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用與專有性與企業(yè)制度-文庫吧
2025-05-04 12:13 本頁面
【正文】 常態(tài)是它所創(chuàng)出的總收益在支付了所有組織成員的保留收入，即滿足了所有成員的參與約束條件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之后還有一個正的剩余，而這個剩余就是“組織租金” —— 相當于經濟學中的“超額利潤”或“凈利潤”?？梢赃@么說，保留收入的創(chuàng)造和分配并不是企業(yè)的特性，因為這是任何一個理性人參與任何一項經濟活動所必然要求的權利 。但是組織租金的創(chuàng)造和分配卻是企業(yè) (或經濟組織 )中獨特的內容，是企業(yè)成員爭奪的 真正對象。 中國最龐大的下載資料庫 (整理 .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 現有的不少文獻通過暗含假設“合約收入”就是當事人參與該團隊的“保留收入”，從而把“剩余收入”與“組織租金”混同在一起，當然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簡化對企業(yè)中十分復雜的收入分配問題的分析，特別是有利于建立正式模型。但是“剩余收入”特指企業(yè)收益在支付了各種按事前合約規(guī)定的固定或浮動報酬，即“合約收入”之后的剩余，在本質上它們更多的是一組法律或會計術語，因此這一組概念難以從經濟學角度十分準確地揭示有關企業(yè)組織租金創(chuàng)造和分配的內容。與此同時，剩余收入強調的是不確定性，因此剩余索取權的所有者承擔財務風險 。而組織租金強調的是實際的好處，其所有者并非一定要承擔某種財務風險。事實上，“剩余收入 合約收入”與“組織租金 保留收入”完全重合的可能性很少，剩余收入可能只包含了組織租金的一部分，甚至僅僅是當事人參與特定企業(yè)所要求的保留收入，比如在發(fā)達的資本市場上擁有剩余索取權的上市公司普通股東獲得的實際收入可能只是保留收入 (楊其靜， 20xx)。另一方面，事前固定的合約收入也可以包含部分、甚至全部的組織租金，比如在特許經營的商業(yè)模式中那些弱小的特許店往往要將大量的組織租金以商標使用費的形式按合同支付給授權方，自己留下的剩余 收入可能只包含少許的組織租金。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剩余收入”和“剩余索取權”并不是探究企業(yè)本質的有效工具，我們認為組織租金如何在企業(yè)合約成員之間進行分配才是認識企業(yè)本質的關鍵，雖然在很多時候組織租金的獲得是通過剩余索取權來實現的。 二、“專用性”不是分享組織租金的談判力基礎 “專用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可能是近十幾年來契約理論文獻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術語。所謂“專用性”特指專門為支持某一特定的團隊生產而進行的持久性投資，并且一旦形成，再改作他用，其價值將大跌 ?；蛘哒f，專用 性資產的價值在事后嚴重依賴于團隊的存在和其他團隊成員的行為。因此“機會主義行為”就和“專用性”密切相關，“專用性”也就成為解釋許多制度安排的核心概念。大量的文獻在沒有認真區(qū)分剩余收入和組織租金的同時，又進一步將剩余索取權和專用性投資、特別是非人力專用性投資聯系在一起，試圖以此把當事人分享組織租金和專用性投資相聯 中國最龐大的下載資料庫 (整理 .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 系。在這方面，當前最有影響力的解釋可能是一種源于委托代理理論和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即“專用性投資者為防止被他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侵害的風險，因此應該擁有控制權”并且“效率最大化要求企業(yè)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匹配 ”，所以“那些重要的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應該擁有剩余索取權 (或組織租金 )和控制權”。 的確，出于對社會福利最大化或最優(yōu)制度設計的考慮，上述論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從實證的角度，上述觀點卻值得商榷。首先，對于那些向特定團隊投入了專用性資產的“下賭注者”來說，由于資產缺乏流動性，面臨著事后被套牢的風險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團隊經營失敗的風險，因此在事前必然要求獲得包括足夠的風險傭金在內的保留收入，因為這是“下賭注者”的參與約束或個人理性約束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條件。 但是“下賭注者”對這個保留收入的索取權并不是企業(yè)的剩余索取權，尤其不是那種包含著組織租金的剩余索取權，雖然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實現形式 [4]。其次，許多文獻在情不自禁中擴大了那種與“專用性”相關的“控制權”的權力范圍。我們必須清楚，那種由“專用性”推出的“控制權”是指“下賭注者” (或委托人 )對其他團隊成員 (或代理人 )的機會主義行為實行監(jiān)督控制的權力，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專用性投資的“準租金”被剝削 (Ｋｌｅｉｎ，ｅｔａｌ。 1978)。不可否認，控制權肯定會對企業(yè)行為產生影響，并且某一方的控制權越大，其他團隊成員 (特別是企業(yè)經營管理者 )按其意志自由行動的空間就越小，團隊或企業(yè)的行為也就越是實施控制權一方意志的反映。但是控制權并不是一個抽象的超級權力，而是一種狀態(tài)依存的權力，有其特定的實施范圍和條件，即“下賭注者”獲得控制權不僅以防止“準租金”被剝削為目的，而且也以此為限。因此，那種由“專用性”推導出的控制權并不是而且也不能用來幫助當事人獲得組織租金，或者說，保證當事人分享組織租金的那種“控制權”并不是來自于那種與“專用性”相關的控制權。可見，在“專用性”投資者防范風險的邏輯下，我們只能推導出當事人對控制權和風險傭金的權利 ，而且這兩者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 (楊其靜， 20xx)。一般來說，專用性越強，可剝削準租金越大的“下賭注者”參與企業(yè)組織所要求獲得控制權和風險傭金就越大，即參與約束條件就越嚴格。當然， 中國最龐大的下載資料庫 (整理 .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 那些獲得剩余索取權的“下賭注者”還會因承擔了剩余收入的不確定性風險而獲得更大份額的風險傭金和控制權。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把專用性投資和談判力直接聯系在一起，用博弈論的方法來研究組織租金的分割和企業(yè)制度。青木昌彥 (Ａｏｋｉ， 1980， 1984)就是較早從這個角度進行研究的人。他以日本企業(yè)制度為背景，提出企業(yè)的組織租金來自于工 人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聯合生產，工人可以憑借專用性人力資本與資本家談判，獲取組織租金的一部分，并且引入“膽量” (ｂｏｌｄｎｅｓｓ )[5]來反映當事人的“談判力”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水平，采用“納什談判”方法建立起一系列正式模型。隨后，Ｄ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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