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日軍暴行，或故意縮小日軍暴行的程度與范圍，或以“英美同罪”的態(tài)度要求對日軍暴行忽略不計。從 1《菊與刀》日本文化模式論可以找到答案來辨析日本對戰(zhàn)后責任的認識。在“恥感文化”里，有錯誤的人即使當眾認錯或懺悔也不會感到解脫，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就不用懊喪，坦白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毒张c刀》 中指出：與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其強制力在于外部社會而不在于人的內心。而日本則屬“恥感文化”，由于強烈的恥感，也使得日本人無法承認自己的失敗和否定自己戰(zhàn)時日軍的暴行，時至今日，日本保守派與很多普通民眾仍舊否認失敗的事實和戰(zhàn)爭期間的暴行，931—1945年期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難，在中國實行極其殘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殺就殺死30萬中國人，把活生生的中國人用作細菌戰(zhàn)、化學戰(zhàn)的試驗品，一、恥感文化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商務印書館，2007卻至今不肯承認戰(zhàn)爭罪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對戰(zhàn)爭責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決定國民對戰(zhàn)爭責任的意識。推卸戰(zhàn)爭責任，極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國體’安危。用日本“恥感文化”來辨析日本對戰(zhàn)后事實的否認是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jù)，正如3《從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闡述的那樣：“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承認自己有錯的習慣。所以，日本“恥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戰(zhàn)爭責任的思想。石家莊 050091 黎麗著《從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二、極端價值觀日本人說：“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說“我對某人負有義務”，并且把這位債主、施恩者稱作“恩人”。在日本等級觀念下，一個人接受上輩或上級的恩，或者是從同輩處受恩，就會使接受者有一種很強烈的自卑感。這“恩情”是無條件的義務，這恩情可以將“忠”相互依存與相互矛盾的。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寫的是“情義”與“忠”、“情義”與“正義”的沖突以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之間的沖突。他們這種對“忠”與“恩”的回報是極端的，但是在日本，它不斷傳播、翻印并被拍成電影而廣泛流傳。甚至關于這一段內容，日本小學五年級的國語課本這樣寫著：他們?yōu)橹骶龍蟪鹧┖蘖耍仪榱x真誠、意志堅定，應該奉為永遠的典范??于是，幕府經過再三考慮，命令他們剖腹以效忠，這是在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例如：昭和天皇在《終戰(zhàn)詔書》依舊大言不慚的地說：“交戰(zhàn)業(yè)已四載，朕之陸海軍將士勇武善戰(zhàn)，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zhàn)局并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于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勘測。果如斯，朕將何以保持至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昭和天皇這是賊喊捉賊。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著對天皇的“忠”和“恩”，而戰(zhàn)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慘生活，四處流浪的的戰(zhàn)爭遺孤，高度殘廢的退伍軍人，以及殘留的原子彈災難，都很容易使日本國民產生“受害”的意識。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國度里，“情義”與“義務”的關系，不論其對個人要求如何艱巨，至少總是指對其骨肉近親，或者對代表其祖國、其生活方式及其愛國精神的最高統(tǒng)治者所應盡的一系列責任。對“情義”的報答則充滿內心的不快。日本極端的價值觀——“忠”、“情義”、“恩”等，根深蒂固在當時的國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層對國民的欺騙，逐漸使日本后來的不諱留下了毒瘤。這種自上而下的欺瞞對日本人之所以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認識戰(zhàn)爭的意識，與對其戰(zhàn)爭責任的追究不徹底有很大關系。以下列舉幾項實例例證此事件。1948年1月26日，在東京帝國銀行椎名町分行發(fā)生的事件。平澤貞通作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嫌疑對象最初由處理氰酸的習至野學校、第6陸軍技術研究所相關者，逐漸轉向731部隊、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陸軍中野學校的相關者。為掩蓋毒氣活人實驗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將油畫家平澤貞通作了“替罪羊”。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發(fā)布《改定學習指導要領》，首先用“進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書中的侵略一詞。1958年，日本政府開始在各府縣城實行教師的勤務評定，通過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嚴密地控制了教育權，并通過教科書檢定制度偷梁換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實的內容。日本不愿承認戰(zhàn)時日本強征中國勞工的事實，并試圖掩蓋這一戰(zhàn)爭罪行。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zhàn)后首次‘全國戰(zhàn)隕者追悼會”，日本首相在追悼會上致辭說”毋庸置疑，因為戰(zhàn)爭而殉國的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礎，使我們能夠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長和發(fā)展，值此追悼會之際，我的心馳向那些戰(zhàn)隕者，謹此祈禱其冥福。造成里日本國民的思想混亂。根據(jù)追究日本戰(zhàn)爭責任的“公職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萬人曾被解除公職，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復公職。與德國相比，日本方面對于戰(zhàn)爭責任的追究是極不徹底的。雖然也有開除軍國主義分子公職的規(guī)定，但主要的對象是軍人，以官僚為代表的戰(zhàn)爭中的許多領導人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戰(zhàn)爭責任。極端的價值觀阻礙了本人對戰(zhàn)后責任的正確認識。從思想、文化、政治結構等視角探討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內因的研究，雖然論述的深淺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對天皇制、皇國史觀的負面影響的探討上，且觀點大同小異。對此，連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周恩來總理曾表示，中國把日本軍國主義者與一般的老百姓區(qū)別開來，把戰(zhàn)爭責任歸咎于前者的方式，放棄政府賠償，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動作用”可是，在從戰(zhàn)前至戰(zhàn)后有一定連續(xù)性的政治狀況下，日本沒能像德國一樣以‘加害者限定論’總結歷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責任的形式。7日本在對外交往中尋求維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級秩序，是與其國內文化中強調的等級觀念相聯(lián)系。他們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能夠如此。其他國家并沒有這種道德觀。所以這種心理又反映了日本這種“假如他的行為是違反道德標準的，但沒有被社會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沒有‘羞恥感’，從而也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心理。因此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迷糊而且思想混亂的認識。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獨特的文化特征，表現(xiàn)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