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義信條。 ? 而最大的悖論在于：“帕累托計劃經濟”如果要轉向市場經濟，會比瞎胡鬧的命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還難。 “計劃悖論” ? “帕累托計劃”至少比不能糾錯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好，在這方面即便它是“烏托邦”，也是有益無害的烏托邦。但所謂“效率”不只是物質生產效率，更主要是講效用增益效率，就是要 滿足人們主觀福利偏好的效率 。它完全可以做到每個人都有鞋穿 ——但唯獨不考慮個人的喜好，它把消費者主權與效用原則排除在外，給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它還可以通過精確計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都物盡其用。例如，這種經濟完全可以給一千個人配置出一千雙鞋，不多一雙，也不少一雙。 ? 但這種設想最大的問題，與其說在于它不可行或行之無效率，不如說在于它不人道。 [2] ? 在帕累托看來唯一的問題似乎在于：人們的計算技術是否已經能夠產生這樣的“計劃”：“如果我們考慮四千萬人口和幾千種商品產生的巨額數(shù)量的方程，這將不是數(shù)學幫助了經濟學，而是經濟學幫助了數(shù)學”。以“效率理論大師”著稱的帕累托認為：如果計劃足夠“科學”，那么“社會主義國家比基于私有財產經濟的國家能更好地把經濟引向均衡，” 至少也可以設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常產生相同的結果，因而社會主義制度和完全自由的制度可能同樣的有效率。 “市場均衡”與“計劃均衡” ? 事實上純從數(shù)理邏輯角度看，市場均衡與計劃均衡都是合乎“經濟理性化”的。它依賴于通過精密的科學計算“預先”建立的“計劃均衡”。 ? 在工業(yè)文明與科學主義時代，相信數(shù)理邏輯的人們認為，完全可以把把均衡關系預先計算出來，以免除接觸市場以后才發(fā)現(xiàn)的種種錯誤，即把“市場試錯”要解決的問題以模擬經濟參數(shù)的計算而“預先”得知，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根據(jù)資源配置最優(yōu)化原則設定。 ? 但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病在于市場“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糾錯過程滯后及其效率損失。 “即時糾錯”與“預先糾錯” ? 一般地說，如果把市場機制下通過供求與價格信息反饋調整經濟決策的現(xiàn)代經濟看作“即時糾錯”的經濟，那么上述這種指令制度相對于市場經濟來說，就是一種“無法糾錯”的經濟。他把這稱之為“指令經濟” 。 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 ?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J ? 蘇聯(lián)援助：朝鮮戰(zhàn)爭時期的軍工投資與“一五”計劃的“ 156個項目”。臺灣的“臺糖”案與“臺電”案。 1949年以后仍然維持，斯大林死后才由赫魯曉夫示好歸還。入越受降，控制中緬邊界的果敢與“ 1941年線”外大片地區(qū)，收回臺澎 …… ? 未收回的：港澳、蒙古和其他俄占土地， 1949年后也未收回。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列強廢除租界和在華特權。 ? 1949年以后“半獨立”變成了全獨立，“半資本主義”卻沒有變成全資本主義，相反外國資本、民間私人資本都為國有、公有資本所代替，在農村則消滅了地主租佃制，于是“半資”、“半封”都為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所取代。 ? 傳統(tǒng)上對于“舊社會”有個官定的說法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中國 GDP估算值 （陳爭平等） 020224000600080001000012022140001600018000202201820 1887 1894 1920 1930 19312，抗戰(zhàn)轉折：外資－民營市場經濟大衰，向近代理性計劃經濟轉型 ? 通常認為 1949年開始的兩大改變：農業(yè)自耕化與工業(yè)國營化，其實在抗戰(zhàn)中已大有進展：戰(zhàn)爭及國共兩黨政策的影響使地權分散，租佃制衰，“資源委員會經濟”與戰(zhàn)后沒收敵偽漢奸產業(yè)加上西資外撤，使國營工業(yè)超過了外資與民營。 ? 而且這種增長呈加速度態(tài)勢： 1887－ 1920年間中國GDP每年平均增長 ％， 1920－ 1931年間年均增長率已提高到 ％。中國的人均 GDP則由 1894年的 1930年的 ，平均每 18年翻一番。 中國外貿進口構成（％） 18931936直接消費品 其他投資品 機器內憂外患中的艱難增長 ? 從甲午當年 (1894)到 193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 ，凈增了 。 ? 而甲午后的“順差”轉逆差改變了此種狀況：一方面中國經濟進一步（盡管是被迫地）開放，不但成為商品市場而且成為投資場所，另一方面由于投資拉動，中國的進口構成中不僅工業(yè)品比重大增，而且與工業(yè)化有關的投資品（生產資料及原材料）比重增加更是明顯：從 1893年到 1936年，中國進口商品中直接消費資料的比重由 %降至 %，而投資品則從 ％增至 ％，其中生產資料從 ％增至 ％，機器設備從 ％增至 ％。 ? 總之，直至甲午戰(zhàn)前，西方對華貿易仍然基本沿襲鴉片戰(zhàn)爭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購中國農副產品，用輸入鴉片抵充對華貿易逆差，直到甲午后，西方工業(yè)品才真正打開了中國市場。 ? 甲午以后情況完全改觀， 1896年起，中國外貿便出現(xiàn)持續(xù)逆差，而且此期間鴉片進口急劇減少，逆差主要是西方工業(yè)品和投資品進口大增引起。1894年中國的全部外貿順差達到 1330萬兩，除去鴉片貿易，則一般商品貿易順差更增至 4670萬兩，順差占出口值的比重達 ％。如果除去鴉片，僅就一般商品貿易論，則明清以來一直順差的局面直至鴉片戰(zhàn)爭時并無改變。 ? 但甲午戰(zhàn)后由于工業(yè)化起步，投資品進口大增，使中國外貿進入“常態(tài)逆差”時代。而除鴉片外的一般貿易中國仍是順差。 ? 1978年以后，中國在對外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發(fā)揮成本優(yōu)勢逐漸成為制造業(yè)大國，與依靠技術優(yōu)勢的日本一樣取得以大量順差為表征的“重商主義強勢”，而歐美則因“消費優(yōu)勢”與后工業(yè)時代產業(yè)轉移而出現(xiàn)以“高資本輸出，高消費，高逆差”為表現(xiàn)的“后重商主義強勢”，而“低資本輸入、低消費、高逆差”的不發(fā)達國家則夾在兩者間處于雙重弱勢地位。但僅就中國方面的縱向比較而言，這種“重商主義弱勢”并不比此前以順差體現(xiàn)的“前重商主義弱勢”更落后。在中國開始投資品輸入后，西方擺脫“喬治逆差”，轉而因產業(yè)優(yōu)勢取得順差，中國因產業(yè)劣勢且無關稅保護而逆差。而此期間西方則經歷了從“前重商主義強勢逆差” 到工業(yè)化開始后的 “喬治逆差”的轉變。 ? 明后期直至清末甲午，是中國“前重商主義弱勢”期。 從外貿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經濟 的相對盛衰變遷 ? 秦漢唐宋直至元朝，是中國“前重商主義強勢”期。但兩者都不表明它們的經濟不如其貿易對象。 ? 初級工業(yè)化開始后，大宗產品供給與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與沒有投資需求的傳統(tǒng)農業(yè)國進行貿易，則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會比大宗產品供給更易實現(xiàn)，從而也造成大量逆差，是為“喬治逆差”或曰產業(yè)強勢逆差。從傳統(tǒng)習俗－指令經濟向外資、民營工商業(yè)或近代市場經濟轉型。五大轉折： 120年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反思與展望 清華大學歷史系 xxx 近代以來中國經濟史：五次轉型 1，甲午轉折：走向“半獨半資” 2，抗戰(zhàn)轉折：外資－民營市場經濟大衰，向近代理性計劃經濟轉型 3，“八大”轉折：理性計劃經濟中衰，向“無計劃的命令經濟”或中國式社會主義轉型 4，“整頓”轉折：走出“無計劃的命令經濟” 5，“南巡”轉折：明確以廢棄計劃走向市場為方向。 1,甲午轉折：走向“半獨半資” 以甲午戰(zhàn)爭前后為界，傳統(tǒng)農業(yè)－手工業(yè)受到真正沖擊，官營洋務經濟中挫，外資與民營實業(yè)興起。 明清用銀與外貿高順差說明了什么？ ? 導致高順差的幾個可能原因： ? 1，技術優(yōu)勢（高勞動生產率） ? 2，成本優(yōu)勢（勞務、地價、利息低廉與資源豐富） ? 3，重商主義保護政策（關稅壁壘） ? 4，“消費劣勢”（自然經濟） ? 排除法：明清時代適用哪一個？ “落后的順差” ? 農業(yè)時代的外貿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強大帝國的這種需求（可以貨幣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國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是為“前重商主義強勢逆差”。 ? 秦漢唐宋與羅馬屬于前一種情況，而 18世紀前后的西歐屬于后一種情況。 ? 勿寧說，在前重商主義條件下，明清時代中國對外貿易之從此前的歷史性逆差轉變?yōu)轫槻睿垢锌赡苁撬_始逐漸轉為相對落后、相對“邊緣”化的體現(xiàn)。此期間的逆差與羅馬帝國的逆差相似，都是中國在那時的貿易圈中國力相對強盛、購買力高昂、通貨信用度高的體現(xiàn)。此前的相對強盛不再，“消費劣勢”導致順差大增。 ? 甲午后至 1949年，中西貿易具有典型的重商主義性質。這種逆差迴異于漢宋間的強勢逆差，它反映的是中國的“重商主義弱勢”和西方的“重商主義強勢”。 ? 1949－ 1978，中國處于“被動鎖國”狀態(tài)，少量的外貿順、逆差由壟斷下的政策決定，經濟指標意義不大。 清代的貿易順差實際上 一直持續(xù)到甲午戰(zhàn)后 ? 道光時期的逆差并非西方工業(yè)品輸入增加，而是鴉片大量進口的結果，實際上是西方以鴉片頂替白銀支付逆差。如果順差意味著先進，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除鴉片外西方經濟仍然“沒有競爭力”，仍然落后于中國？ ? 19世紀末，中國在禁煙失敗后改行“進口替代”之策，自產鴉片逐漸替代進口，乃至轉為出口。此時中國當然是落后的，但是否比過去與工業(yè)化根本不沾邊的時代更落后？是否可以說中國從這時起才落后了？ ? 中國的“鴉片逆差”在鴉片戰(zhàn)爭后并未因鴉片進口增加而加劇，反而因開放通商后中國傳統(tǒng)商品出口大增、但進口工業(yè)品仍然很少，而導致逆差縮小，乃至出現(xiàn)間或順差。鴉片戰(zhàn)爭后此種順差有增無減。即外國每購買 100元的中國貨，就有近三十元無法用他們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業(yè)品來交換，而必須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銀或鴉片）。且逆差額越來越大，從庚子以前年均不過十幾萬到 1933年最高達到 45960萬兩。 甲午前后中國外貿平衡 （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