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n amp。克拉克洪曾是哈佛大學的教授，現(xiàn)已故世。該研究組通過對日本民族的心理和價值觀的分析，向美國政府提出了不要打擊和廢除日本天皇的建議；并依此建議修改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宣言。六大價值取向理論就是研究成果之一，發(fā)表在《價值取向的變奏》一書中。他們提出的這六大問題是：(1)對人性的看法；(2)人們對自身與外部自然環(huán)境的看法；(3)人們對自身與他人之關系的看法；(4)人的活動導向；(5)人的空間觀念；(6)人的時間觀念。比如說，美國文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復雜，不單純地認為人生來善良或生性險惡，而認為人性可善可惡，是善惡混合體。基督教的原罪說反映的是人性惡的理念，通過懺悔和行善可以洗脫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則是人性可變的信念。這一點表現(xiàn)在管理上，美國強調(diào)制度，盡可能考慮人性惡可能帶來的壞行為，在設計制度時嚴密仔細，事先設置種種限制以防壞行為發(fā)生；而中國則從人性善的角度，假設人不會做壞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壞事發(fā)生的時候再去修補制度。我們知道很多中國人講求“風水”，選廠址、造房子、建工廠，都得先看風水才能決定。像海爾的工作大樓四面看上去都一樣的設計恐怕就與此有關。因此，人主導環(huán)境是美國文化的特色，而人與環(huán)境和睦相處即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比如，最近發(fā)生的東南亞海嘯事件(Tsunami)，雖然大家都認為是天災，但對天災的歸因卻能反映出文化的差異。也有的東南亞人認為此天災的降臨是人冒犯自然的結果，是人得罪了老天爺遭到的報應。他們認為，這是人類預測不準確，對可能的災難預防準備不夠的結果。同樣，不同文化中的人對自身與他人之間關系的看法也很不相同。個人不應有與他人不太相同的特征，應該盡量合群，左右逢源。在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個人則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保全集體的利益，應該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應該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而美國文化恰恰相反。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負責，而不是對別人負責；或者說是先對自己負責再對別人負責?！倍皇遣活欁约?，“救“同志們”要緊”。所以，美國青年十八歲就離家生活，即使自己的學校或工作地點離父母家很近，也一定會自己另找房子，獨立生活。再看看在中國，許多青年成人后依然與父母同住一個屋檐下，直到結婚才搬出去住，覺得很自然，本人也好，父母也好，社會也好，都認為理所當然。因為這樣的情況實在不能被美國人所正確理解，會誤以為該男青年心理有缺陷而拒絕接受這個本該是正面的形象。比如，美國社會是一個相當強調(diào)行動的社會，人必須不斷地做事，不斷地處在動之中才有意義，才創(chuàng)造價值。美國有一本管理雜志題名《快速公司》反映的就是這種價值觀。雖然美國的這種行動文化已越來越成為商業(yè)社會的重要特點，但在許多亞洲社會里，靜態(tài)取向，安然耐心仍然被視為美德之一，而非無所事事的表現(xiàn)。所以，當美國人發(fā)現(xiàn)問題的時候，總是傾向于立即找出解決方法，然后實施；而東方人有時會選擇靜觀，什么也不做，讓時間和外界環(huán)境自然成熟，再抓時機去把問題解決掉。人在關于空間的理念上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差異也非常顯著。中國家庭中的房間常常沒有單獨的門鎖，家里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出，包括父母的房間，孩子的房間更不用說了。美國家庭的房子每一個睡房都有門鎖，有的孩子還在門上貼上一個大大的“停”(STOP) 字， 以幽默的方式提醒別人尊重自己的隱私。相反，日本人的工作空間是公共的，他們設計的辦公室巨大，辦公桌之間并無隔板，每一個人都能看見另一個人在做什么，或者一個團隊的人在聚會與否。最后， 身處不同文化中的個體對時間的看法更加表現(xiàn)出文化差異。一個是關于時間的導向，即一個民族和國家是注重過去、現(xiàn)在還是未來。關于時間的導向，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關注過去和現(xiàn)在，而較少注重未來；美國文化則很少關注過去，基本著眼現(xiàn)在和未來。美國是科幻小說大國，科幻電影大國，關于未來外星人的入侵，機器人對世界的占領和威脅，星球大戰(zhàn)的爆發(fā)，地球生態(tài)的嘩變，如此種種，大多是美國文化的產(chǎn)物。相反，看中國的電視頻道，十有七八放著古裝電影、戲劇或電視連續(xù)劇，唐代的、宋代的、清朝的……一部接一部，樂此不疲。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天與導師見面，他就給我一本日歷，在日歷上一個學期的會議都安排好了，例如，每周一下午四點鐘在301房間，開會討論所有的與教學有關的事宜。后來去上課，教授總是在第一天把一學期的教案都給我們，每一次課程的討論題目，需要閱讀的文章索引，對每一節(jié)課的準備要求，一切都寫得清清楚楚。在商業(yè)運作中，在管理中，美國人則更講究計劃性。遠程的商業(yè)活動更是提前半年一年就開始做安排了。這種由于時間導向不同造成的挫折感，在跨文化商業(yè)交往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美國人、德國人傾向于把時間看成是線性的，一個時間內(nèi)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后再做另一件事，一個約會完了之后緊跟下一個約會，每一個約會在事先規(guī)定的時間內(nèi)完成。美國醫(yī)生就會要我再約一個時間回來看嗓子，因為下一個病人在等他，他得按時間表做事。因此，在談生意的過程中，如果突然有朋友自遠方來訪，他們會讓談判停下去招待老友，或干脆讓朋友坐在談判的房間里一起參加。然而，這種隨機應變卻讓美國人目瞪口呆，覺得對方太不專業(yè)，難以信任。表21性本善和性本惡的混合體，有可能變化人們與外部環(huán)境的關系該理論沒有探索更深層次的原因，即為什么不同國家和民族在這六大價值取向上會如此不同。我將文化看成是中性的，無好壞或先進落后之分。該理論是實際調(diào)查的產(chǎn)物，起初并無理論構架。那時，IBM大概是惟一一家全球公司。因此，他們對同一問題做出不同的答案反映的不應是其他方面的差異，而更多的是文化對他們產(chǎn)生的影響。再比如對以下說法的贊同程度：“上級應該視下屬為與自己一樣的人，而下屬也應對上司同等看待”，反映的也可能更多的是文化差異而非個體差異。1980年，他在《文化的后果》一書中發(fā)表了該研究的成果。20世紀80年代后期，郝夫斯特又重復了十年前的研究，但這次包括了更多的國家和地區(qū)，總數(shù)超過60。該研究的結果發(fā)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書《文化與組織》一書中。他的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人在個體主義上得分最高(92/100)，居全世界之冠；而有中華文化背景的群體如新加坡人，中國香港人，中國臺灣人(第一次研究中沒有包括中國內(nèi)地，因為那時在中國尚未設立分支機構)在個體主義上得分則很低(29/100)。在美國，如果我想和同事共進午餐，一般我會事先預約一下，電話或伊妹兒，然后定下來午餐的時間。到了餐館，領班會把我們帶到一個餐桌，我們坐下后，她/他會給我們每一個人一份菜單。幾分鐘后，服務員會走過來，挨個詢問我們決定要點的食品，記錄下來，收走菜單。又過幾分鐘后，服務生會把我們點的食品端上來，準確地將每一個人點的放在那個人的面前。吃得聊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們就示意服務生拿來賬單，大家各付各的賬，然后離席回各自的辦公室，繼續(xù)上班。再看看典型的中國午餐。假定正好有三四個同事都能走開，于是我們一起出發(fā)，當然去中餐館，但需選擇可能是吃什么地方菜，川菜還是湘菜，粵菜還是滬菜。進餐館的時候，門口有幾位服務生站著歡迎，然后領班出來，帶我們?nèi)胱?。我們輪流或湊在一起看菜的品種，然后決定點什么。議論了一會以后大家都同意要五個菜，告訴服務生，便開始聊天。這時，服務員送來賬單，誰付賬呢？如果一開始召集吃飯的人沒有明說是他/她請客的話，那么，這時每個人都可能掏出自己的錢包搶著付賬，服務生則隨機抽取一個以結束“爭端”。與美國人的午餐過程十分不同。接受程度高的國家，社會層級分明，權力距離大；接受程度低的國家和民族，人和人之間比較平等，權力距離則小。中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權力距離，從孔孟提倡的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和三綱五常，到現(xiàn)代社會強調(diào)的在家聽父母的話，不與父母頂嘴，在單位在學校尊敬領導尊敬師長，講求的都是社會的秩序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和等級?？墒遣痪?，我就發(fā)現(xiàn)我周圍的美國同學都對導師直呼其名，“吉姆”，“山姆”，“哈里”隨口叫。因為稱“某某教授”很長，也拗口，而要我直接叫導師名字，我又實在叫不出口。這樣過了三四個月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似乎慢慢習慣了聽導師的名字，于是終于有勇氣直呼其名了，導師一點也沒有驚訝的樣子，好像理所當然。我的導師在韓國名氣很大，他的著作都被譯成了韓文，所以來美之前，他就十分崇拜導師。后來我們常常把此事當笑話講。韓國的公司一般層級森嚴，上下級之間關系明確，下級應該服從上級，而不能挑戰(zhàn)。我在安排小組案例分析時，有一個組里正好有三個韓國學生，包括那個資歷深的，另有一個美國學生和一個德國學生。我問發(fā)生了什么，他說那個資歷深的韓國學生從來不做事，小組案例分析他們分了工，每人負責一部分，但他卻命令另兩名韓國學生替他做他的部分，而那兩名學生竟然接受了。我也沒想到他們竟會把上下級關系從公司轉(zhuǎn)移到了美國的學校，似乎失去了來美國學習的本來意義。權力距離大的文化中的組織一般層級鮮明，金字塔比較陡峭，如日本韓國或者中國的企業(yè)；而權力距離小的文化中的組織結構一般就比較扁平，如美國、北歐的公司。權力距離小的國家則傾向于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善于吸納底層的意見，而作為低層的人也敢于說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雖然我們知道美國的權力距離小于中國、韓國或日本，但與許多北歐國家比，它的權力距離卻是大的。一般來說，去旁聽美國公司的董事會會議，比如波音公司，走進會議室看一看所坐的位置，聽一聽講話人的口氣，你就大致能猜出誰是掌握權力的人或者主要的決策人。低調(diào)、平等是北歐文化的底蘊，大家從心里認同。低不確定性規(guī)避文化中的人們敢于冒險，對未來充滿信心；而高不確定性規(guī)避文化中的人則相反。從冒險的角度看，美國文化當然得分高。從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程度看，美國也應該名列前茅，因為美國人大都很少存錢(總的平均存款率可能是全世界倒數(shù)第一)，許多人不僅沒有存款，而且借錢消費，貸款買房買車，度假逍遙。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人和亞洲人一般對模糊的指導語沒有怨言，比如老師對學生作業(yè)的要求，不必對答案的長短，書寫的格式，甚至上交的時間大限進行詳細的交代；管理人員對下屬的要求也只說個大概，不需一五一十地交代，下屬會自己去“悟”。對人生中未知的部分也能放手交給命運安排。相反，美國人總是要求老師或管理者給出精確的要求描述，或職責描述，尤其是時間大限這一條，決不能含糊。而且追求對人生的控制，不信命運，只信自己。在商業(yè)合同上的表現(xiàn)似乎也反映出對不確定性回避的程度。而日本公司的商業(yè)合同一般都比較粗略，只包括最主要的內(nèi)容和意向，很多細節(jié)留待以后再加以商榷和填補，因此頁數(shù)不多。對不確定性回避的實證性研究很少。 Weber, 1999)。然后，他們給了這些學生一些隱含風險的情境，讓他們進行選擇：肯定性選擇或概率性選擇。在這些隱含風險的情境中，有的與錢有關(稱作經(jīng)濟情境)，比如投資；有的則與人際關系有關(稱作社會情境)，比如，做某事可能會得罪朋友。比較而言，中國學生在經(jīng)濟領域中比美國學生更敢冒險，而美國學生在社會領域中比中國學生更敢冒險，體現(xiàn)出強烈的文化差異。第1章中提到的墨西哥工人的例子表明，墨西哥文化更注重的是生活質(zhì)量，而美國文化更注重的是事業(yè)成功。日常的觀察有時會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即中國人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為了事業(yè)成功甚至愿意付出更多，而且家人朋友都接受。在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是一周七天都工作的？或者一周有三個以上的晚飯是不和家人一起吃的？恐怕不計其數(shù)。日本的員工很多下班之后不回家，而與同事一起去酒吧飲酒，作為上班的延伸，因為這個時間的交流對自己未來的升遷和發(fā)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就可以理解。我在印第安那大學任教時還觀察到一個十分有趣的現(xiàn)象，是與韓國文化有關的。因為我的女兒學小提琴，我們就參加了這個項目。后來我在紐約的朋友告訴我，他在朱麗亞音樂學院有同樣的發(fā)現(xiàn)。如果不是背后事業(yè)成功理念的支撐，恐怕很難堅持。如果為了掙錢或事業(yè)而錯過了看著孩子成長的過程，錯過了自己對孩子的言傳身教，錯過了自己對妻子的責任，對家庭瑣事的參與，那么就是成了百萬富翁，事業(yè)成功了又有什么意義呢？歐洲許多國家公司對員工的福利待遇，包括對婦女生育的獎勵，休假政策等都體現(xiàn)了對生活質(zhì)量的重視。事實上，就是像美國這個強調(diào)事業(yè)成功物質(zhì)主義的國家近些年來已開始在這一導向上發(fā)生變化。周末的時候大家都不工作，起碼公司的同事不會在周末打電話給你討論工作上的事，已成為不成文的規(guī)矩。此外，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給員工提供各種對家庭和個人生活質(zhì)量有幫助的服務，如健身房、按摩師、幼兒園，甚至小睡室，讓哈欠連連的員工可以休息一下恢復精神。這個維度是指一個文化對傳統(tǒng)的重視程度。將經(jīng)濟起飛看成一個文化現(xiàn)象，郝夫斯特發(fā)現(xiàn)這四個亞洲國家和地區(qū)(香港，臺灣，韓國，新加坡)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傳統(tǒng)的重視，而且有凡事都想到未來的傾向，而非只想當前，做一錘子買賣。比如,第一次與對方公司的代表見面，商談一樁短時的生意，我們也會花很多時間介紹公司的歷史、發(fā)展方向、各類產(chǎn)品線，以及人事組織結構等；然后讓對方公司介紹自己的情況，全部完畢之后，才進入具體的項目談判。為什么這么做呢？因為我們想了解對方派來的那個人的底細、那個公司的底細，那個人的人品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美國商人常常對此不解。使他們在所剩無幾的時間里必須被迫作出決策，而作出讓步。中間的星點表示目前要談的生意。圖21(b)表示的是短期導向的人喜歡從中星點“正事”開始談起，如果成功，再拓展關系，了解其他方面的情況。 長期導向的人的行動軌跡圖21(b)郝夫斯特用實證研究方法的一個最大好處就是每一個國家在每一維度上都有一個得分，可以用量化的方式來表達文化差異，而不只是定性而已。表22國家維度中國南韓印度美國個體主義4891權力距離637740不確定性規(guī)避498546事業(yè)成功517962長期導向118756129從表22中可以看出，中國和韓國在個體主義維度上的得分遠遠低于美國，而在權力距離上的得分則顯著高于美國，印度又高于中國和韓國。這樣的關系同樣表現(xiàn)在事業(yè)成功導向上，韓國人對事業(yè)成功的重視程度最高。如果還想知道世界上其他國家在這五個維度上的差異，可以去細讀郝夫斯特的《文化與組織》一書。 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理論(蔡安迪斯)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理論是蔡安迪斯經(jīng)過近30年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