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少，蛋糕很小不夠分的，這叫做“寡”；所謂“均”是均平的意思，這個均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公平，當然就是說財富不要兩極分化，搞得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太加劇，貧富差距太玄虛，有這樣一個含義在里面。所以我們講“均”，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講，是更加公平合理。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覺得儒家的管理思想，認為固然一個國家有財富，或者是經(jīng)濟繁榮發(fā)達很重要，但是財富的分配方法更加的重要，甚至比有沒有財富、經(jīng)濟是否發(fā)達還要更加的重要。為什么要講這一點？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漢代早期董仲舒在世的時候，漢武帝繼位時間不長，曾經(jīng)下達了一個詔書，讓全天下的英才有識之士都到長安來，來干嘛呢？來給他諫言，漢文帝就說“自從我繼位以來，可以說是夙興夜寐，我從來都不會想貪圖享受、追逐榮華富貴和個人享樂，我從來都不敢這樣做。生怕自己做得不好，玷污了列祖列宗留下來的財產，對不起全天下的黎民百姓，我統(tǒng)治的合法性會喪失。但是就像我們這么勤勤懇懇的工作，盡最大努力來治國安邦，為什么咱們國家還是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違法犯罪現(xiàn)象愈演愈烈，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董仲舒在給漢武帝上《舉賢良對策》里邊，他就是這樣跟漢武帝講，他說“其實咱們這個天下今天之所以搞得這么糟糕，出了這么多的問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咱們國家的官僚集團、權貴階層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利益群體，這個權貴利益群體，現(xiàn)在想盡辦法跟老百姓爭奪利益?！蔽襾韼椭蠹依斫舛偈妗芭c民爭利”這句話，我們可以這樣來分析。打個比方來講，現(xiàn)在兩個人一起做生意，做的是同一門生意，那這兩個人肯定是競爭對手。但是通過一段時間以后，這個甲發(fā)現(xiàn)乙是有特長的，為什么這樣講？如果它跟乙之間發(fā)生經(jīng)濟糾紛，最后來進行裁判的裁判官就是乙的家人，如果它跟乙之間發(fā)生了司法案件，那么最后來進行司法審判的人就是乙的親友，甚至法院、工商管理部門、執(zhí)法部，所有的權力部門都是乙的家人、親友在控制。那在這種情況下，甲可能就會覺得我跟乙之間再怎么樣的競爭，也是競爭不過的。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我跟乙這樣一場競爭是必輸無疑的。但是甲認為這場競爭關系到他的身家性命，關系到他整個全家人的生計和未來，是極為重要，只能贏不能輸。那在這種情況下，當他發(fā)現(xiàn)，按照正常合法的渠道跟乙之間競爭，就永遠不可能競爭得過他，那怎么辦？那就只能靠違法犯罪的現(xiàn)象，靠非正當?shù)那纴砀偁帯Ｋ跃蜁霈F(xiàn)坑蒙拐騙的行為，就會出現(xiàn)各種尖銳的、奸詐、卑鄙的手段來謀取利益。因為如果我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就是死路一條。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甲可能還會進一步認為，什么狗屁法律，你國家的政策和法律不就是那些權貴階層的一張遮羞布嗎？不就是為了維護這些權貴階層的利益而設的嗎？那既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權貴的遮羞布，是為了維護權貴集團的利益而設的，違法犯罪有什么可恥的？違法犯罪在他良心深處所引發(fā)的譴責和道德上的羞恥感也就不復存在，這樣他覺得違法犯罪、坑蒙拐騙不會讓他們感到羞恥，不會讓他們在良心受到譴責，他們也就大膽地、無法無天地去干這些違法犯罪坑蒙拐騙的事情。所以董仲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這個社會之所以現(xiàn)在違法犯罪的現(xiàn)象愈演愈烈，不是因為這些老百姓道德覺悟不高，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太不公平合理，這個社會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這個社會當中擁有特權的階層，跟老百姓爭奪利益，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來保護自己。老百姓也不是傻瓜，特別是老百姓當中那些膽子比較大的，敢于鋌而走險的人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這是我們今天這個國家總是治理不好，雖然你漢文帝本人是想了很多辦法，是盡心盡力但是卻沒有辦法根治社會秩序現(xiàn)象的根源之一。我想董仲舒的這個《舉賢良對策》的核心思想之一也就是孔子所講的公平正義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們現(xiàn)在講這個核心價值，我也在很多場合下聽到朋友在那罵，其實咱們現(xiàn)在這個核心價值觀，二十四個字，有那么老多的，記不住，那核心價值太多了就變得沒有什么用處了。比如說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你要問一個普通的美國人他都知道，那就是自由、平等、人權、民主這樣一些東西。就那么幾個，記起來很容易，一般老百姓也接受，而且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觀并不是美國政府發(fā)明出來以后強加給老百姓，也不是美國一批進步的思想家通過反復的研究以后，發(fā)現(xiàn)這幾個核心價值觀是在所有人類的價值觀當中是最合理、最優(yōu)秀的，然后把它們收集起來，叫美國人去接受的。嚴格說來，它是在幾百年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當中，逐步沉淀下來，緩慢的被社會大眾接受的一個自然生長和發(fā)展的過程。恰恰因為它是在一個自然生長和發(fā)展的過程當中形成的價值觀，所以具有非常深厚的社會現(xiàn)實基礎。指望通過一種官方強加的方式，讓人們接受一種價值觀，有時候是無效的。又比如說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經(jīng)提出過“亞洲價值”這么一個有趣的話題。其實什么叫“亞洲價值”？李光耀本人并沒有說得非常清楚，也有人很多人幫助李光耀總結，所謂的“亞洲價值”就是比如一些奉獻精神、注重家庭、集體主義、爭論等級，諸如此類的一些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褒貶不一。但關鍵是李光耀提出來的這個“亞洲價值”，我們也可以說是亞洲人普遍接受的一些核心價值，以后在西方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了非常廣泛和強烈的反響。包括像美國一些一流的學者，像亨廷頓、狄百瑞，甚至包括像福山，都曾經(jīng)回應過李光耀關于“亞洲價值”這個問題的言論。為什么李光耀一提出“亞洲價值”就立即引起世界范圍內的廣泛討論？引起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社會科學家的回應？那就是他所提出來的“亞洲價值觀”有力量，為什么有力量？因為李光耀并不是基于一個哲學家，一個形而上學的構思提出這些價值的，而是基于一種經(jīng)驗的貫穿，這種經(jīng)驗的貫穿代表亞洲人過去幾千年來的生活方式，在千年生活方式的基礎上所逐步形成的一些價值觀念。這一套價值觀念它有力量，它和亞洲人的生活方式都根深蒂固的聯(lián)系，也不是哪一個政府或者哪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能夠發(fā)明出來，強加給人們的。我們現(xiàn)在這個核心價值有很多，但是它是不是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當中有廣泛和深刻的影響？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礎，這是一個有待我們去進一步討論的問題，也是有很多人提出懷疑的地方。我并不是說否定這套核心價值觀，我想說的一個問題，其實幾千年來中國人是有一套自己的核心價值，有一些核心價值一直到今天為止，依然被人們廣泛的接受。比如一些我們今天講的公平正義，這個公平正義其實就是孔子所講的“均”的問題。這個價值觀就有非常深刻的基礎，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討論核心價值觀不能夠脫離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生活基礎來談論，不能夠基于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從一些理論家的理論體系出發(fā)，抽象的演繹出若干核心價值來，大家通過反復比較哪個好，我們就把拿來，可以人為的強加給一個社會，讓大家都去接受。核心價值觀并不在于多，而在于它是有力量的、有社會生活基礎的。孔子在這里所提出來的“均”與“寡”的問題，我覺得就是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就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價值問題。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需要考慮這個公平與合理的問題，作為引導我們這個社會進步和發(fā)展最重要的動力。我覺得從管理的角度來講，涉及到“均寡”問題，我想不僅僅在每一個國家涉及到這個問題，在每一個企業(yè)內部也同樣涉及到這個問題，“均”與“寡”的問題。國學智慧與創(chuàng)新管理（中）方朝暉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三）義利第三，我想討論的一個是“義”和“利”的問題，利益的問題。儒家對這個“義利”的問題非常關注。比如說儒家經(jīng)典《大學》里面講“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边@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大學認為，一個國家，老百姓追逐自己的利益，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固然是很正常的。但是一個國家的發(fā)展和進步不能夠把利益作為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如果一個國家在管理上就是把經(jīng)濟利益當成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指望通過引導和激發(fā)全民追逐利益的熱情讓這個社會繁榮和發(fā)展，并取得巨大的進步，有可能效果不一定很好，因為孔子曾經(jīng)說過叫“放于利而行，多怨”；“放于利”就是放縱人們去追逐利益，最后雖然大家可能都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人們的牢騷反而也會越來越多。孟子曾經(jīng)講了這么一個故事，就說他到魏國去訪問，見到了魏國的國王梁惠王，梁惠王就問孟子，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有以利吾國乎？”你是不是有什么高明的政策、策略，能夠有利于我統(tǒng)治這個國家嗎？孟子就這樣回答梁惠王，他說我到你們這個國家來，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說你們國家的國王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的統(tǒng)治；你們國家的士大夫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的家族、他的地盤的穩(wěn)固；你們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發(fā)財。也就是說在你們這個國家，人人都追逐自身的利益，人人都把他人當成謀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人和人之間也沒有什么信任感，也沒有什么安全感，就叫“上下交征利”，所以你們這個國家離亡國也已經(jīng)不遠了。我想給你一個非常深刻的經(jīng)驗教訓，就是我從改革開放以后，一直是把放權讓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由先富起來的人帶動其他人一起富起來，當成推動社會進步和發(fā)展主要的動力。我們就是想通過經(jīng)濟利益作為一個杠桿，來促進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把經(jīng)濟建設當成重心來抓。我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的這套理論，是有特定的時代條件所決定的，有他支撐強大的合理性，確實也創(chuàng)造了世界體系。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社會，就是些最簡單地連你每天吃的食物、喝的一杯水，甚至呼吸的空氣都不能保障最基本的安全了，那就會整個社會各行各業(yè)都陷入到瘋狂的逐利當中，坑蒙拐騙層出不窮，違法犯罪見怪不怪。為什么我們今天經(jīng)過幾十年的發(fā)展，在取得巨大的經(jīng)濟成就的同時，整個社會陷入到這樣一種完全沒有安全感的狀態(tài)？就是說像水、空氣、食物這三樣東西，是從人還沒有進化到人，停留在猿猴階段的時候，賴以生存最基本的依靠，如果連這三樣最基本的依靠都不能保障的話，那么人在這個地球上也是沒有辦法好好地活下去的。那為什么我們今天會出現(xiàn)這么一種情況？實際情況是什么？當我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當我們指望通過經(jīng)濟利益這這個杠桿帶動全社會追逐財富、追逐利益的時候，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就會形成，各行各業(yè)的人們都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創(chuàng)收。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學校，無論是企事業(yè)單位還是私營單位，大家都想盡一切辦法來掙錢，誰錢多誰就是老大，金錢成為衡量人們成就唯一的標準，所以有所謂的“笑貧不笑娼”。既然錢這么重要，人們只看我現(xiàn)在腰里有沒有錢，并不看我掙錢的手段和方法，那我通過坑蒙拐騙，或者違法犯罪的方式賺到了很多錢，只要我賺到了，我就是英雄，只要我賺到了，我就是老大。就會出現(xiàn)這么一種現(xiàn)象。我前些年聽到這么一個報道，說云南省的一家火葬場，知道說這個人死了以后，在多長時間內，他身體的一部分器官還有價值，可以通過人體解剖的方式把這些器官取出來賺錢，于是他們把這些尸體偷偷的拿去解剖，家屬最后所拿到的并不是自己親人的骨灰，而是其他的什么灰?？梢哉f這種賺錢方法也是非常的高妙，那這是結合他自己行業(yè)的特點，每一個行業(yè)都有自己賺錢的辦法。我也聽說了這樣一個故事，說賣大米的人不吃大米，因為他知道這個大米是如何被下毒的，所以他吃包子，但是做包子的人自己無論如何不吃包子，因為他知道這個包子是有毒的，他就吃大米。所以大家相互下毒，全民下毒，整個社會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瘋狂的，為了經(jīng)濟利益而不擇手段的可怕的境地。我自己多年來有這么一個習慣，喜歡吃蘋果，而且堅決反對削皮，因為我總是認為蘋果里面有很多的維生素是皮里面，它的營養(yǎng)價值跟皮有關系。但是我前一段時間到一個全國非常重要有名的蘋果生產基地去考察，把我給嚇了一跳。就這個地方生產的蘋果，當?shù)厝司陀H口告訴我說，他們所賣出來的蘋果自己從來不吃，為什么不吃？因為他們在這些蘋果非常小的時候，就買了一種很有毒性的袋子把蘋果包起來，蘋果在這種袋子的包裹下，吸收陽光非常充分，長的又大、又圓、又亮、又脆。但是實際上這個帶子里面的毒性很大，所以當?shù)厝怂约阂蕴O果怎么辦？我問他們，他們說他們都會種一些不套這種帶子的，或者套一種無毒帶子的蘋果，自己家里吃。那我過去那么多年來吃的都是有毒的蘋果了。也有人說，再過幾十年中國各種惡性腫瘤、癌癥會呈井噴式的發(fā)展，當然不管這個預言是不是正確，但是我想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一切向“錢”看，經(jīng)濟利益決定一切，是與國家在改革開放之初，大政方針上的偏差是有關系的。國家當初在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上，讓大家去追逐利益難道錯了嗎？沒有錯，但是有片面性。應當怎么做？應當把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作為重中之重來抓，而不是把GDP，把經(jīng)濟利益當成首要任務。我舉一個例子，前些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鹿奶粉事情爆發(fā)以后，媒體也已經(jīng)揭示出來，有多少家奶粉企業(yè)都生產這種有三聚氰氨的奶粉，而且實際上所謂的三聚氰氨是來源于尿素，喝奶粉就變成了喝尿素。引起了整個社會極為強烈的公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整頓全國的奶企，并且進一步整頓全國的食品行業(yè)，是具有非常良好的社會輿論基礎。但是就三鹿奶粉事件還沒有完全過去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就已經(jīng)走上街頭、走上熒屏，帶領老百姓去喝奶，號召老百姓去喝“放心奶”。我想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下狠心去整奶企的話，一大批奶企，包括一些知名品牌企業(yè)都得垮掉。某一些省份、某一些地區(qū)的自主企業(yè)、自主產業(yè)就可能倒閉，GDP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失業(yè)人口也可能會大幅度增加，會帶來很大的困擾。地方政府的管理人員可能不愿意看到這種局面，于是帶領大家去喝“放心奶”。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奶粉企業(yè)沒有整頓好，所以中國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所到之處把人家的奶品架全部買空，到香港把香港買空，到臺灣把臺灣的買空，到日本把日本的買空，我也有一些朋友到國外去一次帶幾十袋奶粉回來。為什么中國人把那么多的銀子削尖了腦袋也要送給外國人，去買奶粉，這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食品安全問題已經(jīng)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所致嗎？但是為什么出現(xiàn)這種病入膏肓的情況？就是與我們的管理思路有關系，就是我們的管理思路多年來，把一個“利”字放在了首位，違背了我們祖先早在2300多年前就已經(jīng)總結出來的經(jīng)驗教訓，那就是管理一個國家也罷、管理一個企業(yè)也罷、管理一個家族也罷，無論管理多大地方，都不能把“利”放在首要的位置，并不是說不需要“利”，而是說這個“利”要服從于一個“義”字，什么叫做“義”？就是正義。所以經(jīng)常說，如果要讓我說今天中國應當以什么作為核心價值？我想很簡單，就是“公平正義”。這個公平跟前面所講的“均”的含義雖不完全一樣，但是非常相近，這個“義”和他這里講的“義利之辨”的“義”是有關系的。這是我們講了古人的管理思想的一些對于今人來講依然是有價值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