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的時期，從沒有任何政黨能如此造福于中國人民，這是我們時代的主流，也是獲得舉世公認的事實。今天重溫這段話，的確是語重心長的。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場的金錢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權勢邪惡所壓倒的高風亮節(jié)的精神支柱。豈不愛推戴，頌歌盈耳神仙樂。他承認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種種弱點自己也都有：“豈不愛權位，權位高高聳山岳。陳毅元帥曾寫過一首著名的詩叫《手莫伸》?！叭齻€代表”思想的深層含義之一因此，我們黨的堅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就在于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五、最重要的是，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選擇和堅持了一條實行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道路，使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大發(fā)展，并使人民群眾不斷從中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進一步增進了人民對黨的擁護和信任。人民也親眼看到了我們黨在撥亂反正時所表現出的巨大勇氣和無私態(tài)度。四、“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我們黨犯了嚴重錯誤，但人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對黨的看法。還有人民軍隊、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銀行……盡管他們有缺點，但他們與舊社會的那些貪官污吏相比無疑讓人耳目一新。三、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會地位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國解放前夕黨員發(fā)展到了300萬，但僅全國有名可查的共產黨員烈士就有370萬人。二、共產黨員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戰(zhàn)斗在前，犧牲在前，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已經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僅大革命失敗后的一年時間里，全國就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沒有被反革命的屠殺所嚇倒，許多共產黨員和紅軍戰(zhàn)士，是他們用身家性命掩護下來的；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和革命將領的遺孤，是他們撫養(yǎng)成人的。這還不包括大革命失敗前以共產黨人為骨干的東征戰(zhàn)爭和北伐戰(zhàn)爭，也不包括建國后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是其他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不能相比的。人們向往的西方大國竟公然支持中國的封建軍閥來扼殺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為什么中國的這種爆炸性沖突，沒有像前蘇聯、前東歐國家那樣迫使中國共產黨下臺，也沒有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這同樣既要從歷史的大背景，也要從我們黨和人民的關系去考察。被強奸的民意由不滿走向憤怒，終于在1976年清明節(jié)爆發(fā)。農民在多次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之后，接近赤貧的境地；城市職工在很低的消費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間房子里，新婚夫婦被迫分居男女宿舍。無盡無休的階級斗爭，使人和人的關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溫暖，不僅大批好人受到嚴重的精神摧殘，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連。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蘇聯黨群關系的首先解體，才導致了蘇共和蘇聯解體的悲劇?！碧K共也是同樣。小平同志說過，“東歐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每年高達39%的積累率，使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潛伏著尖銳的社會矛盾。一位曾作為中共代表團團員參加過羅共最后一次黨代會的老同志告訴我，齊奧塞斯庫在全會上作報告時，被全體起立的代表們雷鳴般的掌聲打斷達數十次之多。其中最血腥的場景之一，便是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槍決。當這種黨和人民“堅不可摧的團結”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軀殼，而內部卻已銹蝕斑斑時，一遇“地震”，大廈便會轟然倒塌。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建立起來的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隨著群眾各種不滿的積累，蘇聯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熱到冷，出現越來越大的裂痕。他在1987年10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補委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職務，反而為他戴上了殉難者的金色光環(huán)，大大提高了他在群眾中的號召力。所以，沒有什么比這種言行不一，比這種對自己和對人民的雙重標準，使領導層更失去群眾信任的了。這必然增強蘇聯群眾的逆反心理，以至認為其所有的說教都是虛偽的，搞到后來，甚至危及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信仰。而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卻由“公仆”們隨意作出損害人民利益的決定。而在蘇聯，人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國家，沒有剝削和壓迫，蘇維埃國家公民人人平等，蘇維埃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仆。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惡果另外還有一個不能不談到的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一旦出現理論和實踐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遠遠低于其他社會制度。和美國搞軍備競賽，用核導彈代替黃油，必然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眾不滿。1980年至1983年這短短4年時間里，蘇共中央收到來自烏茲別克的這種信件，就有幾萬封。這些信都轉到了烏茲別克共和國黨中央，要求進行調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說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了處理。在這種情況下腐敗必然盛行，而反腐敗斗爭卻很難開展下去。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干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這些條例、規(guī)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無關，而是為了使官僚階層日益膨脹的利益要求，進一步固定化、規(guī)范化、制度化，使他們感恩戴德，成為當時領導集團的堅定擁護者。”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穩(wěn)定”干部上。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但后來隨著黨政機關的不斷擴大，配給面越來越寬，標準也越來越高。可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yǎng)食堂”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yōu)樘K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列寧得知后，親自倡議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yǎng)食堂”，目的是要把這作為在饑荒年代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在饑荒時期，瞿魯巴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是，他卻沒有從中留下能填飽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糧食。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平均主義當做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因貢獻大小和責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別也是正常的。特權、腐敗使蘇共漸失人心斯大林逝世后，蘇共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經濟體制上，并沒有脫離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過不斷渲染這段歷史來嚇唬老百姓，利用人們對回到“斯大林專制時代”的擔心，和今天的俄共爭奪選民。這不僅給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造成很大危害，并產生了社會上、道義上和心理上的嚴重后果。特別是在隨之而來的“大清洗”中，錯整了蘇聯各民族大批的優(yōu)秀兒女。而斯大林卻由權力高度集中，走向個人專斷和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還有，受當時環(huán)境的限制，列寧不能不較多強調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這是必要的，但也帶來隱患。在農村也出現要求把核算單位從生產隊下放到作業(yè)組，并自負盈虧，使個人勞動和物質利益掛鉤的提議。再如，列寧強調黨的思想統(tǒng)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斯大林則把“思想統(tǒng)一”引申到不允許黨員對黨的具體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比如，革命勝利后列寧從盡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卻把委任制作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1922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特別作出規(guī)定，要求對黨的干部“個人發(fā)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入黨看作向人民謀取地位、待遇的手段。列寧還十分注意發(fā)揮黨員的模范作用和防止執(zhí)政黨脫離群眾。也正是靠著這種支持和信任，蘇共才能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封鎖中獨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而且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達到西方國家用了整整一個時代才實現的工業(yè)化。這三個口號加在一起，反映了參加二月革命的工農兵群眾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卻以所謂國家利益來拒絕下層人民的“狹隘利益”，于是，群眾紛紛轉到了布爾什維克一邊。還有中國觀眾熟悉的《列寧在一九一八》，也真實地再現了黨的領袖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列寧遇刺后，發(fā)瘋的人群幾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饑挨餓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著列寧病情公告……這些過目難忘的畫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黯然離去時人們所表現出的驚人冷漠，反差多么鮮明！蘇共創(chuàng)業(yè)時的輝煌和謝幕時的凄涼，其原因，必須從她和人民群眾的關系變化中去尋找。然而，臨時政府連這樣一支軍隊也派不出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擁護布爾什維克黨，于是臨時政府就到了眾叛親離的末日。”是這個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嗎？不是，就在同一世紀的初年，群眾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卷走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時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目前沒有誰給這個謎作了明確的解釋。《蘇維埃俄羅斯報》的政論家謝爾蓋曾寫道：“由于種種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羅斯工人群眾之間，醞釀了一種信念，認為摧毀蘇維埃制度并放棄與蘇共的團結一致將對人們有利。1991年的“8?19”事件是蘇共挽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