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中法戰(zhàn)爭中幾個問題的再認識-文庫吧
2025-05-26 00:52 本頁面
【正文】 天津。稍后，脫利古也來到天津，繼續(xù)與李鴻章談判。李鴻章依然拒絕法國的無理要求，使脫利古無計可施，宣布中止談判。法國見談判無法達到侵略目的，悍然于1883年12月中向駐守越南山西地區(qū)的清軍發(fā)動進攻，挑起了中法戰(zhàn)爭。中國前線部隊奉命開始抵抗。 戰(zhàn)爭開始后，清政府和李鴻章均持主戰(zhàn)抵抗的立場，希望在戰(zhàn)場上能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然后通過有效途徑解決中法爭端。李鴻章在1883年12月27日的《遵旨妥籌邊計折》中表明了抵抗的態(tài)度，提出了正確的策略。他寫道：“即敵或逕犯北寧，3面受兵，勢頗難守，然我兵終無遽罷之理也?！薄霸絹y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顧忌，久之彼氣衰餉耗，自愿轉圜，斯得理處之法。豈可望風震懾，倉卒撤防，使法窺我內(nèi)怯，要挾多端，增環(huán)海各國狎侮之漸哉？”他又指出：“卒之虛驕務名者恒敗，而堅忍多略者恒勝；足以知制敵之奇，終在鎮(zhèn)定。伏愿朝廷決計堅持，增軍繕備，內(nèi)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濟艱難。不以1隅之失撤重防，不以1將之疏撓定見，不以1前1卻定疆吏之功罪，不以1勝1敗卜廟算之是非，與敵久持以待機會，斯則籌邊制勝之要道矣?！盵1](P257258)但是，戰(zhàn)局發(fā)展與清政府和李鴻章的愿望相悖，清軍在山西和北寧都打了敗仗，后退至邊界地區(qū)。軍事的失利導致外交上處于不利地位，現(xiàn)實使清政府和李鴻章10分無奈，又萌生了妥協(xié)求和思想。1884年5月初，在前天津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的斡旋下，李鴻章奉命與法國海軍中校福祿諾在天津進行議和談判。5月11日，雙方簽訂《中法會議簡明條款》，又稱《李福協(xié)定》。這個協(xié)定第2條規(guī)定：中國將在北圻的中國軍隊即行撤回國，對所有法越已定和后定條約概置不問。這等于承認法國占有全部越南，比《李寶協(xié)議》大大退步了。對此，有人認為是李鴻章的“妥協(xié)賣國”行為。其實，這個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不容否認，李鴻章本人是傾向于妥協(xié)求和平的，但他并沒有自作主張的地位和權力，他的想法畢竟要得到清政府同意才能在談判中體現(xiàn)出來。也就是說，是在清政府授意和批準的情況下，李鴻章才可以確定條約內(nèi)容并簽字畫押的。以下是幾條證據(jù)：1884年4月22日的翁同龢日記寫道：“法總兵福祿諾者致書北洋，略言分界可讓諒山等5城，兵費亦可讓：撤曾使，法人甚惡之。邸意以為可就此轉圜，諸公議皆1轍。昨字寄、今電寄與北洋，既申飭之，復令設法毋損國體，且與講說也?！盵4](P12)這表明，清政府同意李鴻章與福祿諾談判，也基本同意福祿諾提出的議和條件。而且清政府還應法國要求撤掉了曾紀澤駐法公使職務。幾天談判后，5月9日未刻，李鴻章致電總理衙門報告談判經(jīng)過及協(xié)定草案內(nèi)容，并請“務求代奏，速定可否”。當日戌刻，收到總理衙門復電：“奉旨：詳加批閱，均尚無傷國體，事可允行。該大臣即照所擬辦理，嗣后詳細條目，務當悉心籌畫，毋滋流弊。欽此?！盵5](P129)翁同龢5月10日日記中也記載：“廷寄略言，所擬5條，不索兵費，不入滇境，余亦于國體無損，可允。”[4](P14)正是在得到朝廷批準后，李鴻章才于5月11日與福祿諾簽訂協(xié)定。5月29日，李鴻章致岑毓英函中解釋此事說：“中旨密令鄙人維持和局，乃敢冒不韙以成議，解此困厄?！盵3](P14) 李鴻章與福祿諾談判中同意中國軍隊即行撤回國，但雙方對撤軍時間沒能達成1致，也未在協(xié)定中明確規(guī)定，這1分歧后來竟導致中法爭端的升級，對此有必要進行分析。李福談判快結束時，福祿諾曾要求在協(xié)定中寫上中國軍隊撤回的期限。李鴻章不以為然，拒絕接受這個要求。當時法國駐華代辦謝滿祿記錄道：“中國政府持有1個由福祿諾先生交給李總督的重要文件，……李總督當時對于這個文件，要不是關于中國軍隊撤退日期的兩款文字刪去，他是不會同意接受的，而福祿諾先生是將這兩款文字用鉛筆劃去了。”[6](P412)但在協(xié)定簽訂后兩天，福祿諾因接到茹費理的指示，又來找李鴻章，要求規(guī)定中國軍隊撤軍時間。李鴻章仍然拒絕接受。福祿諾不甘心，繼續(xù)糾纏。李鴻章為了敷衍福祿諾，口頭表示中國會盡早撤軍。李鴻章為什么拒絕在協(xié)定中規(guī)定撤軍期限呢？除了想挽回1些面子，另1個重要原因是怕激起朝中主戰(zhàn)派的強烈反對，動搖清政府的決策，影響和局。他在1884年7月4日的《復陳使命約文情形片》中說：“所議簡約，雖蒙圣明曲諒，而京都人士嘖有煩言，若聞福酋又請限期退兵，必更嘩躁，徒惑眾聽，臣又明知事難照行，而約款未可遽背，欲令岑毓英、潘鼎新查照調(diào)回邊界約文自行斟酌妥辦，實具委曲求全之苦衷。”[7](P2148)那么李鴻章為什么又口頭表示盡早撤軍呢？因為他覺得，既然協(xié)定規(guī)定了撤軍，遲早總是要撤的，口頭表態(tài)并不為過，“盡早”與“即行”1樣是模糊提法；口頭表態(tài)本身沒有外交效力，這樣既打發(fā)了福祿諾，又不受實際約束?？梢?，李鴻章這樣做是有自己如意算盤的，也是有1定策略考慮的。 然而，事態(tài)的發(fā)展與李鴻章的愿望相反：清政府得知內(nèi)情后頗為不滿，認為李鴻章辦事草率，傳旨申飭；又認為法國太霸道，口頭表示盡早撤軍也有損中國的面子，于是命令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動，如彼族竟來撲犯，惟有與之接仗?！盵5](P143)作為福祿諾，他得到的口頭表態(tài)本不具備外交效力，可是他缺乏外交常識，竟當了真。法國政府根據(jù)福祿諾的報告命令在越法軍北上接收。這樣，1方不準退，1方卻要進，沖突在所難免。1884年6月23日，法軍將領杜森尼率領1支部隊北上企圖接管諒山，在諒山南部北黎附近的觀音橋地區(qū)與清軍遭遇。法軍強令清軍后退，清軍稱未接到撤退命令，須請示后決定。法軍竟無理發(fā)起攻擊，清軍被迫還擊——這就是北黎事件（又稱觀音橋事件）。這個事件是1起偶然事件，然而其背后卻有必然性因素：法國方面，迷信武力征服的作用，不把中國的讓步視為解決爭端的實際步驟，反而認為中國軟弱可欺，于是變本加厲恃強欺凌。中國方面，雖然在前幾個月戰(zhàn)爭中打敗了，但還未完全失去抵抗侵略的能力和信心，加上帶有復仇心理，因此不想輕易讓敵人占上風。正因為如此，在此后進行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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