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讀書讀書要以歷史人物能否推動社會的進步或發(fā)展作為評價標準，將歷史人物放到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和歷史條件中加以評價，設身處地評價歷史人物的功過得失，不能用現(xiàn)代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要避免蓋棺定論問題。四、結(jié)論評價歷史人物我們要從多角度評價，不能以偏概全，只承認功績或者完全持否定的態(tài)度是不正確的。同樣，在辛丑簽約談判中，李鴻章也為減少賠款數(shù)額、聯(lián)軍早日撤退等條款而盡力爭辯。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版，第299306頁．在與伊藤博文的第四次談判中，李鴻章仍然堅持:“總之現(xiàn)講三大端：三萬萬為數(shù)甚巨，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北京：生活此事關(guān)系中國經(jīng)久章程，各國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時戰(zhàn)爭遽行更改也?！?董叢林：《刀鋒下的外交 李鴻章在18701901》，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頁．關(guān)于通商，拒絕日方所提豁除一切稅鈔、大減子口半稅、允日人在華設廠制造等等要求。關(guān)于賠費，聲明“縱使勒令中國賠償兵費，亦只應算至中國聲明愿認朝鮮自主之日而止，過此不應多索。關(guān)于朝鮮問題，提出:“認保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局外之國”，“惟日方亦須照認，日方所擬約文，自應酌改。譯署函稿六》，第614頁．1895年的馬關(guān)談判，日本提出了要中國賠償白銀三萬萬兩，割讓臺、澎、遼東，允日人在華設廠等等極其苛刻的條件。李鴻章與之辯論，長久未決，后來他加緊在其它各國公使中進行活動，爭取同情，造成了“無確憑據(jù)，擅請將大臣提京為非”的公論，使威妥瑪不得不轉(zhuǎn)變態(tài)度，打開了談判僵局。中日、中秘、中巴訂約談判，李鴻章都力主訂立雙方平等的條約。李鴻章作為外交代表，毫無越權(quán)之舉。李鴻章在奉命與外國進行談判中，雙方談判的進程，都逐日詳組地向總理衙門匯報請示，至于中國方面應抱的態(tài)度、原則和主要條件、對外國要求的讓步程度等，均經(jīng)總理衙門請旨同意。探討李鴻章對條約的責任及其外交失敗的個人原因，應該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李鴻章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執(zhí)行者，但還不是最后決策者。李鴻章作為條約的簽訂者，自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讀書”“惟此次所訂水陸貿(mào)易章程系中國優(yōu)待屬邦之意，不在與各國一體均沽之列。第四類條約是旨在維護舊的宗藩體制的條約，即《中朝商民水陸貿(mào)易章程》。第二類雖是不平等條約，但相對來說，給我國造成的危害不是太大，如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中法簡明條款》、1886年《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等。這些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nèi)政的原則?！薄八醒睾８魍ㄉ炭诎叮舜司龖付ㄌ幩?，準聽商民來往貿(mào)易。李鴻章所簽訂的中外條約，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平等條約1871年的《中日修好條約》，是他簽訂的唯一的一個平等條約。即利用列強爭奪中國利益的矛盾，使其相互牽制，從而維護和延續(xù)清政府的權(quán)益和統(tǒng)治。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爭取和局是變法自強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否則兵連禍結(jié)，國力耗盡，不但無資興辦新事業(yè)，也不能將國外的先進設備和技術(shù)引進來，更不用說聘請外國顧問和派人出國留學。意思是沒有實力就不要輕易迎戰(zhàn)，如果迎戰(zhàn)就必須要有絕對贏的把握。和局對中國而言是承認不平等條約，并嚴格遵守；爭取和局，是在遵守條約的基礎上，通過外交手段避免卷入戰(zhàn)爭。李鴻章把“和戎”作為他的外交思想的開始，因為他深刻認識到在國際事務這個弱肉強食的環(huán)境里，落后就要挨打。李鴻章曾說“外交之道與自強之謀相為表里”。在其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以“和戎”為途徑，以“以夷制夷”為手段，以“自強”為目地。欲斷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為最大之公案。梁啟超說：“李鴻章之負重望于外國也以外交，李鴻章之負重謗于中國也亦以外交。他自1870年直至1901年一直扮演著清政府“外交部長”的角色。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喜所認為，李鴻章具有軍閥、官僚、買辦三位一體的政治特征，而“賣國”是李鴻章一生的主要政治生涯。胡濱認為李鴻章一生的歷史，是一部對內(nèi)鎮(zhèn)壓人民起義、對外出賣民族利益的反動歷史?！吧w棺定論”限制了史家主體意識的發(fā)揮，弱化了人們的思維，因此要改變“定論”模式，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以寬容的態(tài)度研究歷史人物，方能使歷史人物評價不斷向真理方向發(fā)展，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蓋棺定論”思想根深蒂固。在這些“結(jié)論”面前，許多史學工作者常常把它作為前提和遵循的準則，對這些具體問題只做順論，如與己見不合，或卻步不前，或繞道而行。因而應該充分肯定其進步性、愛國性。雖然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失敗了，但評價歷史人物不能以成敗來論功績，而是看看他們是否提供了新的東西。 章回：《李鴻章》．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418頁．到了后期，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李鴻章和他的洋務運動，逐漸對其持肯定態(tài)度，陳恭祿認為“李鴻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其任直隸總督二十余年，國內(nèi)大政往往預聞，深愿中國有所改革”；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羅爾綱則稱李鴻章“乃近代中國首先主張變法圖強之先知先覺者也”； 羅爾綱：李鴻章評傳．文史雜志，1944年版．蔣廷黻也因為李鴻章認識到變法維新的意義，贊其偉大。建國前期主要對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持否定態(tài)度，梁思光認為李鴻章組建的陸軍海軍只會屠殺人民，他設立的官商合辦制造不出什么來只喂飽了官僚軍閥，并且千方百計的阻止人民用機器生產(chǎn)，便于帝國主義的經(jīng)濟侵略； 梁思光：《李鴻章的賣國史》．天津知識出版社，1951年版，第16頁．胡濱分別從“自強”和“求富”兩方面指出了其腐朽性和虛偽性。 梁啟超：《李鴻章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洋務運動的敗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