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極目古今話短長 —— 中國俠的歷史文化文化詮釋 汪聚應(yīng) 內(nèi) 容 簡 介 俠的存在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但俠卻是一個人們似乎都理解又很難定義的文化名詞。自韓非以來，歷代都有對俠的不同理解和詮釋。這種詮釋既是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變遷過程，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也是一個從歷史到文學再到文化意義的確立過程，是史家與文人的一種歷史文化共建。本文通過大量詳實的文獻資料和類比分析，從俠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的全過程觀照游俠，從中國俠史家、文人共建的現(xiàn)實出發(fā)，認為俠是一種特具道德意志與力量的人物、形象或人格精神，是社會存在與文學創(chuàng)造相結(jié)合的社會文化綜合體。一般可分為歷史俠、文學俠、文化俠三種社會文化形態(tài)，而以正義為其人格精神核心和最終的文化歸宿。 極目古今話短長 俠是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特殊產(chǎn)物。俠之一字，對中國人有一股特別親切的意味，具有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濃厚的文化意蘊。歷史上，記載游俠的正史僅 《 史記 》有 《 游俠列傳 》 ， 《 漢書 》 有 《 游俠傳 》 。此后史書不專載游俠。但自魏晉以來，俠的文學形式蓬勃生長，詩歌、小說、雜史中，俠的形象大放異彩。這就造成了俠這一文化本體在行為存在和精神存在上相分離的文化現(xiàn)象。研究俠及俠文化者，從游俠的社會作用到文學形象，可謂繁稠。但由于俠自身的復雜性、史料的欠缺以及陳見誤人太深，因而對于俠的性質(zhì)和源流眾說紛云，莫衷一是，揚抑褒貶，皆不免過情失實。當然，現(xiàn)代人所理解認可的游俠，更多的是詩歌、武俠小說中的文人觀念，大致不外乎快意恩仇、打抱不平、急難濟困、言信行果、見義勇為等。這種文學中的俠，是一種文人化、理想化的人格精神而不是俠的歷史文化本體。 極目古今話短長 乃至 《 辭海 》 等工具書中對俠的解釋也是這一思路。因而，俠在中國俠文化中已有三種俠的文化形態(tài)，姑稱之為“歷史俠”（即史籍中所載的存在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俠。）“文學俠”（基本上是傳統(tǒng)文化觀念與時代精神的產(chǎn)物，是文人用抽象的真實與具體的虛構(gòu)建筑的理想化人格模式。）“觀念俠”（是人們在前兩者存在形態(tài)的基礎(chǔ)上，在意識中形成的一種理想人格精神，是一種群體的“超我”形象，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進入民族的價值系統(tǒng)，就成了公理和正義的象征。）與此同時，在中國俠文化的承傳中，一代代人又不斷將新的文化積淀和時代精神澆灌進去，因而俠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俠的歷史存在層面的研究，便要剖開這些積鍍?？梢?，將俠的文學積淀、觀念形態(tài)混同于歷史文化本體，是現(xiàn)代人在俠文化研究中的一大誤區(qū)。 極目古今話短長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俠和俠文化研究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分岐較多、研究積淀中大家一致認可的東西太少、深層理論構(gòu)建與創(chuàng)造膚淺的文化現(xiàn)象。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一是材料蕪雜，史料欠缺；二是游俠自身人格的復雜性、自身性格行為中對立的因素太多，因 而不易持論；三是正統(tǒng)社會上層統(tǒng)治者一般不提倡游俠；四是俠文化中文人理想化創(chuàng)研究者理想化研究的成分太多，因而也誤人太深。 極目古今話短長 可見，研究中國俠文化必須樹立宏觀眼光，從俠的整個歷史文化的所有存在出發(fā)，從史家立傳與文人歌詠的深層社會文化背景和心態(tài)中去剖究，或有助于廓清迷霧，剔去陳見、偏見。明確俠及俠文化中所寄托的文人理想化人格和人們的英雄崇拜心理，俠文化的研究方可“柳暗花明又一村”；破除由武俠小說帶來的認識的片面性，從社會歷史角度深入挖掘俠正義與流氓人格精神的兩面，俠文化的研究也才是一個真實的整體。 極目古今話短長 如果宏觀地從中國俠產(chǎn)生、發(fā)展演變的社會實際出發(fā)，從記載俠的所有文化載體的流變出發(fā)，就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俠既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又是一種歷史文化現(xiàn)象，包含著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的豐富內(nèi)涵，中國俠的歷史也就是一部俠的歷史文化變遷史、一部史家與文人的共建史、一部文人的心路歷程史。在這樣的歷史文化時空中，俠也經(jīng)歷了由游民到刺客，從刺客到游俠、從游俠到武俠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 極目古今話短長 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xiàn)象，俠自身的發(fā)展伴隨著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始終，自先秦兩漢以迄明清呈現(xiàn)著不同的時代風貌和人格精神，而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這一發(fā)展過程經(jīng)歷了由史家立傳到文人歌詠的漫長歷程。因此，將俠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進行研究，不但有助于從俠的實際出發(fā)，揭示俠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且也適合容納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的廣泛內(nèi)容，使俠的研究更趨合理。 極目古今話短長 俠的存在是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一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現(xiàn)象。但俠是一個人們似乎都理解又很難定義的文化名詞。伴隨著俠的出現(xiàn)，對俠作出詮釋的權(quán)利首先進入法家和史家，如韓非、司馬遷、班固、荀悅等。無庸諱言，這些歷史的詮釋中雖然不乏史家個人的意義評價，但從總體上看卻是一致的否定。從“以武犯禁”的“邦之蠹”到“不軌于正義”；從“殺身亡宗”、“其罪不容于誅矣”的“未流”到“立氣齊、作威福，以立強于世”的“德之賊”，大致上代表了史家對俠的批判否定態(tài)度，且其運用的評價標準卻是驚人相同的理與法。這是史家的立場和觀念決定的，而以后史家放棄為游俠立傳 ，事實上也是無可指責的。只要認真審視歷史實存?zhèn)b的存在和行為，我們也會認同史家的社會批判性詮釋的。 極目古今話短長 古人對俠的詮釋是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變遷過程，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也是一個從歷史到文學再到觀念意義的確立過程。 自魏晉六以來，如果不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而是從文化意義上來看，歷史的放棄與文學的選擇對俠來說是更為幸運的一件事。而俠文化的傳承與延續(xù)也就成為比游俠活動本身更為重要的現(xiàn)象和事實。崇拜、贊詠游俠的正義人格力量，張揚俠的自由獨立、瀟灑超邁的行為方式，不僅拉近了俠與普通民眾的情感聯(lián)系，而且使俠成為文人創(chuàng)造的對象和精神上儒俠互補理想人格追求的力量淵源。 極目古今話短長 俠通過文人的創(chuàng)造，以文化形象而不是以歷史實存的面貌進入社會文化領(lǐng)域。從歷史實存到文人創(chuàng)造，俠的形象不時徘徊于它本來意義的周圍，甚至出現(xiàn)偏離，但文人創(chuàng)造中賦予俠的社會公正、道德、良知等人文精神，使俠不但從歷史實存變?yōu)橐环N文學形象，而且從文學形象又演變?yōu)槌醯赖潞头傻纳鐣x力量。正如馮友蘭先生在《 新時論 》 中說：“所謂‘行俠仗義’的人所取的行為標準，在有些地方都比社會道德所規(guī)定者高。 ……‘ 極目古今話短長 施恩不望報’是道德的行為，‘施恩拒報’即是超道德的行為了。”這也許是兩千多年來俠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chǎn) —— 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中永不磨滅的俠義觀念。因此，俠的觀念和行為是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傾向于從文化價值觀念上作道德評價，這是從中國俠的歷史文化變遷中得出的一個較為客觀的標準，不管俠的行為和觀念是不道德的、道德的、還是超道德的。 極目古今話短長 從先秦文獻中有關(guān)俠的記載看，先秦文獻中有關(guān)俠的論述和俠者行為大多與刺客有直接淵源。如前所述，韓非是先秦對俠論述較多的一位，他的論述是研究俠最重要的文獻資料，其 《 五蠹 》 篇所言“俠”，已完全具備武的技能和行刺犯禁的行為以及依附于人主的身份，即所謂“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的“私劍者”或“聚徒屬，立節(jié)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帶劍者”。 極目古今話短長 另外 《 人主 》 篇也說俠“離 (麗 )于私勇”。又在 《 六反 》 篇中進一步剖析其行為道：“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眲t完全是刺客行為。韓非關(guān)于俠的論述，雖從法制觀念出發(fā)，但卻反映了當時俠的存在形式 (群俠以私劍見養(yǎng) )和行為 (行劍攻殺、活賊匿奸 )及俠作為當時社會普遍尊尚的一種價值觀的社會實際。 極目古今話短長 我們不能因為后世觀念意義上的俠義精神，就先入為主，不查實情而批判韓非的觀點。事實上，韓非對游俠盡管持否定態(tài)度，但其論述則很可能是接近俠的歷史存在的原義的。此外， 《 韓非子 孤憤 》 篇中有一則話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則話也頗能說明當時游俠被蓄養(yǎng)成行刺工具的現(xiàn)實風尚。他說：“法術(shù)之士”，“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窮之。是明法術(shù)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誅，必死于私劍矣。” 極目古今話短長 舊注云：“法術(shù)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以罪誅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以劍刺之，以窮其命?！绷簡⑿壅f：“據(jù)此，‘私劍’似指暗殺，養(yǎng)，謂俠士被蓄養(yǎng)?！? 綜合分析韓非關(guān)于俠的所有記載和論述，乃知先秦所謂俠帶有濃厚的刺客淵源，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俠，是俠的雛型。但他們卻是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也是社會所贊譽的一種價值觀。而這類人也多被稱為“義士”。如智伯稱豫讓為“義士”而放了他。豫讓死后，“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極目古今話短長 就先秦其他文獻看，先秦游俠的事跡，散見于 《 左傳 》 、 《 國語 》 、 《 戰(zhàn)國策 》 。然其中所記典型者也就是被司馬遷寫進 《 刺客列傳 》 中的曹沫、聶政、專諸、豫讓、荊軻等。專諸事見 《 左傳 昭公五年 》 、 《 左傳 昭公七年 》 ，豫讓事見 《 戰(zhàn)國策 趙策一 》 ，聶政事見 《 戰(zhàn)國策 韓策二 》 ，荊軻、高漸離事見 《 戰(zhàn)國策 燕策三 》 。其他如 《 呂氏春秋 》 中的要離， 《 戰(zhàn)國策 魏策 》 中的唐且、侯贏、朱亥， 《 左傳 》 中的鬻拳、狼瞫、鉏麑， 《 晏子春秋 》 中的北郭騷等皆有刺客精神。見于先秦文獻中的這些刺客，都是依附于私門的政治工具。正因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作為俠的雛型刺客色彩異常濃厚，因此“儒墨皆排擯不載”?？鬃硬徽Z“怪、力、亂、神”，痛斥“犯上作亂”，不贊稱所謂的俠。 極目古今話短長 《 莊子 盜跖 》 篇中說孔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