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送錢），甚至在不同季節(jié)送不同衣物的紙樣燒毀；官宦或富貴之家要為建立祠堂，供奉祖先排位。唐太宗李世民“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的名言流傳千古，除了彰顯了他出色的政治智慧，更說明了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對借鑒歷史的推崇。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家一姓的朝代，然后被另一家奪走代替。所以歷朝歷代、各位皇帝大臣最想的便是從歷史中找尋治國的方法，避免被替換朝代的弊端，維持自己的通知。中國人崇拜著孔老孟莊的文化啟蒙者光輝，崇拜著秦皇漢武引八方來朝的無上威儀，崇拜著霸王武圣橫掃六合的武運昌隆，崇拜著包公海瑞鐵面之下的公正愛民，心中已有如此之多的“真”神，還哪有經(jīng)歷去崇拜故事中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們呢？史海浩瀚，吾之所知不至史之萬一。感謝著柏老的《中國人史綱》，感動于局團委的每月一書活動?？戳藘烧潞笥X得還是理解為《中國人史綱》的好，因為發(fā)現(xiàn)柏老先生的史筆和別人不同，他注重的是強調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歷史其實是人的歷史。書的開篇題目為“歷史的舞臺”，介紹了中國的版圖和山脈河流。自然環(huán)境影響文化，每個民族都是如此。除了萬里長城純軍事工程外，古中國缺少雄偉的城市，雄偉的宮殿，更缺少雄偉的民間房舍。二是中國歷史上的新興政權對與焚燒就政權的建筑物懷有濃烈的興趣。柏老講了開天辟地的故事。在中國是盤古創(chuàng)造了世界，但主宰世界的卻是一個叫玉皇大帝的神祉；在猶太人那里，人們認為是耶和華創(chuàng)造了世界，那主宰世界的也是耶和華。我們信奉神祉的心理遠沒有西方世界信奉神明那樣單純。只有當我們覺得需要神明保佑的時候才去拜祭神明，而不是把拜祭神明當作自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書里最值得稱道的是每章節(jié)后都有一個東西方對比，可以看到當我們處于一個時期的時候別的民族在做什么。大世界自有公道?？傊?，作者以人民的觀點來深刻地闡述了歷史，以人民的處境來判斷每一個歷史年代和事件，作者的歷史觀點是一種人性史觀點，他是以一個民主派別的史學家的形象在敘述歷史的，他用人民的眼光來考察每一個朝代的歷史形態(tài)，作者對醬缸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這使得我們對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的糟粕有一個最基本的了解，知道了什么是醬缸文化，我們要棄除那些歷史上的糟粕。國內數(shù)位著名學者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內，經(jīng)過全面、系統(tǒng)的梳理和分析，向讀者們澄清和揭示了由于種種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歷史片段，目的在于“還民眾真相”。一、國家利益與國家關系“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老掉牙的話似乎放在哪里都非常合適。所以，1917至1991年的中蘇關系歷程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解釋。熱戀時雙方親密無間，好起來比誰都好，但是有分歧有不和時彼此冷臉，關系壞起來比誰都壞。為何短短七十年，中蘇關系會如此難以梳理？在我看來，還是要根據(jù)雙方的利益來分析。這種情況，自然會遭到西方國家一系列的攻擊和封鎖。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便很容易理解蘇俄為何要協(xié)助中共發(fā)展黨員、擴大規(guī)模了。再看建國后的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也是一樣的道理。中美兩國親親熱熱地建交，建立貿易往來。因為，在七十年代，美蘇爭霸中，美國處于弱勢，而且，美國的越南戰(zhàn)爭中的損失比較大，由此國內的氣氛并不是那么樂觀。由此看來，怎樣的行為有利于本國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國未來的發(fā)展，那個國家便會采取那樣的姿態(tài)、采取那樣的行動。例如黨與黨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領導人之間的交往，都是中蘇關系的影響因素。例如在民國時期，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過分側重于黨爭，而忽略了國爭。在中國軍閥混戰(zhàn)如此激烈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爭權奪利，未免顯得鼠目寸光、荒唐了一些。在旁觀者看來，這就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一犀利的損招。所以，以前學習歷史時，后來發(fā)生的“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我并不意外。上面的例子，便是中國共產黨在蘇俄的指導下，忽視國家最大化利益的證明。但是，這個道路的代價，真的太大了。例如若不是蘇俄那么強調或民黨是資本主義爭當、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政黨，是真正代表人們的隊伍，也許國共合作的道路還可以走得更遠。當然，這種錯位，我們無力過多指責。沒有人敢預料何時才迎來真正和平，沒有人敢預測未來的世界格局。在《中蘇關系史綱》中，有一句話一針見血。最終，意識形態(tài)同一性掩蓋下的國家利益和差異也會顯露。我想，即使如今我并不是預備黨員，只要說起這段歷史，想起“風流人物”，亦會覺得非常驕傲、非常自豪。細想，“趕美超英”“肥豬殺一口，足夠吃半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以及無數(shù)驚天大衛(wèi)星，這些忽視客觀規(guī)律的口號，其實是理想主義和過激主義 的混合體。本意是指治理國家應該像烹制一道菜肴一樣務必精致細心，而不是毛毛躁躁、一蹴而就。在我眼里，這與領導人、國民的“爭意氣”的心態(tài)有著非常大的關系。也許這就讓領導人產生了“不過如此”的錯誤念頭，及狂妄心理。這樣，日后發(fā)生的“左”傾錯誤，為何領導層反映如此緩慢微小，僅僅是因為四人幫么？也有了解釋。所以我們才會在乎“國際共運領導權”，才會砸鍋煉鋼、盲目追求數(shù)字的好看。爭一時意氣，圖一時威風，很有可能會錯失更多機會。寫完自身感想再回顧整本書，對數(shù)位學者的敬佩更深。而我們，普通的讀者，所能做的大致只有細致閱讀、寫下一言片語的自我見解，將這段歷史記入腦海，銘記歷史、以史為鑒。他們在掌握大量豐富的中國與前蘇聯(lián)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對中蘇關系進行了全面和系統(tǒng)的梳理和分析，特別是對中蘇關系的許多重大事件做出了新的詮釋。這本書按照歷史年代順序來寫，其中，楊奎松先生撰寫了該書的第一卷《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這一部分主要描寫共和國成立前蘇聯(lián)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幫助；沈志華先生撰寫了該書的第二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這一部分主要描寫中蘇關系真正的甜蜜期，蘇聯(lián)向中國提供軍事、政治、經(jīng)濟援助，中國則是蘇聯(lián)的鐵兄弟，在政治上支持蘇聯(lián)；李丹慧女士撰寫了該書了第三卷《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這一部分主要闡述中蘇關系逐漸惡化，直至完全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