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案例1 帕累托的潛臺詞好壞標準取決于價值判斷，但價值判斷來源于何處？一種看法認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不能由人說了算，因為不管什么人都是狹隘的、自私的，因而是有罪的。因此是非標準應該由人以外的神靈來定。這一觀點會引導我們去了解神的旨意，從神學或宗教教義中去尋找好壞的標準。與之相反的觀點則是人本主義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價值判斷源于人的要求和愿望。但即使在這一點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分歧仍然是巨大的。因為世上有很多人，每一個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不同的。該以誰的要求和愿望來作為好壞評價的標準呢？一些人認為，世上只有某些人甚至是某個人的要求和愿望是明智的，而其他大多數(shù)人則不然。因此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要以那些明智人的理念和意志為標準。與此針鋒相對的另一種觀點認為，世上的人生來就是平等的，每一個人的要求和愿望都具有合理性，沒有好壞之分，應該得到同等的尊重。帕累托是在后一種觀念的基礎上構建他的規(guī)范理論的。帕累托效率包含著這樣的潛臺詞：人的要求和愿望是價值判斷的唯一源泉，每一個人的要求和愿望都是合理的，應該得到同等的單重，社會資源怎樣配置才好要由所有社會成員的要求和愿望共同來決定。可見帕累托效率決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的一種特定狀態(tài)，同時也是對一種社會倫理觀念的認定。案例2 中國的收入分配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從20 世紀80 年代后期，一直對個人收入分配變化趨勢進行追蹤研究，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開三次全國范圍的住戶調查，得出如下結論：中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從1994年開始城鄉(xiāng)之間收入差距出現(xiàn)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shù)相對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兩個百分點。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xiāng)收認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仍在擴大從1995年到2002年，城鎮(zhèn)內部的基尼系數(shù)的上升幅度最大，農村的基尼系數(shù)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高收入人群收入超常增長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表現(xiàn)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xiàn)為高收入人群收入的超高速增長。值得欣慰的是，農村的低收入人群組的狀況都有某種程度的改善。落后地區(qū)收入差距最為明顯從城鄉(xiāng)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qū)最高， %，而東部地區(qū)最低，37％。也就是說，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qū)，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距越加明顯。資料來源：李實、岳希明（2004 ）。案例3 民間資本占杭州灣大橋資本金五成2003年6月3日，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杭州灣跨海大橋70億元的建設項目貸款舉行簽字儀式。大橋項目計劃總投資118億元， % ，這是寧波市重大工程建設首次吸納民間資本參與，表明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體制實現(xiàn)了新的突破。杭州灣跨海大橋全長36公里，計劃項目資本金占35%，寧波和嘉興兩地按　9：1 的比例出資組建項目公司，其余建設資金請銀行貸款解決。有關銀行在進行全面綜合評估后，先后出具了由各總行簽發(fā)的貸款承諾書，其中國家開發(fā)銀行承諾貸款40億元，工商銀行20億元，中國銀行和浦發(fā)銀行各5億元?；A設施行業(yè)一直是民間投資準入的禁區(qū)。而作為國務院批準立項的國家特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民間資本的大規(guī)模參與無疑向人們發(fā)出了這樣的信號：民間資本正向更多領域伸展。大橋經(jīng)濟利潤誘人（ %）是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的首要原因。專家分析，從寧波到上海的莘莊，走滬杭甬高速公路約為304公里，從大橋走只有170 公里，而且收費還便宜30元到40元，大橋的競爭力顯而易見。據(jù)估算，6車道的跨海大橋建成第一年，每日通過標準車量約為4 . 5萬輛，2015年增至8萬輛，按此計算，％。而且在大橋建成后，幾乎沒有同類產品可以競爭，使得回報極為穩(wěn)定。難怪參與杭州灣大橋研究和設計的一家權威單位說，在他們20年來接手的近200座大橋中，杭州灣大橋堪稱效益最好。案例4 太原市污染權交易2001年10月13日，中國第一個關于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地方性規(guī)章《 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辦法》發(fā)布。在美國未來資源研究所和中國環(huán)境科學研究院的幫助下，太原市開展了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研究，中外專家共同起草了二氧化硫交易管理辦法。該“辦法”在太原市經(jīng)過充分討論和反復修改，更加符合太原的實際。9 月19 日經(jīng)太原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成為該市實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的依據(jù)。該辦法共29 條，目標是以最低費用實現(xiàn)二氧化硫總量控制。辦法規(guī)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是指在總量控制前提下排污單位之間進行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額的買賣；市環(huán)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實施統(tǒng)一監(jiān)督管理；計劃、經(jīng)濟、法制、財政、物價等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做好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工作；由環(huán)保部門下達的年度排放指標中的每一噸二氧化硫允許排放量，即為一個二氧化硫排放配額，配額可以交易，余額可以儲存，但不得提前使用。辦法還對交易中的具體問題和違規(guī)行為處罰做出詳細規(guī)定。資料來源：案例5 北京申奧的關鍵一票 1991年2月22日，北京市向中國奧委會正式提出承辦2000 年奧運會的申請。4月1日北京2000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正式成立。12月4日，北京向國際奧委會呈交了承辦2000年奧運會申請書。1993年1月11日北京正式向國際奧委會呈交了《申辦報告》。3月，國際奧委會一行12人在北京進行了為期3天的考察，臨走時留下一句“祝你們好運”。薩馬蘭奇先生對北京的祝愿并沒有成為現(xiàn)實。北京時間9月24日凌晨2時30分，薩馬蘭奇宣布，悉尼獲得2000年第27屆奧運會的舉辦權。在前3輪投票中，北京的得票數(shù)為337和40票，悉尼為30和37票。最后一輪投票中，悉尼和北京的得票數(shù)為45和43，悉尼獲得2000 年奧運會主辦權，北京以2票之差落選。后來，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很輕松地在第二輪投票過程中就以56票的過半票數(shù)勝出了。資料來源：根據(jù)新浪網(wǎng)有關資料整理。案例6 專家談中國的行政成本2003 年5月26日，中央電視臺晚7點“新聞聯(lián)播”的頭條是不足1 分鐘的口播新聞：國家主席胡錦濤離京出訪俄羅斯等國并參加國際會議。這次國家領導人出訪取消送迎儀式、減少代表團人員和交通工具等，對減少政府日常行政開支有多大影響？記者專門向財政部預算司咨詢的結果是：在中央預算中，對這一類支出并沒有單項成本核算，而且這一支出在整個政府行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小”。而首都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辛向陽認為，行政成本改革的舉措對政府行政支出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對《財經(jīng)時報》重申：“目前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關健不再是精簡哪一機構和哪些人，而是將成本概念引入行政管理和改革中?！倍档托姓杀静⒉恍枰隗w制層面上做大手術?！靶姓芾碇斜缓雎缘男〖毠?jié)，帶來的往往是巨領的隱形行政成本。”他舉例說，北京郊區(qū)某縣改為區(qū)時，需要更換公章上百萬個；一枚公章的成本低則幾十元，高則過百元，總支出就要以千萬元計?！邦愃凭揞~的隱形成本人們常常視而不見。一些地方官員更熱衷于做大文章，做形象工程；而減少、消除這類行政管理中的隱形成本，同樣需要建立相應的處理機制?！闭男斜O(jiān)管職能的成本有多大？“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 政治和行政問題專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剛建接受《財經(jīng)時報》采訪時說，行政審批制度是造成高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使政府機構設置臃腫，人員增加，不僅直接導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經(jīng)費開支龐大而帶來了行政效益的降低?！澳壳翱矗袊档托姓杀镜耐黄瓶趹撌菧p少行政審批－這是有效途徑，又具有可操作性。”杜剛建、辛向陽兩位行政研究專家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資料來源：，原載《 財經(jīng)時報》。案例7 教育券制度與浙江長興縣案例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 ）制度，是1976 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米爾頓 弗里德曼于20 世紀50年代提出的。弗里德曼是針對美國公立學校系統(tǒng)辦學質量和效率低下的現(xiàn)實，希望通過教育券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教育質量。實施教育券制度，即政府把原來直接投入公立學校的教育經(jīng)費按照生均單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額固定的有價證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發(fā)放給家庭或學生，學生憑教育券自由選擇政府所認可的學校（公立學?；蛩搅W校）就讀，教育券可以沖抵全部或部分學費，學校憑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門換取教育經(jīng)費。教育券制度的推行，給家長和學生更多的選擇，也給公立學校更多的壓力。私立學校通過獲取教育券，可以獲得原先難以從政府那里獲得的教育經(jīng)費，與公立學校進行競爭可以在更加公平的基礎之上進行。2000年11月，浙江省長興縣教育局局長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考察時學到了“教育券”這一概念，這個“拿來主義”使該縣于2001年夏天出臺了“教育券使用辦法”：向就讀民辦學校的新生，發(fā)放面值500元的“教育券”，向就讀公辦或民辦職業(yè)學校的學生，發(fā)放面值300元的“教育券”。入學后教育局根據(jù)教育券金額將經(jīng)費直接發(fā)給相應學校。2002年，“教育券”的發(fā)放范圍又擴大到貧困家庭學生。當年秋天，全縣351名貧困家庭的初中生、小學生，分別領到了面值300元和200元的“教育券”，貧困學生無一輟學。實行這項制度以來，長興縣已發(fā)放總額達221萬元的“教育券”，共有5046 名學生受益。長興縣教育局局長表示，推行“教育券”制度的初衷，是給予民辦學校和職業(yè)學校平等的待遇和發(fā)展機會，鼓勵社會力量辦學、調控普通高中和職業(yè)教育的招生比例。他認為，民辦學校實際上也承擔了一部分義務教育的責任。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面向每個學齡兒童，就讀民辦學校同樣應該享受政府的教育福利。浙江省教育廳于2002年12月初在長興縣召開了專題研討會。目前，浙江省教育廳已經(jīng)發(fā)文在全省推廣“教育券”。國內“教育券”的實施對象也從基礎教育中的各類民辦中小學、職業(yè)學校擴展到教師培訓、市民教育等領域。資料來源：郭雀屏，2003 .“教育券”風暴沖擊杭州．中國教育先鋒網(wǎng)，2003 。 案例8 智利的個人賬戶制度1973年，皮諾切特軍政府上臺。智利于70 年代末期開始推行全面的經(jīng)濟自由化政策。養(yǎng)老金管理的私有化是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推動這次改革的是一批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成歸國的經(jīng)濟學家（又稱“芝加哥男孩，39。 ） 。1981年，智利進行了養(yǎng)老金制度的改革。智利實行強制性儲蓄，建立個人賬戶，由私人公司代替政府機構負責養(yǎng)老金基金的管理。其具體做法是：基金由私人養(yǎng)老金基金公司（AFP）管理。這些公司受基金所有者的委托，為他們承辦養(yǎng)老金基金的投資運營，負責基金的增值，為基金所有者創(chuàng)造利潤?；鸸芾砉具€為投保者辦理附加的工傷保險和家屬的養(yǎng)老保險。與此同時，基金管理公司向委托人收取管理費用。收費率的高低取決于各公司之間的競爭。投保人有選擇加入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的權利，還可以隨時轉換基金管理公司。AFP將它們受托的基金投資于資本市場。當基金所有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他可以從自己所選擇的AFP按月領取養(yǎng)老金，或是將自己的養(yǎng)老金基金連本帶利轉向人壽保險公司，支取年金。如果到退休年齡時尚未交足養(yǎng)老保險規(guī)定的最低限額，只要其投保已滿20年，不足部分就由國家予補齊。國家對于AFP 的活動進行嚴格的監(jiān)督。智利的改革成就有目共睹：第一，給投保者帶來了較高的收益。1981 一1995 年間，全國養(yǎng)老金基金的平均回報率，扣除通貨膨脹之后，％。這就使新體系中的養(yǎng)老金發(fā)放標準大大高于舊體系。第二，養(yǎng)老金管理成本降低，服務改善。在私人管理公司的競爭約束下，管理公司收取的管理費用降低得很快。1981年開始時投保人激納給管理公司的管理費約占工資8 %，到90年代中期約為3% 。第三，有力地推動了本國儲蓄率的提高，促進了經(jīng)濟的增長。第四，促進了資本市場的發(fā)育。第五，減輕了財政負擔。在原有體系中，養(yǎng)老金支出讓政府背上了沉重包袱，政府財政連年赤字。90年代中期開始，這種情況得到扭轉。案例9 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中國21世紀上半葉人口老齡化的“二高三大”特征。（l）高速：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高速增長一從21世紀初期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 % 左右。（2）高齡：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比例以大約等于65歲及以上老人增長速度的兩倍超高速增長。（3）老人數(shù)量大：21 ，80歲及以上老人將超過l億。（4）老年撫養(yǎng)比大：21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將等于目前的3－4倍。（5）地區(qū)差異大：由于人口遷移的影響，中國農村老人比例將高于城鎮(zhèn)，相當一部分欠發(fā)達省區(qū)的老人比例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資料來源：曾毅（2001）。案例10 美國的401(k)計劃美國的401(k)計劃，即“現(xiàn)金或延期支付報酬安排”( cash or deferred arrangement)該計劃的參加者有兩種選擇：一是真接接受雇主付給現(xiàn)金報酬；二是讓雇主把這部分現(xiàn)金直接以稅前繳費形式存入其利潤分享或股票紅利計劃的賬戶中。此名稱來源于美國《國內稅收條例》第401條之k款，該稅法條款為雇主和雇員的養(yǎng)老金存款都提供了稅收方面的優(yōu)惠。401(k)與其他養(yǎng)老金計劃相比成本較低，雇主為職工的存款可以按工資的15％取得稅收扣除；職工的存款及其收益都延期繳稅，等于減免了當期的稅收。由于高薪職員比低薪職員更有可能向401(k)計劃進行稅前繳費，美國稅法要求繳費者在滿足其他稅收優(yōu)惠退休金計劃的，除禁止對高薪職員進行優(yōu)惠的各種要求外，還必須符合該計劃特別附加的對繳費額數(shù)的限制和年度測試（調查）的要求。安然破產也暴露了該計劃的一個大問題：由于許多職工選擇直接投資本公司的股票，一旦其服務的企業(yè)出現(xiàn)問題，員工很可能陷入養(yǎng)老積蓄與工作一起丟掉的困境。多年來，安然為其員工設立了流行401(k)養(yǎng)老金賬戶。按照公司的建議，員工用賬戶中個人所存入的錢購買安然股票，而公司提供的配套資金也全部以股票形式支付。該公司總值超過21億美元的職工養(yǎng)老基金中，安然股票占了58％。隨著公司股票的大幅貶值，安然2萬名員工的40l(k)退休基金化為烏有，損失高達數(shù)十億美元。安然事件暴露401(k)計劃一個暗藏的風險，那就是它沒有限定將職工養(yǎng)老儲蓄用于購買一只股票的比例。由于公司提供給員工的養(yǎng)老基金投資方式一般比較單調，購買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