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紀之交中國人的婚姻和愛情》中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此時，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經(jīng)歸于沒落，但在剛剛開放的中國，它的合理性卻在中國人對薩特與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證實。在哲學思辨與現(xiàn)實關(guān)照之間，中國人總是明顯偏愛后者。事實上，觀念的變化還不止于此，在另外一些問題上，當時的人們顯然走得更遠，比如性。橫亙在人口控制政策面前的是多子多福的傳統(tǒng)觀念，但當市場化的制度環(huán)境誘發(fā)起激烈的社會競爭，并且開始要求父母為撫養(yǎng)子女承擔更多責任時，年輕的夫妻都明白，其實自己根本不具備創(chuàng)造多子多福的實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從1949年至1979年，‰，在共和國歷史上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當“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之于國家已是雷打不動時，漸趨務實的人們最終意識到，否認經(jīng)濟條件對愛情、婚姻的重大意義是過于做作了。其實并未許久，含金量的重要性便超過了知識，于是一些被稱作“萬元戶”的人又開始在婚姻市場上變得搶手。那么，又該將愛情托付給誰呢？改革開放之初的幾年，大學生曾是眾多年輕人心儀的婚姻伴侶。1980年4月，新《婚姻法》開始實施。與此同時，政治權(quán)力與傳統(tǒng)道德共同構(gòu)建的社會監(jiān)管體系也日益松動，社會生活的變化之劇，令置身其中的人們感受真切而又應接不暇。他們開始接受并消化泊來的先進科技、多元文化和更多更豐富的生活方式。1978年以后，發(fā)生于這個國家的一切變化令世界為之側(cè)目。在那里，激進的年輕人正嘗試著將性與婚姻徹底分離，并對一夫一妻制的傳統(tǒng)家庭模式發(fā)起挑戰(zhàn)?！钡玫綇V泛認同的“事實”顯然如此。關(guān)于性，“文革”時的中國人仍是絕口不提，然而，禁欲主義的態(tài)度卻并沒有妨礙中國人口的持續(xù)增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除政治原因外，“文革”十年間，中國人很少再能找到什么說的出口的離婚理由。我們本打算運動過去了就復婚，沒想到離婚一年之后，他含冤而死?！北M管對丈夫仰慕至極且愛重情深，但因為心疼孩子，夫妻兩人最終還是決定離婚，希望以此為兒女洗脫罵名。孩子因為父親的這個情況在學校里備受歧視。1950年，他拿著教育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到中國，然后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書。一位在“文革”中離婚的女教師回憶道，“血統(tǒng)論”在當年迫使她與丈夫分手，因為他們不想讓一對正上小學的兒女再被人罵作“狗崽子”?！把y(tǒng)論”是當時特殊環(huán)境造就的特殊理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對這種理論最為通俗的解釋。這是“文革”時期寫在中國人結(jié)婚證上的話。于是，愛人，首先應該是革命同志。也許在那個均貧富已被制度化的時代，經(jīng)濟方面的任何期待都顯得不合時宜，甚至，人們連愛情也少有期待。缺乏魅力的“黑五類”男則只能與落敗的“黑五類”女結(jié)合，更有命途不濟的“黑五類”，甚至永遠也沒能獲得結(jié)婚的資格?！凹t五類”之間的通婚是理所當然的，而企盼改變命運的“黑五類”也無一例外地希望能與“紅五類”聯(lián)姻，以便借此獲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書鐵券”。那時的中國人在政治上被劃分為三六九等。只是那時，充滿理想主義情結(jié)的中國男女還很少對與“政治進步”或“勞動生產(chǎn)”無關(guān)的愛情心生向往，也許是并不富足的日子還難以讓人們有如此奢侈的情調(diào)?；丶襾?，他能給我作先生?！眲⑶蓛涸诖罅鴺湎碌倪@段告白，道出了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都選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同樣炙手可熱的還有職場上的模范。于是，婚姻的選擇對象成為了下一個問題。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廢，當代中國的第一次離婚熱潮也隨之達到頂峰，很多中國人正是在此時第一次意識到，原來女人是有權(quán)“休夫”的。有鑒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務院于1953年3月在全國發(fā)起了聲勢浩大的“貫徹婚姻法運動”。在《婚姻法》頒布的最初幾年，中國父母們曾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允許子女自主婚姻的規(guī)定普遍感到不滿，而在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絕非少數(shù)。于是，在實為“義務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義下，新中國的妻子們事實上肩負起既主內(nèi)，又主外的雙重壓力。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對于妻子而言，這份平等其實并不輕松。”在一片贊譽聲中，這位新娘接著說，“我不是來吃閑飯依靠人的，我是過來勞動的。波伏娃的觀點似乎很快就在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得到了證明：公有制經(jīng)濟體制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勞動制度激發(fā)了婦女走出家門參加工作的熱情，《婚姻法》則賦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財產(chǎn)權(quán)。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國出版。從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1950年5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基本法付諸實施的時候，這句話成了最好的腳注。然而，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實現(xiàn)自我的負責?；橐鰪膩砭筒皇侨诵缘漠a(chǎn)物，它必須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須抑制人性里最陰暗的一面。中國成為了世界上離婚最自由的國家之一。一如紀伯倫所說的：合一之中，留有距離。在婚姻這個問題上，人們始終寄予了對幸福的最大渴望。“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許久之后，柏拉圖捧回一朵比較美麗的花，蘇格拉底問他：這就是最美麗的花了？柏拉圖說：我摘下了它時，認定了它是最美麗的，雖然，之后我又看見了很多很美麗的花，但我依然堅持我摘的這朵是最美的。蘇格拉底說：這就是婚姻。半天之后，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也不算太差的樹回來。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圖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蘇格拉底叫他到樹林走一次，不許回頭，然后，在途中取一棵最好用的樹材，而且只可以取一次。于是，什么也摘不到。柏拉圖原以為很容易，但最后，他垂頭喪氣地空手而歸，原因是：看到了很不錯的，卻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就沒有摘，當繼續(xù)往前走的時候，又發(fā)覺總不及之前見到的好。在制度與人性的齟齬間，柏拉圖與蘇格拉底之間這場著名的對話或許能為在婚姻中尋找幸福的人們以啟發(fā)：柏拉圖有一天問老師蘇格拉底：什么是愛情？蘇格拉底叫他到麥田走一次，不許回頭。除非主張婚姻不可解除，從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極具誘惑的想象，或者，社會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會見體面女子的機會。這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所面臨的困惑。在一種抑制人性的制度中，去求解個人幸福問題顯然是一個比婚姻本身更繁難的問題。但顯然，經(jīng)濟不是決定婚姻幸福的唯一因素。在經(jīng)濟開始席卷一切的90年代，實用主義和功利思想最終左右了我們的人生選擇，包括婚姻。上世紀80年代，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的興起為人們贏得了私生活的自由，婚姻作為個人的事情獲得了選擇的自由，愛情與性甚至超越了婚姻與道德得以強調(diào)。在政治面前，個人的幸福微不足道。曾經(jīng)有過那么一個時期，我們的婚姻與革命緊密掛鉤。它嚴格受控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的演變，幾乎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將在婚姻這個問題上得以體現(xiàn)。于社會機構(gòu)，它是基礎，承擔著維護秩序和穩(wěn)定的重任。他說，他不敢說自己已經(jīng)弄明白了這個問題。原因在于：一方面，這個問題無論對個人或是社會機構(gòu)來說，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問題至少與以下三個問題息息相關(guān)：愛情、性和政治。第三篇：編輯部感懷建國60周年征文（精選）60年婚變自有制度開始，婚姻就是一個經(jīng)久不衰的問題。有客來，看到家里的彩電電腦，直夸我思想先進，人老了還在追時髦。如今我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