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矛盾成為了黨內最根本的矛盾。國民革命時期，黨內產生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民革命失敗后，黨內又出現(xiàn)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均給革命事業(yè)造成了嚴重損失?！钡谌?，這是維護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的需要。鑒于這些非無產階級意識“時時在破壞黨的組織，妨礙黨的工作”，他號召：“全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斗，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首先，“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不是克服機會主義的有效措施。誠然，黨對于那些系統(tǒng)的執(zhí)迷不悟的機會主義分子，只有無情驅逐，才能堅固本身壁壘；但是，主要的還是批判一切機會主義的觀念，使全黨有明白的認識，然后黨的政治路線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因為，“知識分子雖然有很多動搖性，但是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奮斗的人亦不少?！泵C清非無產階級意識的正確出路，主要不是靠組織手段排除某幾個人，而是靠“發(fā)展黨內政治的討論”，“加緊黨內的政治教育，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周恩來在領導政務院和國務院的工作中，非常重視集體領導，因此，也就特別重視會議制度的建立與健全。他明確規(guī)定：“各級國家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并且?guī)ь^實行。在以后的國務院會議上，也常常聽他這樣說：“這件事，本來我是可以批的，但一個人批，總不可能考慮那么周全，現(xiàn)在提到會議上，請大家討論后再批發(fā)。所有重大決策，都提到會議上討論，集體做出決定。從他多年召開的成百上千次小型會議看，有時一天開兩三個小時，有時一個問題多次交談。他既堅持集體領導，又堅持分工負責，在他強有力的領導下，對于任何問題的處理，當快則快，當慢則慢，從沒有出現(xiàn)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或者互相推倭、爭論不休、無人負責的現(xiàn)象。他說：“起著領導作角的，主要是黨的方針政策，而不是個人。個人離開了集體，就無從起領導作用。 照顧大同，相忍為黨俗話說：“忍字頭上一把刀，忍得過來是英豪”，“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將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激越情懷和中國傳統(tǒng)儒士的溫文爾雅集于一身，既有尖銳嚴厲甚至冷酷無情的革命斗志，又有大智若愚、忍耐謙讓的寬宏大度。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為了達到所要達到的目標，他能夠聽難聽的話，忍受別人難以忍受的各種屈辱，以忍求進，以屈求伸?！窠诡^爛額，舌敝唇燥“焦頭爛額，舌敝唇燥”，這是 年代初期周恩來為維護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而忍辱負重的真實寫照。9月，周恩來與瞿秋白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依據共產國際7月決議案的基調，批評和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會議最后通過的決議對立三錯誤有輕描淡寫之誤，僅僅把它歸結為“策略上的錯誤”，繼續(xù)強調“目前右傾還是黨內主要的危險”，沒有從根本上肅清黨內濃厚地存在著的“左”傾錯誤。相應地指責三中全會對李立三的批評，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王明等所謂“靄氬級參恕逼笸級崛≈醒氳娜Γ要求改組中央；一些受過李立三和三中全會批評的地方黨組織也紛紛起來，認為黨面臨著八七會議前夜的情況，也要求改組中央，何孟雄就是其中的典型；還有一些長期以來對中央心存不滿的人，如羅章龍、王克全等，這時也十分活躍，到處制造糾紛。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深知黨內一旦出現(xiàn)大分裂將帶來嚴重后果。一方面，他努力檢討自己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另一方面又為勸說王明、羅章龍等放棄分裂行為費盡心機。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在忍受共產國際代表對他的諷刺挖苦的同時，還在絞盡腦汁盤算著如何使會議有一個盡可能好的結局。周恩來于是一方面表示對六屆三中全會承擔責任，贊成王明上臺；另一方面以極大的耐心調和兩派之間的矛盾，盡力消除分裂危機和派別分歧。因為站在派別觀念上來解決問題，就一定會離開黨的利益而只顧到派別的利益，這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允許的。會后，他又找羅章龍、王克全談話，懇請他們立即停止分裂黨的活動，回到黨的這邊來，并告誡他們：分裂黨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四中全會后，周恩來盡管內心苦悶，但他仍忍辱負重地擔負著中央的繁重日常工作，并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xù)消除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努力使黨從面臨分裂的嚴重危機中擺脫出來?？梢哉f是：工作上“焦頭爛額，舌敝唇燥”；心情上“照顧大局，相忍為黨”。他既要頂住突然襲來的狂潮暴浪，維持國務院機構的正常運轉，又要忍受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對他的攻擊、誣陷、侮辱和圍攻，與他們進行巧妙的斗爭。 年 月 日，上?！段膮R報》刊出了江青、張春橋等合謀攻擊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評海瑞罷官》，《人民日報》被迫轉載。 年5月，北京大學聶元梓等貼出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煽動揪斗老干部，沖擊各級黨委。毛澤東批評了派工作組，為了避免與毛澤東正面頂撞，他在中央的會議上，對這件事情承擔了責任，同時還保護地聲明：工作組“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林彪、江青一伙打著“中央文革”的招牌招搖撞騙，唆使紅衛(wèi)兵“造反”、“火燒”、“游斗”、“體罰”、“炮轟”各方面的領導干部，引起天下大亂，以便亂中奪權。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來順應廣大干部的心愿，極力地平穩(wěn)局勢。9月中旬，由他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guī)定》、《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報毛澤東后發(fā)出，規(guī)定：“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wèi)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聯(lián)”；“各生產企業(yè)、基本建設單位、科學研究、設計和商業(yè)、服務行業(yè)的職工，都應當堅守崗位。對于周恩來的言行，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惱火，攻擊他“和稀泥”，“有折衷主義”，是“救火隊長”。 年1月，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風暴”，隨之，奪權之風遍及全國。 年2月，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二月抗爭”被林彪、江青一伙誣蔑為“二月逆流”，周恩來被攻擊為“二月逆流總后臺”。“要正確對待干部問題，對他們要進行調查研究，階級分析。 年5月，他們喪心病狂地指使“造反派”貼出了“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周恩來嚴加駁斥，聲明“中央已有結論，純屬敵人偽造”。周恩來把王力的講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后指出是“大毒草”。同時，周恩來指出：現(xiàn)在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武斗，反對奪槍，抓革命，促生產，促業(yè)務。 年9月，周恩來協(xié)助毛澤東粉碎了林彪集團武裝政變陰謀。他著手整頓和加強工業(yè)企業(yè)管理，恢復和落實正確的農村經濟政策，使管理混亂、不講經濟效益的局面有所改變，工農業(yè)生產逐步回升。他貫徹正確的外交方針，使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江青集團日益明顯的幫派體系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和警惕，而周恩來輕權位、重事業(yè)、遠宗派的作風贏得了毛澤東的好感和信任。隨后周恩來到長沙，毛澤東則與他進行了推心置腹的談話，基本同意了他擬定的新一屆政府班子?！駥t衛(wèi)兵曉之以理，導之以行紅衛(wèi)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產物。此后，紅衛(wèi)兵運動彌漫全國，毛澤東多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wèi)兵。為了限制紅衛(wèi)兵的胡作非為， 年8月下旬，周恩來指示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營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聯(lián)絡總站。從8月至 月，周恩來參加紅衛(wèi)兵的大型匯報會、座談會等在 次以上，小型的、個別的約見談話則更多，有的會談長達4至5個小時，有些會議通宵達旦。用拳頭傷人也不難，只要有蠻勁就行??但武斗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當紅衛(wèi)兵逼迫周恩來交出陳毅和其他幾位副總理時，他巧妙地利用紅衛(wèi)兵對毛澤東的崇拜心理，說：“陳毅和其他副總理的確曾背離毛澤東的路線，但現(xiàn)在已經承認了錯誤，他們在毛澤東身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工作，應該給他們時間以觀后效。當紅衛(wèi)兵包圍宋慶齡的住宅、嚷著要剪她的長發(fā)時，周恩來立即召集北京的紅衛(wèi)兵頭頭開會，耐心他說服他們放棄這種無理的意圖。大革命失敗后，她到了國外，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zhàn)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zhàn)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年紀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O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里貼大字報不合適。對于紅衛(wèi)兵提出的一些幼稚可笑甚至荒唐至極的問題，周恩來也能耐著性子跟他們講道理。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不是消滅人的肉體。他在與紅衛(wèi)兵的約見和座談的講話中，一再聲明：建國以來的 年中黨和政府的工作成績大于缺點，要區(qū)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干部要一分為二；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的，并不等于“黑幫”，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為了減少“文化大革命”的損失，周恩來不惜屈尊下移，不顧大國總理的身分，向那些黃口小兒進行苦口婆心般的勸說，足見其事業(yè)至上的高風亮節(jié)。周恩來心急如焚，深知硬頂是不行的，為了防止造反派奪權和保護老干部，他決定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從外交部入手，使各方面工作從癱瘓中恢復起來，方式是懇求主管外交工作的陳毅“作檢討”。對于陳毅那剛正不阿、直言不諱的性格，他們既恐懼又忌恨，自然，陳毅及其主管的外交部是這伙野心家重點迫害和搗亂的對象。”他見陳毅點頭稱是，把話鋒一轉，說：“陳總，我想讓你帶個頭，你看怎樣？”“叫我?guī)ь^？”陳毅明白了周恩來找他來的意圖。”周思來這種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的精神使陳毅無法拒絕，他不愿再麻煩周恩來，思考幾天之后，終于表示：“總理，我想通了。我檢討，爭取早日得到群眾諒解，把握好外交部的工作。陳毅準備檢討了，但他那種直爽的性格無法一下子改變，就是檢討也在批判“文化大革命”，結果招來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更大報復和圍攻。周恩來深為陳毅個人的安危擔憂，為了避免陳毅招致更多的禍患，決定阻止他在公眾場合發(fā)表政見?！薄笆裁慈蝿?？”陳毅不解地問?！薄笆裁?，什么？”出口成章的陳毅瞠目結舌，指著自己的鼻子問：“叫我不要講話？！”周恩來肯定地點點頭。但是，周恩來懇求沒犯錯誤的陳毅帶頭“作檢討”，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違反常規(guī)、不辨是非的舉動，甚至還有與兩個反革命集團同流合污之嫌。因為，這樣做既考慮毛澤東的心理，又可減少兩個反革命集團對陳毅的無理糾纏。由此可見，在那不正常的年代里，周恩來這種違反常規(guī)的行為，本身也是正常的。“保守”和“冒進”是產生“左”右傾錯誤的根源。歷史證明：“右”可以葬送革命，“左”也可以葬送革命；“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周恩來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明確主張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的人。實際上，“左”傾影響一點不比右傾好，“左”傾的危害一點不比右傾小。中共黨史上，受“左”傾思想的困擾，無論時間之長，還是危害之大，都遠遠超過右傾思想。周恩來對“左”傾和右傾的正確認識，是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當時的情況非常復雜，六大并未完全肅清的黨內“左”傾思想，而且在革命出現(xiàn)某些有利形勢的刺激下，“左”傾正在抬頭；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也發(fā)生了嚴重的“左”傾偏差，集中表現(xiàn)為提出“第三時期”理論和 年給中共的以反右傾為中心的4封指示信，致使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策略大幅度地“左”擺；一些地方黨組織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確實存在著悲觀失望、畏縮動搖的右傾思想；而特別嚴重的是，當時還面臨著與陳托取消派的斗爭。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并沒有簡單地照搬照抄共產國際關于反右的指示，而是盡可能地根據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傾向，堅持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即在反對右傾的同時，也沒有放松對黨內“左”傾思想的批判?！迸c此同時，作為中共中央另一主要負責人的李立三，卻否認中國革命發(fā)展的不平衡性，認為國內軍閥混戰(zhàn)的有利形勢，加上紅軍的初步發(fā)展和黨在白區(qū)工作的初步恢復，使得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各中心城市更要首先發(fā)動，以形成全國性革命高潮。 年，他制定了一個“打下南昌，奪取長沙，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龐大起義計劃，命令各地紅軍進攻附近的中心城市。與李立三相比，周思來對革命形勢的估量則比較客觀和冷靜，對李立三明顯的“左”傾冒險主義待懷疑和批評態(tài)度。同時，他堅持革命高潮與直接革命形勢是有區(qū)別的，認為現(xiàn)在已經有了新的革命高潮，但還不是可以實行武裝暴動的直接革命形勢。 年 月，他在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中共致駐共產國際的信中說：黨內右傾危險依然存在，“但這并不是說左傾便不危險了”。9月上旬，他連續(xù)為中共中央起草了3封致長江局的指示信，明確指出：“在今天武漢還不能暴動，還不是暴動的前夜”，“你們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布置暴動上做文章”，“應堅決反對這一觀念：左傾會比右傾好些，在現(xiàn)在只怕右傾不怕左傾。由此，他得出了“左”傾并非“比右傾好些”的正確結論。如何盡快改變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如何使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穩(wěn)步前進？這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冥思苦想的重大問題。毛澤東顯得有點急于求成，主張“多、快、好、省”。首先，周恩來在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速度方面，力主既反保守又反冒進。面對落后，我們不能鴨步鵝行，“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他這個主張是尊重客觀實際提出來的，當時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有利條件是：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國防力量日益增強，各項社會改革基本完成，財政經濟基本好轉，國營經濟力量也在擴大。如果“不估計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如不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產生保守傾向”。 年6月，他針對農村工作指出：“我們國家總是要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而且是在走著，社會主義經濟成份是一天天在增長著。在農村工作中我們主要的是反對急躁。不看見這個前途是盲目；另一方面，不承認我們的落后和不平衡的現(xiàn)象，就是急躁。在他看來，我們應做這兩方面的工作，對雙方進行教育，“一方面，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止不前??另一方面，急躁冒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社會主義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越現(xiàn)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針對 年后半年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上提出的一些忽視客觀經濟規(guī)律、操之過急的設想，他強調對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他強調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 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 年1月，他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呼吁：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并且，他將基本建設投資由0多億元壓到7億元。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他分析了 年計劃和 年計劃的失誤之處，并指出了各自的失誤所造成的后果。他告誡人們：在編制長遠計劃時，應實事求是，堅持綜合平衡，穩(wěn)定前進?！敝芏鱽磉@種講求實際的務實態(tài)度，可惜在“左”傾錯誤思潮的沖擊下沒有得到完全的貫徹，相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