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策。因此，必須進一步理順綜合部門與專業(yè)管理部門的關系，做到各負其責、相互協作。一是綜合管理部門的基本定位是服務、協調、指導、監(jiān)督，主要研究制定國家戰(zhàn)略、重大規(guī)劃、宏觀政策，協調解決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對各個產業(yè)或行業(yè)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行統(tǒng)籌協調。為此要切實減少微觀管理和具體審批事項，實現從“項目管理”向“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二是按照大部制的要求適當拓寬專業(yè)管理部門的管理范圍，其工作重點是研究解決產業(yè)或行業(yè)存在的重大問題，擬定相關法律法規(guī)草案和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及政策，統(tǒng)籌配置行業(yè)資源，發(fā)布行業(yè)信息標準，維護行業(yè)市場秩序，開展行業(yè)執(zhí)法監(jiān)督檢查，提供行業(yè)相關信息服務。三是設立專司統(tǒng)籌經濟社會事務的辦事機構，統(tǒng)一協調解決職責交叉和綜合管理事務。大部制改革事關政府體制機制的創(chuàng)新和權力利益的調整，應當按照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要求，暢通利益表達和意愿訴求渠道，在深入調研和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起草改革總體方案，由中央討論決定，并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以提高改革方案的科學性、可行性、合法性和回應性。應當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發(fā)展，切實加強行政組織法體系建設，推進行政組織設置、職能定位和機制運行的法治化。由于受計劃經濟和部門立法的影響，我國相當程度上存在一個部門一套法律體系，大部制改革后，有關執(zhí)法主體、訴訟管轄和法律適用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問題，必要時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機構改革中法律適用問題的決定予以解決。同時，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現行法律法規(guī)的修改問題，應當以此為契機，增強我國法律體系的協調統(tǒng)一和實行綜合立法。大部制改革作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涉及到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權力關系的調整，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必須堅持整體配套改革的原則，使大部制改革與其他改革相互協調、彼此促進。當前特別重要的是應當以政府機構改革為契機，加快推進事業(yè)單位分類改革，創(chuàng)新公共產品的提供機制，重視公益性事業(yè)單位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中的重要作用，還可以更多地采取購買服務的提供方式。要按照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的原則，將大量的技術性、服務性和經辦性職能交給事業(yè)單位和中介組織承擔；規(guī)范和發(fā)展行業(yè)協會、商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提供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大部制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本質上從屬于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有關權力分離和制約問題，需要與司法體制、人大體制相結合來考慮。應當按照十七大確定的“統(tǒng)籌黨委、政府和人大、政協機構設置”的要求，在政治體制的整體架構中確定改革方案和對策措施。公共服務型政府與公共財政具有天然的統(tǒng)一性。推進大部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應當重視發(fā)揮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作用。西方一些國家沒有組織、人事和編制部門，而機構數量和官員及公務員規(guī)模能在數量上控制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建立機構和增加公務員需要有預算，而預算需要議會批準。實際上是預算在控制編制，政府增加機構和人員的權力在議會，政府是不能自我膨脹的。因此，要借鑒發(fā)達國家的經驗，改革預算管理體制，既實現預算的編制、執(zhí)行、監(jiān)督相分離，也實現編制與預算相結合，發(fā)揮預算管理改革對鞏固機構改革成果的約束作用。此外，要發(fā)揮預算制度改革在降低和控制行政成本中的重要作用，通過設計科學、規(guī)范、公正、透明的預算制度，從源頭上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我國以往的機構改革往往是迫于形勢壓力，臨時應付，一般是從政策闡釋的角度提出改革主張，缺乏指導改革實踐的較為系統(tǒng)和理性的、前瞻性的理論闡釋，導致改革的系統(tǒng)性、科學性和前瞻性不夠。換言之，理論滯后于實踐的問題正在日益成為制約我國政府改革的突出問題。當前，在新形勢下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推行大部制，應當著重對我國政府改革進行理性的反思，從價值選擇的角度討論政府改革與發(fā)展市場經濟、實現制度創(chuàng)新、提高政府能力的關系。要加強政府改革與治理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加強公共組織理論的研究。要適應全球化和世界性政府改革與治理的發(fā)展趨勢，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積極借鑒它國經驗。要重視實證研究，立足于轉型期的中國行政管理實踐，調查和總結我國機構設置和改革的經驗，提煉出具有規(guī)律性的通行做法，通過理論創(chuàng)新促進體制和機制創(chuàng)新。[1]第四篇：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之我見11廣告學 柯允賢 11251202108一、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大部制改革之經驗從十七大黨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推進職能有機統(tǒng)一的大部制管理。去年十八大后，鐵道部被并入交通部，版署廣電總局被并入文化部。大部制改革成為了中國人的熱點關鍵話題。但是，大部制改革并不是由中國領銜提出的，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已率先實行探索大部制改革模式。在發(fā)達國家的大部制管理第一個比較顯著特點就是，內閣機構數量比較精干。在三權分立的政體下，內閣等于我國的政府。在日本，內各機構是12個，美國是15個，而我國的政府職能部門卻有28個之多。第二個特點是決策、執(zhí)行和監(jiān)督三個職能相互分離、相互協調和相互監(jiān)督。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政府架構中有三司負責決策權，六十九局負責執(zhí)行，還有廉政公署三者相互制衡。由此可見，分權制衡與精簡決策機構是國際大部制改革的未來趨向。二、我國大部制改革是歷史之必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目前的政府架構基本維持著改革開放前的結構，即是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但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行程單全能型的政府職能已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需要了，全能型政府在職能定位上過于理想化，事實上，政府應有所能也有所不能，當政府包攬經濟、政治和社會一切功能時，恰恰表明政府的職能不足。十七大明確提出加快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方針，表明了黨與時俱進的決心。政府職能的轉變，必定會牽涉多個決策機構的變動。大部制改革能減少冗官冗費支出，節(jié)約開支，明確各部門職責，避免政府部門直接職能交叉，同時也增強各機構的內部溝通，有效解決近年來城中熱嘲的“有關部門”問題。三、中國大部制改革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機構已經歷6次較大調整：1982年的改革致力于干部年輕化；1988年致力于政府職能轉變；1993年強調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1998年是消除政企不分；2003年改革的目標鎖定公正透明、廉潔高效；2008年的思路是突出公共服務，推進“大部制”改革。四、鐵道部改革之未來展望2013年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表明，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即將啟動，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鐵道部的合并。政府實行鐵路政企分開，將鐵道部擬定鐵路發(fā)展規(guī)劃和政策的行政職責劃入交通運輸部；組建國家鐵路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承擔鐵道部的其他行政職責；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道部的企業(yè)職責；不再保留鐵道部。大部制改革不是簡單的機構裁剪合并，而是要協助政府權力的重組，不管從組織結構來講還是從政府運行機制上說也要進行重組，同時還要涉及原職人員的去留問題，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強合并以后的權力監(jiān)督問題。鐵道本屬于交通運輸行業(yè)的范疇，此前的鐵道部權力過分獨立一直收到社會輿論的詬病，這次的撤銷可謂大快人心，可是在歡慶之余我們也應該看到，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的后遺癥。合并后是否會造成運營成本的調整，車票的價格問題，原供職人員的去留問題等都需要認真考慮。我國實行大部制改革初衷在于順利完成政府職能的轉變，構建服務型的政府，使“為人民服務”不落為空口號，這是黨執(zhí)政先進性的表現。但是在改革過程中牽涉到的民生問題不能輕視，權力集中后能否真正照顧到細微處的民生質量才是大部制改革的驗金石。第五篇：大部制改革背景大部制改革背景：眾所周知，政府部門在行政管理中，不時出現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相互推諉等情況，對此，民間戲稱“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也有“九龍治水”等說法。大部制改革，就是要將那些職能相近、業(yè)務范圍趨同的部門集中成一個部門統(tǒng)一管理，減化行政審批，提高政策執(zhí)行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在國務院2008年以前的66個部門中，職責多達80多項，僅建設部門就與發(fā)改委、交通部門、水利部門、鐵道部門、國土部門等24個部門存在職責交叉。另外，農業(yè)的產前、產中、產后管理涉及14個部委。行政職能的錯位和交叉，不僅造成了部門之間扯皮現象多，行政效能低下，過多經濟資源被行政機構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無法履行宏觀經濟管理、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等職能，無法向民眾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因此，必須對現有政府機構進行有效整合，改變政府機構繁多、職能交叉的現象，通過減少機構數量，降低各部門協調困難，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前景大部制改革絕不簡單僅僅是行政改革，改革的前期是政治改革，后期就是經濟改革，大部制是兩者的結合點，因此，并不只能從行政的視角對改革進行設計，要從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多元角度進行探索設計。對大部制改革的看法中國國務院大部制改革之：艱巨性 權力整合難重疊的職能部門盤根錯節(ji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整合這些行政資源，就像剝蠶絲一樣，每一根絲都觸動一大片官場神經，稍有不慎，不是形成權力真空，就是形成新的權力交叉、重疊，還會引起官場“地震”。大部制下，相關幾個部的權力重新洗牌，整合到一塊，考驗改革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水平，既要大刀闊斧，又要心細如絲，做到平穩(wěn)過渡，無縫銜接，確實不容易。機制磨合難一個整合了不同部門利益的強勢大部委，可以打破現有部門利益格局，消解部門之間掣肘因素，壓制部門利益追求沖動，從更宏觀和科學的角度進行政策決策、執(zhí)行和監(jiān)督。大部制不是幾個“小部”的簡單迭加，如果這樣的話，在大部制下，原來的“部”降格為“司”，“閻王”變成了“小鬼”，但手中的權沒有變，仍然行使過去“部”的職權，改革就沒有意義。運行監(jiān)督難實行大部制管理后，由原來的幾部委組成新部門，權力和財力勢必更加集中，一個部門的權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門利益，怎樣防止因權力過度集中而產生的腐敗問題，成為影響改革的一大關鍵因素。人員分流難機構精簡和重組勢必帶來人員的分流。分流人員是歷次機構改革最為頭疼的事。公務員是國家整體運行寶貴的人力資源，是維護正常國家秩序的保障和基礎，公務員隊伍的穩(wěn)定，關乎社會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