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個范例。[3]（p6 264）又比如，國家征收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金本來應當歸屬于村集體，但有些地方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卻從中提取一定比例。借助這種非正式的科層關系， 行政權力對集體財產施加變相、隱蔽的控制。按照《村民委 員會組織法》的規(guī)定，鄉(xiāng)（鎮(zhèn)）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反過來說則是協(xié)助與被協(xié)助關系，二者并非上下級之間的科層關系。 行政權力對農村集體財產的直接控制是公開、正式的，通常也是合法的——從法實證主義的立場看是合法的。在現行法中，集體經濟組織不得直接在其土地上為城鎮(zhèn)單位或個人設定建筑用地使用權。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0條、62條的規(guī)定，集體經濟組織將其土地提供給其成員或其所設立的企事業(yè)單位用于非農建設，需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在實踐中還需要先過鄉(xiāng)（鎮(zhèn)）政府這一關。其一，對集體土地利用或處分行為的審批權。[2]（p260）顯然，無論從征地條件還是從征地對價的角度看，在我國，行政機關的征地權都屬于對集體財產的過度控制。在國外，政府征地需要向土地所有權人支付相當于土地市場價的征地補償金。在當下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行政機關對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權經常被濫用。 行政機關對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權的依據是我國《憲法》第10條與《土地管理法》第2條。從2000年開始，在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地方，鄉(xiāng)統(tǒng)籌被取消了，農業(yè)特產稅的征收范圍也縮小了，某些地方降低甚至取消了農業(yè)稅。除此之外，農村居民使用集體土地建造住房還要向政府繳納一定的費用，其中有些是合法收取的，有些雖是非法收取但在實踐中卻是普遍現象。“稅”包括農業(yè)稅與特產稅。直接控制則體現為行政機關對集體財產擁有收益提取權、征收征用權以及管制權等。一種是直接控制，另一種是間接控制。對于集體土地，這種控制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民法語境中，所有權是完全物權、自物權與私權，這意味著它具有完整性、自主性與自治性——在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決定如何利用或處分其財產。本文借鑒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對我國農村集體財產所有權制度的運行現狀進行剖析并探索其完善的出路。中國的鄉(xiāng)村并沒有高度的社會分工，所以場域也沒有具體分化，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個未分化的、混合性的生活場域，本文稱之為“鄉(xiāng)土生活場域”，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元場域，由處于不同社會位置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介入鄉(xiāng)村生活的地方政府官員構成。在布迪厄的理論中，“場域”以社會分工為基礎被分為司法場域、藝術場域、教育場域等，這些場域又構成一個元場域。制度文本與生活事實總是或多或少相脫節(jié)的，尤其是在鄉(xiāng)土本色的中國農村 ，此種脫節(jié)或者說斷裂現象更為明顯。我國農村集體財產所有權制度的運行現狀 關于集體財產所有權問題，現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從純法學的角度，以源于歐陸的民法理論為基準，對制度文本中的集體財產所有權進行詮釋、分析、評判并提出改進方案。這種文本層面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卻顯得較為單薄，脫離現實。在鄉(xiāng)土生活場域（注：“場域”這個概念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來的，意指由一系列的社會位置及其相互關系所構成的網絡或社會空間。參見[法]布迪厄著，強世功譯：《法律的力量——邁向司法場域的社會學》，載《北大法律評論》第2卷第2輯，第499頁。）中，集體財產所有權的運行邏輯與法律文本的預設迥然有別。 一、權力網絡中的集體財產：集體所有權的殘缺與異化 （一）行政權力控制下的集體財產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文本中，農村的土地、森林、山嶺、草原及鄉(xiāng)村企業(yè)等財產都屬于一定社區(qū)范圍內的農民集體所有，除非法律另有規(guī)定。我國現行農村集體財產所有權并不具備自主性、完整性與自治性，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權力的控制。 行政權力對農村集體財產的控制有兩種方式。間接控制是指行政機關通過對村委會、村黨支部等村社機構的控制，借助后者的力量間接地支配集體財產。 行政機關對農村集體財產收益提取的形式主要是各種農業(yè)稅費的征收?！百M”主要指由鄉(xiāng)（鎮(zhèn)）政府收取的五種統(tǒng)籌費與共同性生產費。[1]（p212）長期以來，這些稅費一直是農民的沉重負擔。但在還沒有進行改革的地方農民的稅費負擔依然很重，即便在某些已經進行改革的地方，基層政府仍然以各種方式變相地抽取農地收益。按照這兩條的規(guī)定，國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對集體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公共利益”總是被地方政府擴大解釋，以至于企業(yè)建造廠房或辦公樓、房地產開發(fā)商建造商品房等都能被視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從而成為征地的理由。而在我國，政府征用集體土地時所支付的補償金卻與土地的市場價相去甚遠。 行政機關對農村集體財產的管制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第48條的規(guī)定，將“四荒”土地發(fā)包給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需要報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批準。其二，對城鄉(xiāng)土地資源流轉的限制與壟斷。城鎮(zhèn)單位或個人要想從農村獲得建筑用地使用權，必須通過征地程序，由政府將集體土地征為國有土地，然后再出讓給需要用地的人，這可以說是一種“合法”的壟斷行為。與此不同，行政權力對農村集體財產的間接控制通常是隱蔽的，而且沒有法律依據，可以說是一種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控制。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地方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卻利用政治組織關系、鄉(xiāng)鎮(zhèn)干部與村干部的私人交情、經濟上的互惠關系以及傳統(tǒng)觀念的殘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