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管理研究認識論的探索：基于“管理學在中國”專題論文的梳理及反思 韓巍 20221024 15:26:19 來源：《管理學報》 2022年 12期 【內(nèi)容提要】 首先基于《管理學報》“管理學在中國”專欄 7年來的相關文章，梳理了管理學者在“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 — 直面中國實踐 — 多元化方法論 — 改善學術評價機制”諸方面的共識，并對其中可能存在的疑難問題進行了剖析；然后，嘗試從研究的“時間維度”、“情境維度”、“分析維度”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研究認識論框架，以期對中國管理學術轉(zhuǎn)向“直面實踐 — 解決中國問題”有所助益。 【關 鍵 詞】 脫節(jié)多元方法論 學術評價 認識論探索 《管理學報》從 2022年創(chuàng)刊伊始，就在努力營造一種全新的學術氛圍。從早期“中國管理論壇”欄目到系統(tǒng)介紹中國學者相關研究的《中國管理學派園地》①，直至 2022年 3 月首屆“管理學在中國”學術研討會在西安交通大學成功舉辦前確定的新欄目“管理學在中國”，經(jīng)過 7年的努力，已經(jīng)刊發(fā)了一批盡管在科學樣式上缺乏“嚴謹性”、“實證性”，卻足以展現(xiàn)“質(zhì)疑、反思、批判”精神的學術文章。這些學者對“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檢討，對“直面中國實踐現(xiàn)實”的呼吁，對主流研究 (狹義 實證研究 )范式的“冒犯”，對現(xiàn)行學術評價制度的“抨擊”，不僅體現(xiàn)了中國管理學者主體意識的覺醒②，也是對國際管理學界動態(tài)的積極響應。本文意在對上述共識加以簡略地梳理，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加以進一步地剖析，然后，嘗試從研究的“時間維度”、“情境維度”、“分析維度”提出了一種新的管理研究認識論框架。 1“脫節(jié)” — “直面” — “評價” 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反思 在《管理學報》作者群里，羅紀寧 [3]最早提出了對管理學界“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 (簡稱‘脫節(jié)’ )”的質(zhì)疑。郭重慶 [4]措辭嚴厲地批評了中國管理學界“自娛自樂”的不良傾向，提倡“直面中國管理實踐，解決中國管理實踐問題” (一個延伸性解讀見文獻 [5])。羅珉 [6]則對西方管理學學術霸權表達了不滿。同時，《管理學報》對于“脫節(jié)”的討論已不再局限于一般意義上的批評，轉(zhuǎn)向?qū)ζ涑梢?、機理、危害的反思 [7～ 16]。 關于“脫節(jié)”的成因，張玉利 [7]提出了一種基于“管理實踐水平差異”的解釋，認為“脫節(jié)”是先進理論與落后實踐的脫節(jié)，而相對于先進的管理實踐，管理理論又常常是滯后的。孫繼偉的一系列文章，則提供了對“脫節(jié)”較為全面、細致的分析，認為“脫節(jié)”的癥結(jié)在于“管理學 應用鏈偏長”，“管理學研究者客戶迷失” [9]；“方法迷失” [11]；而且“價值迷失是實踐迷失和客戶迷失的深層原因” [10]。希望研究者應當“自我救贖”，為客戶和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自己才有價值 [11]。 陳勁等 [16]批評工具理性的泛濫，陳春花 [14]認為規(guī)范研究走向了極端，從而使研究“只有方法而沒有價值”，也是對“脫節(jié)”成因的合理推測。呂力 [12]認為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本質(zhì)是方法論問題，并就“技術取向”的認識論進行了探討，開啟了對“脫節(jié)”問題的哲學反思 [13]。楊乃定 [16]則對影響管理學科的 5個內(nèi)外環(huán)境障 礙進行了梳理，即“庸俗化障礙、學科類障礙、方法論障礙、實踐性障礙和成長性障礙”，也指出了“脫節(jié)”的一些典型特征：“‘唯方法論’論”、“問題虛無”。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學理上，期望解決“脫節(jié)”的疑難；還是響應官方號召，以及滿足社會、實踐者的現(xiàn)實需要，如何讓中國管理研究能夠“直面實踐現(xiàn)實”，就成為一種“必然”。 直面實踐的問題意識和策略建議 針對“直面中國管理實踐現(xiàn)實 (簡稱‘直面’ )”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①涉及“直面”的“問題意識”，比如韓巍 [17,18]的“轉(zhuǎn)向社會學”；羅珉 [6]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文化”和“中國現(xiàn)實問題”；周建波 [19]的“中國文化深層結(jié)構(gòu)”和“社會進程”；武亞軍 [20]的“本土重要戰(zhàn)略問題”；田志龍等 [21]的“從企業(yè)的實際問題提出研究問題”；陳勁等 [15]的“實踐導向管理研究”；楊乃定 [16]的“基礎研究”；王鑒忠 [22]、齊善鴻等 [23]對“異化”的反思。其中，陳春花 [24]的一組追問更具本質(zhì)意義，即“中國管理實踐的重大問題是什么；中國管理實踐的獨創(chuàng)性在哪里；中國管理實踐的發(fā)展脈絡是什么”。彭賀等 [25]給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思考，認為“直面”具有 7 個特征，但筆者 以為最關鍵的兩條是“解決中國實踐中的問題，研究方法服務于問題的系統(tǒng)解決”。②關乎“直面”的研究策略。比如劉文瑞 [26]的“文化對管理的多維型塑”；李垣等 [27]的“整合”；藍海林等 [28]的“嵌入”；段明明 [29]的“跨文化比較”，尤其是藍海林等 [30]的“市場分割”；郭毅 [31,32]對情境的具體化，即復合“悠久的中國文化、 80多年中國共產(chǎn)黨獨創(chuàng)的資源動員機制和 30年的改革開放”作為本土管理研究資源，及“對中國共產(chǎn)黨成功之道的探討”的示范，都很有啟發(fā)性。 至于如何踐行“直面”，部分學者也提出了一些具 體建議：比如彭賀等 [25]提出“直面”的 3種模式：“閱讀書刊，了解實踐；蹲點企業(yè)，觀察實踐；介入企業(yè)，改變實踐”，認為“后兩者”最值得提倡。陳勁等 [15]則強調(diào)“橫向課題(與企業(yè) )、溝通頻次和時長”的重要性。陳春花 [24]也主張“深入地去觀察中國企業(yè)的管理實踐”，“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方式轉(zhuǎn)向?qū)嵺`觀察和實踐研究，而不是純粹的理論研究和分析框架”。當然，張玉利 [7]則認為“不能單純地看學者們是否經(jīng)常深入企業(yè)調(diào)研或開展管理咨詢服務，是否在企業(yè)兼職，甚至是否自己在創(chuàng)辦企業(yè)，也不能單純地看學者們研究的課題是否主要來自于 企業(yè)”。 改變學術評價機制的呼聲和建議 圍繞上述認識，多位學者討論了改變現(xiàn)有學術評價機制的必要性。大致有兩種傾向：一種比較保守，傾向于在學術內(nèi)部調(diào)整 (詳見韓巍等 [5]；楊乃定 [16])；另一種則比較激進，傾向于從學術體系“內(nèi) — 外”入手，尋求大幅度的變革[8,9,15,25,33～ 35]，并明確地提出了“管理實踐研究實踐派管理理論”的表述。 彭賀等 [25]認為“研究成果的衡量以在管理實踐中的實際成就為標準，評價體系中應將實踐者納入”，應該“改革注重短期學術論文發(fā)表的學術評價體系”。孫繼 偉推薦了一種兼顧“同行研究者、讀者、使用者”的“四個一”評價指標 [8]，強調(diào)“實踐客戶最重要”，“不再片面強調(diào)刊物等級指標” [9]，進而提出“實踐派管理理論”的評價標準：“鑒別性和優(yōu)劣性指標 [33]。陳春花等 [34,35]提出實踐研究評價的兩個維度：實踐導向和創(chuàng)新導向，而管理實踐研究的價值評價應滿足 4個標準：①實踐性，研究要以實踐價值作為首要目的；②理論性，研究要以理論的形式貢獻實踐；③推廣性，反映成果的外部引用及應用；④驗證性，反映成果本身的效力。陳勁等 [15]則希望“重新構(gòu)建管理研究評價體系”，強調(diào)“解 決實踐問題，研究成果的實踐價值需要從企業(yè)、政府、公眾三方面評價”，并認為“研究成果的實踐性評價最為重要”。 2 重要共識 —— 多元而不是單一的研究范式 盡管“脫節(jié) — 直面 — 方法論 — 評價”的思路更合乎邏輯，但筆者還是愿意對“方法論”加以單獨討論。在大陸管理學界，羅珉 [36,37]對多元范式已有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與中國主流學術取向 (狹義的實證研究 )比較，其影響力則非常有限。非實證研究學術成果難以發(fā)表，個別學者對主流學術范式的質(zhì)疑不僅應者寥寥，而且頗有“僭越”之嫌?？v覽 7年來“管理學在中國”主題下的文章，在“ 直面中國實踐 —— 解決中國現(xiàn)實問題”這一新語境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主張已逐步成為一種共識。隨著對狹義實證研究不同視角、不同程度的批評和反思[7,11,12,15,16,38～ 41]，以及部分學者在經(jīng)驗研究中從問題出發(fā)所形成的切身感受和研究直覺 [21,24,30,42～ 47]，使多元范式的合法性及應用前景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現(xiàn)。 “狹義實證研究 (問卷 +統(tǒng)計 )”被濫用之弊已成為眾矢之的。無論是張玉利[7]質(zhì)疑的“為實證而實證”，陳春花 [14]提醒的“走向極端”，陳勁等 [15]論及的“工具理性”，楊乃定 [16]指 出的“‘唯方法論’論”，劉人懷等 [41]批評的“粗制濫造”等構(gòu)成了一幅極具諷刺性的學術缺失畫面。孫繼偉等 [11]對管理研究方法進行了非常生動的類型學劃分，所謂“殺牛術、殺雞術、屠龍術、剪貼術”。呂力 [38， 39]從哲學視角對實證范式進行了反思；韓巍 [40]則質(zhì)疑了實證研究在“客觀性、普適性、可重復性”上的承諾，認為實證研究同樣具有主觀建構(gòu)知識的特征。 不少學者從研究問題的實際需要出發(fā)，拓展了多元方法論的諸多面向。案例研究被廣泛推崇 [21,30,42～ 44,46]。偏質(zhì)性研究方法，如“深描 (thick description)[30,45]”、“歷史分析”、“比較分析” [30]、“企業(yè)史研究”、“田野研究”、“事件史分析” [42]等也進入學者的視野。呂力 [13]和高婧等 [46]則明確地提出對“思辨研究”的重視。韓巍 [48]發(fā)表了《管理學界應該接納思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