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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同法的規(guī)范類型-在線瀏覽

2025-06-05 07:05本頁面
  

【正文】 同志看到這篇文章以后呢,認為談得有道理,最后形成了一種折衷的做法,就是52條第一項里邊,“一方實施欺詐脅迫行為,損害國家利益”,合同行為絕對無效。那按照這樣的一種合同法起草的過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國家利益在當時立法機關很多官員的心中,主要指的就是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法律的解釋方法里邊我們知道最主要的就是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但大家也很清楚,運用某種法律解釋方法所千得出的結論,即使這種法律解釋的方法運用地再妥當,這種法律解釋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也未必是一種妥當?shù)慕Y論。那么這方面的內容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北大法學院的朱蘇力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上曾經(jīng)有一篇文章,叫《法律解釋的難題-對法律解釋方法的追問》,在這里邊他認為,你們好多民法學者談的法律解釋論啊,法律解釋方法啊是沒用的。其實這篇文章就是提醒我們即使你運用了法律解釋方法或者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并不能夠保證你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妥當?shù)慕Y論。這種歷史解釋的方法讓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說,國家利益主要指的就是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為什么不是一種妥當?shù)慕Y論呢?國家利益為什么不能是指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呢?對這個問題呢,我只想簡單地談幾點理由。但是我看了看這56個國家的名錄,最后發(fā)現(xiàn),在排在前十位的貿(mào)易伙伴中間,也就是雙邊貿(mào)易額超過千億元的貿(mào)易伙伴中,只有韓國承認中國是市場經(jīng)濟國家。在中國加入世貿(mào)經(jīng)濟組織以后,我們的領導人出訪,其中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希望我們訪問的國家或地區(qū)能夠給我們市場經(jīng)濟地位。這個非常不利的局面有好多方面的體現(xiàn),比如說,現(xiàn)在好多國家和地區(qū),特別是歐盟的不少國家和地區(qū)就我們出口到歐盟的好多產(chǎn)品要進行反傾銷的調查。那么,我記得在一個彩電反傾銷的調查里邊,歐盟的一個國家就要求要確定一下究竟我們彩電的銷售價格是不是低于生產(chǎn)成本,但歐盟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jīng)濟國家,所以不能接受中國所提供的確定生產(chǎn)成本的數(shù)據(jù)。最后就選了新加坡,選了新加坡計算出來的生產(chǎn)成本當然會高于我們彩電的銷售價格。這可以說是一個。他說的這個失敗的交易就是指中海油力圖去收購美國的優(yōu)尼科石油公司。為什么呢?他說中海油是一家中國的公司,是中國的一家國有企業(yè),那么中國我們不承認它是市場經(jīng)濟國家,所以盡管它叫企業(yè),但我們認為它不是普通的市場主體,中海油的背后就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如果讓它收購了優(yōu)尼科公司,就會影響我們美國能源方面的戰(zhàn)略安全,所以有必要對這筆交易進行干預。那由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如果說我們還強調說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是國家利益,那就意味著我們給那些不承認我們是市場經(jīng)濟國家的那些人就提供了口實啦,他就說你看,他都不認為他們的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是屬于普通市場主體的利益,他都說是國家利益,我們憑什么給它市場經(jīng)濟地位?其實好多國家和地區(qū)不給我們市場經(jīng)濟地位,這的確是它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從這一點來講的話,我想我們如果還說國家利益主要是指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恐怕是沒什么合理的理由。然后江平老師就談到一個案例,說有一家香港的企業(yè)跟大陸三家大型的航空公司之間發(fā)生糾紛了,那么發(fā)生糾紛了香港那家企業(yè)就非常不想到大陸的法院里邊來打官司。那就在這個時候他就是想辦法呀,要找到明顯的證據(jù)能夠證明中國大陸受理這個案件,會做出一個不公正的判決。這個拿到香港法院說,你看,他們都說了,他們法院是要給國有企業(yè)保駕護航的,那怎么可能會對我們這個糾紛做出一個公正的裁斷呢?香港一看是啊,他們這個《人民日報》和《人民法院報》都這么說了,那當然這是一個明顯的證據(jù)。當然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理由,對這個問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我個人以前曾經(jīng)寫過一篇文章,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就在《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的第6期上我有一篇文章是《論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在這個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里邊啊,在討論第一項論證規(guī)則的時候,主要就是討論的這個問題,就是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該不該是國家利益。那國家利益是什么?我們說,這個地方的國家利益應該是國家在整體上所具有的政治利益、經(jīng)濟利益和安全利益,它不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國有企業(yè),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而是國家在整體上具有的政治利益、經(jīng)濟利益和安全利益,這些利益才是國家利益。對于像內涵和外延都不明確的這樣的法律概念,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都不可能給它列一個清單出來,那這個時候不能給它列一個清單出來怎么辦?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法制相對比較健全的國家和地區(qū)通常都會采用這樣的方法來解釋這個問題。什么叫部分的類型列舉加概括規(guī)定,附加一個程序的控制呢?就是對于公認的國家利益的類型可以把它列舉出來,但必須有一個概括規(guī)定,因為國家利益,我們后面講社會公共利益還會談到,國家利益具有可變性,就是內容的可變性。另外它有類型的不可窮盡性,所以你必須有一個概括規(guī)定。就是授權立法機關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立法活動對國家利益做進一步的類型化。也就是說,把進一步類型化的任務交給了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通過這種方式來規(guī)定國家利益。這是合同法所協(xié)調的第三種類型的利益關系。那合同法所協(xié)調的第四種類型的利益關系是什么呢?是合同關系當事人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合同法至少在兩個方面跟社會公共利益有關系,哪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合同法在某些例外的情況下,也要去承擔著去推動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xiàn)的任務。誠實信用原則相信各位老師都很清楚,它是最低限度交易道德的要求在法律上的體現(xiàn)。所以誠實信用原則在通常情況下,是對合同關系當事人提出了積極的作為要求。在這一點上跟善良風俗是不一樣的。所以在這一點上,公序良俗中的善良風俗跟誠實信用,盡管都是道德要求上升成為法律要求,但二者之間是存在有區(qū)別的。那么另一個方面,合同法跟公共利益的關聯(lián),就是合同法同樣也要避免合同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安排成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工具和途徑?!逗贤ā返?2條的第4項說,一個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是絕對無效的合同,那就表明合同法要在這種意義上去協(xié)調合同關系當事人的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就合同法所協(xié)調的這種類型的利益關系,我們也有必要做一個稍微詳細一點的的分析,因為,對于什么是合同法上的社會公共利益,也是到今天為止都存在有非常大的意見的分歧。最后通過各種途徑反饋到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意見一共是11543條。那么在第49條和68條里邊群眾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呢?《物權法草案》全民征求意見稿第49條說,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對單位、個人的動產(chǎn)、不動產(chǎn)征收和征用。我記得在2004年的8月4號到8月11號人大法工委在北京開了個物權法修改稿的專家研討會。其實這個“公共利益”在我們現(xiàn)實生活中間好多時候都成為公權力機關不當發(fā)動公權力侵犯私人合法權益的一個借口和手段了。那合同法上所說的社會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呢?我們先簡單地說一下:第一個,公共利益也好國家利益也好,它們都具有內容的可變性。那么明天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呢,可能今天不是,它總處于一個變化的過程中。為什么會“與時俱進”呢?我就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給我的印象特別深。王利明老師主編的《判例研究》上專門有一期,有一個筆談討論這一個案件。我們知道,在四川省瀘州市發(fā)生的這個案件中,黃某在遺囑中沒有把自己的財產(chǎn)留給自己的夫人蔣某,而是立了一個遺囑,在遺囑中把自己認為是自己所有的全部財產(chǎn)都遺給了我們媒體上所說的二奶張某。當然我們知道,后來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個案件進行審理的時候,中院應該說是玩了一個花招,他回避了這個矛盾,他說黃某在處分自己的財產(chǎn)的時候,有一些是蔣某的,所以構成無權處分嘛,所以這個遺囑是無效的。這個瀘州中院就是用了這種辦法。楊立新老師和范愉教授一個認為法院判得沒問題,一個認為法院判錯了,怎么用道德代替法律作出判決啊?那如果我們說這個案件是一個跟公共利益有關的案件的話,我們假設一下,假設這個案件發(fā)生在20年前,30年前,這個案件會不會產(chǎn)生像今天這樣大的爭議?我相信如果這個案件發(fā)生在30年前,像張某這樣的人肯定屬于可殺,大家都會說張某這樣的人那還不殺了算了,還不關到監(jiān)獄里邊算了!張某還敢到法院去提起訴訟?要求按照黃某的遺囑,讓蔣某把她占有的黃某的財產(chǎn)給自己?她根本就不敢到法院去。那今天我們再跟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討論這個問題,我相信大家會體會到對八十年代的小孩來講的話,他們肯定會覺得,人家愛給誰給誰,憑什么你法律要管啊?所以從這一點上通過這個例子我們想說明,國家利益也好,社會公共利益也好,它會“與時俱進”,人換了,那么一代人和一代人的價值取向也會有差距。這就是內容的可變性這是第一個他們所共同具有的特點。就是類型都沒有辦法做窮盡的列舉,它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框架性,概念內涵和外延都不明確,是需要通過立法司法活動去進行填充的。所以我記得在2004年的時候,法國大使館和清華大學法學院開了一個紀念法國民法典200年的一個研討會。這是第一個特點。什么叫直接相關性?就是現(xiàn)在所面對的這個利益關系必須是跟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直接相關。那么當時為什么要討論這個城市房屋拆遷條例呢?因為那段時間房屋拆遷所引發(fā)的社會矛盾非常地集中和突出,當時在討論的過程中間有一個部委的同志就提出來說,我認為建一個商品房小區(qū),建一個五星級賓館,建一個商貿(mào)城也是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為什么呢?他說你看,建了個商貿(mào)城,你可以招商引資啊,可以推動當?shù)氐木蜆I(yè),可以推動當?shù)刎斦脑鲩L,改善當?shù)氐纳鐣h(huán)境,這不是公共利益是什么???為什么不讓為了開發(fā)商業(yè)城,開發(fā)小區(qū),政府出面進行強制拆遷,這就是公共利益???我們說,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一樣,都要強調直接相關性。投資者他直接考慮的是如何讓自己的投資能夠盡快地獲得非常豐厚的一個回報。如果間接相關的事情都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話,那就很麻煩啦。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的話,我們說,必須強調直接相關性。那么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相比還有第四個共同具有的特點,它們都必須有可還原性。這句話什么意思呢?就是國家利益也好,社會公共利益也好,歸根結底其實還是私人利益,它必須是能夠被還原為使特定類型、特定群體的私人利益。它必須能夠被還原為使特定類型、特定群體、民事主體的私人利益。怎么給它呢?我們論證說,這個時候它已經(jīng)是一種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了,所以對它要有一些特殊的法律規(guī)則去進行調整。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作為社會公共利益,我們合同法也不可能作出一種窮盡的列舉。其實在我們現(xiàn)行的合同立法上,就有對社會公共利益所做的部分的類型列舉。首先大家看,合同法第52條的第2項,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第三人利益,合同行為絕對無效。應該說這都屬于第三人利益。我們通過文義解釋方法的運用得出的這個結論有沒有妥當性呢?我們可以做一個分析。在這篇文章中,王利明老師主張,應該把鼓勵交易確認為是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所以我們《合同法》整個都貫徹了鼓勵交易的立法宗旨,這也是大家總體上對《合同法》在所有的民事立法里邊對它評價最高的一個原因。怎么嚴格限制呢?只有當合同當事人之間的行為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時候,我們合同法才會認定這個合同行為絕對無效。那作為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這個地方的第三人,如果是既包括不特定的第三個,又包括特定第三人的話,我們看符不符合鼓勵交易的立法宗旨。所以鼓勵交易的立法宗旨,大家可能在教學和研究的過程中體會到,一部法律的??在大多數(shù)的情形下都是判斷你運用法律解釋方法或者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得出的解釋結論或者漏洞填補的結論,是不是一個妥當?shù)膶嵸|性的評判依據(jù)。如果把這個52條第2項的第三人認為既包括不特定第三個,又包括特定第三人的話,那很明顯是違背鼓勵交易的立法宗旨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當?shù)贸鲆粋€結論,就是第52條第2項有關第三人利益的規(guī)定存在有法律的漏洞。那要用法律漏洞的填補方法去進行填補。那這個地方可以通過什么方法來進行漏洞的填補呢?可以用目的性限縮的方法。那為什么限縮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這個漏洞填補的結論就具有正當性呢?因為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是社會公共利益。所以呢大家看王利明老師在人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叫做《合同法研究》,在《合同法研究》的第一卷里邊,王老師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談到說,如果這個第三人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合同行為絕對無效。那么這樣一種分析的結論,它的道理其實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就是當?shù)谌说睦媸遣惶囟ǖ谌死娴臅r候,還有國家發(fā)動公權力去干涉私的交易關系的必要。那么除了52條的第2項以外,我們合同法上對社會公共利益的類型化,還有第二方面的表現(xiàn),跟合同法第53條第1項的里邊,我們知道,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間約定了一個免責條款,免除因為一方違約給對方造成對方的人身傷害的賠償責任,這個免責條款是絕對無效的免責條款。那么張元起、張國麗訴張學珍損害賠償糾紛案,大家可能都知道這個案件。這時候有一個個體戶叫作張學珍正好招工人,那么張國盛就去找到這個張學珍,雙方就訂立了一個合同,在這個合同中有一個條款, 就是對工傷事故張學珍一概不承擔責任。張學珍承擔的這個工作是把天津堿廠一個廢棄的廠房給拆掉。然吊大梁的時候張學珍的丈夫在現(xiàn)場指揮,他就要求在吊大梁的時候為了保持大梁的穩(wěn)定性,要求大梁的兩側各站一個工人,然后拉動那個纜繩來保持大梁的穩(wěn)定性。后來到第六根大梁的時候,仍然這么做,結果大梁空中斷裂,張國勝就摔下來,腳部受傷感染,送到醫(yī)院后不治身亡,就去世了。張學珍說,我們合同里邊有約定啊,說好了工傷事故概不負責。那為什么說這個是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當時《合同法》還沒有規(guī)定,法官沒法援引53條第2項,但最高法院認為這里邊有公共利益,為什么有公共利益?這就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在合同法上類型化的第二個方面,那就是,與基本的法律價值相聯(lián)系的私人利益。所以,雙方當事人之間自愿訂立一個協(xié)議,比如,甲給乙兩千萬,乙給甲做3個月的奴隸,乙非常愿意做,乙說我一輩子也掙不了兩千萬,我愿意給他做3個月的奴隸。為什么呀?自由利益是與基本法律價值相聯(lián)系的私人利益,我們不會讓你用這樣一種方式對這樣的利益去進行這樣的處分,它是以社會公共利益來對待的,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社會公共利益類型把它第二個方面的體現(xiàn)就是53條第1項里面的規(guī)定。52條第2項也是關于免責條款絕對無效的規(guī)定。為什么不能免除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對方造成財產(chǎn)損失這樣的一種賠償責任呢?前面生命利益、健康利益、自由利益還好說,這個地方是財產(chǎn)利益呀。如果故意和重大過失的賠償責任都可以免除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們認為,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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