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改革財產稅體系，逐步建立個人所得稅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制，加快推進增值稅擴圍的改革。鑒于權力與責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管理權，這不僅不會造成地方濫用稅權，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運用權力的壓力和動力，既能提高稅收體制的運行效率，也能減少來自基層政府行為不當的沖擊，實際上是對地方政府的一種約束和保護。與其允許地方政府發(fā)債，還不如改革分稅制。如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發(fā)改委主任沈衛(wèi)國所言，地方融資平臺風險究其根源，既有地方經濟發(fā)展滯后原因，又有現(xiàn)行體制下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的因素。但2010年預計將突破萬億的赤字財政已是板上釘釘。然而，地方政府高負債以及隱性債務的問題也早于2009年若隱若現(xiàn)。財政壓力轉為稅收壓力，端倪已現(xiàn)。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這十多年國內反復討論怎么走才是“公平”的路線。事實上，分稅制的出現(xiàn)恰恰是體現(xiàn)公平的重要一環(huán)：企業(yè)不分大小，不論行政級別，依法納稅，公平競爭；而中央與地方的財稅分配關系也得到相對穩(wěn)定?！必斦控斦茖W研究所賈康認為，“分稅制首先使我們可以憑借這樣一個以政控財，以財分配的安排，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yè)的關系，也就是以分稅制來革除財稅分配的舊體制的癥結，不論在過去幾十年的集權時期還是分權時期，過去沒有真正改變就是按照行政體系分配的根本問題。上世紀80年代至分稅制改革前的十余年間，中國經濟出現(xiàn)持續(xù)性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幅在10%左右，但國家財力并未同步增長，或者說，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落后于稅源的增長速度。年均下降超過一個百分點。由于中央財政“錢袋子”吃緊，那些年甚至發(fā)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并且借而不還的事件。改革內容包括：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代之以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重新劃分中央稅、地方稅、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財源；設計了一套稅收返還制度以保護各省市既得利益。分中央和地方看，1994~%（以1994年為基期），%，實現(xiàn)了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贏”。缺陷與生俱來“分稅制改革，財權與事權必須相統(tǒng)一，兩個職能的調整也必須相協(xié)調，否則，單兵突進的分稅制究竟能有什么效果值得懷疑?！霸O計任何一種稅收制度，首要的是通過這個稅制落到錢上?！备吲嘤抡J為，中國的財政應該走以支定收的路，政府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是很大的誤解。他認為，應該依靠政府職能界定政府支出，然后按照這個支出水平去確定政府收入?！笔聦嵣?，1994年的分稅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和事權范圍，以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明確各級政府的責、權、錢，但當時還不能確定省以下政府之間的財力分配框架。過多的政府層級使得中國不可能像國外那樣完整地按稅種劃分收入，而只能加大共享收入。1994年采取配套改革之后，由于省以下體制過渡不順，原來的一些矛盾和新的矛盾在交織和積累，引出的是財權的中心上移，事權的中心下移，全國財政收入在增長，地方財政收入也在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中央和地方在財政比例中上升，而縣鄉(xiāng)的財政困難卻凸顯出來，欠發(fā)達地區(qū)尤為強烈?！辟Z康認為。為了緩解縣鄉(xiāng)財政困難，實現(xiàn)省以下財政層級的扁平化，近幾年來，財政部在省以下財政管理方式上做了較大改動，推進了省直管縣和鄉(xiāng)財縣管改革的試點。實施分稅制以后，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68%，地方政府的收入僅占32%，但地方政府支出卻占60%，中央政府支出只占30%左右。分稅的十多年來，爭項目、爭資金、跑貸款、忙舉債幾乎成了基層政府的必然之舉。有消息指出，2009年，杭州土地收入達1200億元，超過上海、北京居中國城市之首。而北京2009年由于土地市場的火爆，賣地收入5倍于財政赤字。事實上，地方財政早已經被這種模式“綁架”，或者說沉溺其中。當地方財政成為“賣地財政”時，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也將成為一場沒有結局的鬧劇，成為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博弈。除非中央能夠包攬地方財政的資金缺口。除了增值稅、營業(yè)稅和企業(yè)所得稅，地方財政“開源”的其他途徑還包括中央代發(fā)的地方債2000億元，以及2009年瘋狂融資的地方融資平臺。數據顯示，我國的地方融資平臺在2009年一年內迅速增長到8000多家。2009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約占貸款總額的18%。但與之相比的是，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平臺的真正還款人，其還款能力和意愿或存質疑。兩會期間，一位來自山東的政協(xié)委員就表示，由于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官員在任時間平均較短，因此均出現(xiàn)任期內大量舉債的短期行為，“有的地方官員在任尚不足3年，但負債幾乎要20－30年才能還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切實加強政府性債務管理，增強內外部約束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財政風險。銀監(jiān)會也要求商業(yè)銀行堅決執(zhí)行貸款“三查”，并將現(xiàn)有的平臺公司“項目包”逐筆打開，進行嚴密梳理，對貸款實施分類處理。此前就有消息稱，財政部正在牽頭制定一份旨在規(guī)范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文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地方政府和人大所開具的“擔保函”無效。而地方財政對債務提供擔保也是被禁止的。瑞銀經濟學家汪濤測算，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總額將達11萬億元以上，超過GDP的30%。政府或許不擔心負債，但肯定不愿拖累銀行，重蹈1998年覆轍。這個時候，哪怕地方政府控制負債規(guī)模的主觀意愿已經達成，但投資欲望的膨脹恐怕仍將倒逼負債難以停頓地直線上升。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1050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赤字8500億元，繼續(xù)代發(fā)地方債2000億元并納入地方財政預算。但即便如此，根據審計署2009年12月29日發(fā)布的審計結果公告，截至去年10月，依舊有45%擴內需地方配套資金沒有落實。1月中旬，財政部副部長丁學東就曾表示，2009年為了緩解財政支出擴大和大規(guī)模減稅之間的矛盾，采取了一些手段，包括燃油稅改革和提高煙草稅等，2010年這些手段沒有了，而經濟社會發(fā)展面臨的困難和矛盾依然很多，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風險并未完全消除，因此2010年財政收支緊張的矛盾預計會更加突出。有專家因此認為，今年的宏觀稅負環(huán)境可能變得更糟，“結構性減稅”或只是一種美好的愿望。2008年時，曾有兩會代表提出，希望適當降低中央財政集中度，給地方財政以更大空間。答復中稱，2007年，我國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為54%，如果考慮按照有關政策規(guī)定必須返還給地方的部分收入，中央實際收入比重為46%。結合我國實際，我們認為，目前不宜降低中央財政集中水平。二來目前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也明顯低于其他國家水平。一些學者也顯然更支持繼續(xù)推進分稅制改革，他們認為，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政體制不完善是造成地方財政困難、債務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喬新生就認為，與其允許地方政府發(fā)債，還不如改革分稅制。對此，發(fā)債只是治標而不治本。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發(fā)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還需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第8條明確規(guī)定：“國家實行中央和地方分稅制。(二)現(xiàn)行分稅制中存在的問題第一，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夠清晰合理。第二，轉移支付不當，監(jiān)管力度有待加強。但是東部地區(qū)擴大的基數規(guī)模及能力遠大于中西部地區(qū)，地區(qū)間的財力收入兩級化無法得到很好的解決。第三，沒有建立一項完善地方稅收體系。第四，分稅制體制的立法層級較低。從真正關系納稅主體的權利、義務的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法、營業(yè)稅法、消費稅法等，只是由國務院通過的暫行條例，采取行政法規(guī)的形式，停留于試行階段。美國的最高法律《基本法》，有國家憲法的地位，其中，不僅詳細的規(guī)定了聯(lián)邦政府的指責(國防，貨幣發(fā)行，郵政等)，而且，各級政府間以及各級政府于非政府團體及企業(yè)間“分工協(xié)作”的事項，也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落實到可準確操作的程度上。日本地方稅立法，除了在憲法第84條規(guī)定了地方稅，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稅法》更加詳盡地做了規(guī)定。沒有“分權”就不算處于真正意義上的分稅制。第二，劃分財權是分稅制的核心要求。然而，我國屬于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中央大一統(tǒng)思想鮮明。稅收改革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完善分稅制立法迫在眉睫。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人治”“集權”的觀念很深，顯然地，法被政治主宰著。第二，有關中央與地方事務劃分原則性問題，有必要在憲法中或憲法性文件中規(guī)定：(1)明確界定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事權范圍；(2)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標準內容；(3)明確規(guī)定各級立法機構稅收立法權限，立法原則，立法程序。我國現(xiàn)有財政分級為“中央省市縣鄉(xiāng)”五級，而國際經驗表明，較普遍的財政分稅分級制度安排是不超過三級的。（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在合理劃分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制定科學的費用標準的基礎上，以確保政權正常運轉、履行公共福利承諾、提供最低標準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大財力性轉移支付力度?？偟膩碚f，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了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分稅制，但是要根據新形勢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完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x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