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權的困境：明代史個案研究演講范文-文庫吧
2025-09-14 22:36 本頁面
【正文】 前期確立了正役和雜役兩類徭役。正役又稱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務，即由里甲人戶輪流承擔“催征錢糧，勾攝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還有雜役，包括由特殊人戶應充的軍役、匠役兩類，以及其他服務于各級政府的職役，如隨官聽差、公堂聽差、獄卒、門衛(wèi)、齋膳夫、解運稅糧官物、養(yǎng)馬等，各地編征的名目和數量不一，總的原則是“因事編僉”。徭役的攤派同賦稅一樣有身份之別。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頒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員之家的徭役。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員不僅免徭役，而且免賦稅。 按官紳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輕重不等的賦役，是一種身份性賦役制度。這種區(qū)別對待的賦役制度，實際上等于授權官府合法剝奪庶民財產無償分配給官紳和貴族階層。另一方面，它又意味著優(yōu)免賦役的貴族和官紳擁有土地資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賦役較重的庶民，這就為土地資源流向貴族和官紳創(chuàng)造了便利條件。明代身份性賦役制度的一個結果是，農民為逃避苛重的賦役，經常攜帶田產掛靠（“掛名投靠”）到官紳或貴族門下，委身為奴僮，當時稱為“投靠”。官紳地主因此可憑借其優(yōu)免賦役的特權獲得大量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身份性賦役制度構成此種土地資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外，“因事編僉”原則造成徭役的不確定和隨意性，使得官府有權任意調派農民的勞動，實際上構成對農民財產的變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中國歷史上，無論哪個朝代，穩(wěn)定都是官府壓倒一切的目標。分散的自耕農經濟是明王朝創(chuàng)建之初的經濟基礎，在統(tǒng)治者看來，維持普遍的自耕農經濟就是維護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擊豪強歷來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國策。 明初朱元璋頒布過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詔令曰：“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yè)，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占官民田產；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規(guī)定，公侯大官“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為主，不許過分占為己業(yè)”。 然而，嚴厲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預期效果，自明中葉始，土地兼并日益劇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稅田額數大幅度減少，失額土地“非撥給王府，則欺隱于猾民”，官僚貴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賦稅，成為非稅田，財政稅收因此相應減少。第二，失去土地的農民或者淪為佃農，或者流亡，沉重的賦役日益轉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導致他們的破產。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社會動蕩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隱，導致戶籍登記與土地所有狀況相互脫節(jié)，黃冊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賦役秩序混亂。 為什么嚴厲的反兼并法無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統(tǒng)治者和學者們對此有很多議論。相當多的學者，如方孝孺、解縉、徐光啟等，認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買賣，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對策應是土地國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買賣。 土地國有化政策究竟是對癥下藥還是飲鴆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當時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第一，皇室成員、勛威、貴族借助政治特權大肆侵奪官田和民田，皇莊和貴族地產迅猛擴張。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職權強占民田。第三，軍官、豪強、內監(jiān)瓜分屯田，化公為私，甚至役使屯丁。第四，貴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貸兼并自耕農土地。第六，人民為躲避苛重的賦役不得不賤售土地。上述憑借政治特權進行的掠奪，動輒幾百頃，幾千頃（如皇莊的擴張），其規(guī)模和速度都遠遠超過一般地主以購買方式進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權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權階層憑借法外特權進行掠奪；以及，身份性賦役制度和沉重且無法預見的賦役負擔導致自耕農破產，以致他們被迫攜產投靠或賤售土地。因此，地權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買賣，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權集中恰恰是因為自耕農對土地“私有”得不夠。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賦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紳階層對自耕農的剝奪合法化；二是官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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