐人溃L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賞析這首詩，不僅是一首憑吊古跡、頌揚諸葛亮的詠史詩，而且是一首富有教育意義、感人至深的抒情詩。千百年來，有不少頌揚諸葛亮的詩篇，但最膾炙人口、激動人心的要算這一篇。詩的題目叫“蜀相”，“蜀相”就是諸葛亮。公元221年，魏、蜀、吳三國鼎立之時，劉備在四川成都立國稱帝，歷史上稱為蜀漢，任命諸葛亮為丞相，所以杜甫稱諸葛為“蜀相”。但詩以“蜀相”為題，卻不是單純的歷史紀(jì)錄，而是寄托了作者對諸葛亮的崇高敬意?！妒裣唷愤@首詩是唐肅宗上元元年的春天，就是公元760年杜甫初到成都時訪諸葛亮廟時所作。這時的情況，從杜甫個人的處境來看，政治上很不得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理想已經(jīng)完全落空，生活上的艱難困苦，更不必說。從當(dāng)時社會現(xiàn)實來看，“安史之亂”持續(xù)了五年還沒有平定下來，史思明再次攻陷了東都洛陽，自立為大燕皇帝，唐王朝仍在風(fēng)雨飄搖之中；人民大量死亡，生產(chǎn)遭到大破壞，正如杜甫描寫的那樣：“六合人煙稀”，“園廬但蒿藜”。尤其嚴(yán)重的是唐肅宗的昏庸，信任宦官，猜忌功臣。在這種情況下，杜甫的心情自然是很苦悶的。所以當(dāng)他來到諸葛亮廟時，緬懷諸葛亮的為人，特別是他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他和劉備君臣二人之間那種魚水相得的關(guān)系，不禁百感交集，心潮翻滾，以至淚流滿襟，因而寫下了這首詩。這也許就是詩人自己說的“情在強詩篇”吧。很明顯，這首詩的主題就是歌頌諸葛亮。杜甫入蜀以后，思想上有一個很突出的變化，那就是他不再“自比稷與契”，而向往于諸葛亮。他寫了一系列贊揚諸葛亮的詩，并公然說：“凄其望呂葛，不復(fù)夢周孔。”意思就是說，他殷切期望的是呂尚、諸葛亮這類英雄人物，再也不夢想周公和孔子了。這首《蜀相》詩，便正是他“凄其望呂葛”的具體表現(xiàn)。全詩共八句，可分為兩段：上四句寫丞相祠堂，下四句寫丞相本人。但這兩段，并不是可以分開的兩截。因為在對丞相祠堂的描寫中，已暗含丞相其人在內(nèi)。開頭兩句：“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庇米詥栕源鸬姆绞剑c明丞相祠堂的所在地。丞相祠堂，就是現(xiàn)在的“武侯祠”，在成都城南約二里，現(xiàn)在已經(jīng)辟為“南郊公園”。武侯，是武鄉(xiāng)侯的簡稱。公元223年，蜀后主劉禪封諸葛亮為武鄉(xiāng)侯。值得注意的，是“何處尋”的“尋”字，它飽含著詩人杜甫對諸葛亮無限追慕的心情。因為心思其人，所以才要尋訪其廟?！板\官城”是成都的別稱。因織錦業(yè)發(fā)達，漢朝曾設(shè)有錦官來管理，所以后來又把成都稱為錦官城。有時為了適應(yīng)詩句的需要，也簡稱為“錦城”，如杜詩“錦城絲管日紛紛”。“柏森森”三字也值得我們仔細玩味。因為這森森的高大茂密的柏樹，不只是識別丞相祠堂的標(biāo)志，而且是歷代人民愛戴諸葛亮的見證。杜甫在夔州時寫有一首《古柏行》的詩，專門描寫孔明廟前的一棵老柏樹。其中有這么兩句：“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不言而喻，成都的丞相祠堂之所以能出現(xiàn)“柏森森”的景象，同樣也是由于“人愛惜”的緣故。聯(lián)系到古老的《詩經(jīng)》里那首《甘棠》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痹娨馐钦f，老百姓出于對召伯的愛戴，竟然連他曾經(jīng)休息過的那棵甘棠樹，都不忍砍伐，因而長得茂盛。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知道：凡是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人民是不會忘記他的。三四兩句，“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是進而描寫祠堂內(nèi)的景物。但描寫景物的目的，卻是為了更深刻地表達對諸葛亮的懷念心情。表面上是寫景，骨子里卻是抒情。關(guān)鍵在于“自春色”的“自”字，和“空好音”的“空”字。由于自己心目中所景仰的人已經(jīng)見不到了，所以，盡管映帶在臺階兩邊的碧草并非不悅目，那藏身在森森的柏葉之中的黃鶯兒的歌唱，也并非不悅耳，但詩人都無心賞玩。這里的“自”字和“空”字，是互文對舉，可以互訓(xùn)。所謂“互訓(xùn)”，也就是說，“自”可解釋為“空”，“空”也可以解釋為“自”。如果把這兩個字對調(diào)一下，說成是“空春色”“自好音”，也完全可以。對詩的原意，毫無影響。唐人李華《春行寄興》詩說：“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其中自、空二字的用法，和杜詩是相同的。對于這兩句的寫景，過去有不同的理解，如清朝人仇兆鰲在其所著《杜詩詳注》里就說是“寫祠廟荒涼”的。近人大多數(shù)也采取這一說法。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第一，從“碧草春色”“黃鸝好音”的描寫中，我們確實看不出有什么“荒涼”的意境，相反，倒是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第二，古人常用草色來渲染春色之美，如江淹《別賦》中有“春草碧色，春水綠波”的句子，就是這一類。杜甫這里說的“碧草”，也正是這個意思。碧草就是碧草，不是蔓草、雜草、野草，更不是衰草，不能一看到“草”字，便和“荒涼”聯(lián)系起來。而且，這樣的理解也違背了詩人的創(chuàng)作意圖。因為詩人的意圖，正是要把祠堂的春景寫得十分美好，然后再用“自”“空”二字將這美好的春景如草色鶯聲等一齊抹倒，來加倍突出詩人對諸葛亮的敬仰之情。所以，春色越美，鳥音越好，就越有助于表現(xiàn)這種心情。如果理解為“荒涼”，便不能起到這種反襯作用。大好春光，人無不愛，就是杜甫也寫過“不是愛花即肯死”的詩句，為什么在這兒他卻采取了否定的態(tài)度呢?下文回答了這一問題。原來“傷心人別有懷抱”，他一心想念著的是這祠堂的主人──蜀相諸葛亮。這也就由第一段過渡到第二段，由寫景過渡到寫人。五六兩句，“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這兩句，從大處著眼，言簡意賅，高度地概括和評價了諸葛亮一生的功績和才德。這兩句，都是上四下三的句法，應(yīng)在第四字讀斷。上句寫諸葛亮的才略，得到劉備的器重，劉備曾三次去拜訪他。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所以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dāng)世之事”的話?！叭欘l煩”，就是“頻煩三顧”?！疤煜掠嫛?，即天下大計，也就是有名的“隆中對”中所說的：東連孫權(quán)，北拒曹操，西取劉璋(四川)，南撫夷越等恢復(fù)國家統(tǒng)一的策略。這一句，雖然寫到劉備，但著重點仍在贊揚諸葛亮的雄才大略。因為劉備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三顧草廬，正是由于諸葛亮胸懷天下大計。下句，從品德和事業(yè)方面寫諸葛亮的忠貞。所謂“兩朝開濟”，是說諸葛亮先輔佐先主劉備開創(chuàng)帝業(yè)、建立蜀漢，后又輔佐后主劉禪鞏固帝業(yè)，濟美守成，真是“功蓋三分國”。然而他毫不居功自傲，這就充分表明了他那老臣謀國的一片忠心。諸葛亮一生中最感動人的地方，是他的死。詩的最后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的死，詩人表示了無限的哀思，對于他未能實現(xiàn)復(fù)興漢室、統(tǒng)一中國的天下大計，深表痛惜。蜀后主建興十二年，即公元234年春，諸葛亮第六次出兵伐魏，與司馬懿的軍隊在陜西渭南對壘，兩軍相持百余日。諸葛亮多次挑戰(zhàn)，并把巾幗婦人之服送給司馬懿來激怒他，但司馬懿仍然堅不出戰(zhàn)。諸葛亮終因操勞過度，于這年八月，病死在五丈原的軍營中，死時才54歲。這就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史實。諸葛亮雖然壯志未酬，但是，他所表現(xiàn)的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所給與后人的積極影響，卻是無可估量的。這也是詩人杜甫為之感動得淚流滿襟的一個沒有說穿的原因?！皽I滿襟”的英雄，當(dāng)然就是詩人杜甫自己。但他用了“長使”二字，便大大地擴充了感染的范圍，不僅把普天之下的，而且把千百年后所有的有志未遂的英雄人物全都包括在內(nèi)，使他們產(chǎn)生強烈的震動與共鳴，而不能不為之同聲一哭。歷史也正是這樣證明著的。這里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個為這兩句詩所感動的例子，是唐順宗時的王叔文。王叔文是當(dāng)時出現(xiàn)的有著名文學(xué)家、思想家柳宗元和劉禹錫等人參加的進步的政治集團的首領(lǐng)，他力圖改革弊政，但因遭到宦臣俱文珍等人的反對而終歸失敗。《舊唐書?王叔文傳》是這樣記載的：“叔文但吟杜甫諸葛祠堂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欷歔泣下。”所謂“欷歔泣下”，也就是“淚滿襟”。這是公元805年，也就是杜甫寫作這首詩之后不過35年的事情。第二個例子，是北宋末年的愛國將領(lǐng)宗澤，他也曾深受感動。當(dāng)時，宋王朝的兩個皇帝徽宗和欽宗父子二人雙雙被金人俘擄，宋高宗逃跑了，為了抵抗金兵的南侵，已經(jīng)70歲高齡的宗澤，親自帶兵鎮(zhèn)守尚未淪陷的當(dāng)時的國都開封，但終因憂憤而成疾，臨死時，他也無限感慨地吟誦了這兩句詩，并三呼“過河”（意思是渡過黃河，抗擊金兵）。這是公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