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竺可楨，字藕舫，浙江省上虞縣東關鎮(zhèn)人。生于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他從青年時代就抱定“科學救國”的理想，一生傾心血于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和科學組織工作。1949年以前，他先后創(chuàng)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開辟了中國的氣象事業(yè)；擔任13年浙江大學校長，使浙大挺進到全國名校行列；其是開辟了自然資源綜合考察事業(yè)。他始終從科學的視角，關注著中國的人口、資源、環(huán)境。問題，是“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先覺先行者。幼年的竺可楨正值中華民族處于內(nèi)亂外侮互相交織的時代。象，進入蜚名國際的哈佛大學，先后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在這一期間，不僅選擇了地學作。在哈佛大學期間，竺可楨又積極參加由任鴻雋、楊銓等中。國地學家以調(diào)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chǎn)為已任”?？蓸E已立下了在中國開展調(diào)查全國自然資源的宏圖大志。大力開展氣象臺站建設。中央研究院也要求他在氣象研究所兼任所長。

　　

【正文】 可楨認為科學院的出版工作應能及時反映中國科學院水平，要盡可能縮短出版周期，印刷廠的機器設備比較陳舊，應有計劃予以更新。針對當時科技保密過嚴的傾向，竺可楨認為凡是利用國外和國內(nèi)已公開資料進行的研究成果，不應列入保密范圍，否則等于自我限制，影響對外學術交流。凡確要保密的科研成果，也應出版相應的內(nèi)部版，做到內(nèi)外 有別。竺可楨還經(jīng)常反映科學家的意見，從選題計劃到具體技術細節(jié)都要過問。 76歲高齡的竺可楨仍然每天工作 12小時左右，他在繁重的行政領導工作和社會活動之余，仍然堅持學術研究。自 1957年以后，他進入了一個新的旺盛研究時期。他利用到野外去直接考察和全面掌握綜合考察最新成果的有利條件，加上博覽群書，貫通古今中外，所以著述一直不斷。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 1957 年以來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竺可楨公開發(fā)表的科學論文、工作報告以及反映我國科學事業(yè)發(fā)展的各種文章達 60篇以上。 在動亂中艱難前進 十年動亂帶來巨 大災難，中國科學院也不例外。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科研業(yè)務工作被迫輟止。與常人相比，他在文革中被最高層列為保護對象，沒有受到什么沖擊，但也僅此而已，在他人生最后的 8年中，基本上處在賦閑狀態(tài)。令人敬佩的是，竺可楨在全社會處在動亂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卻默默做出了同時代人無法與之相比的貢獻。 極為關注中國科學院的基本任務和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科學院的正常科研秩序被完全打亂，研究方向游移不定。他認為科學院的研究方向不應該像個“門診部”，在研究工作中應該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而且應不斷提高。科學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許多研究所在體制上幾經(jīng)變動，一些科研單位劃歸國防系統(tǒng)；另一部分研究所則下放地方，使得中國科學院這個全國自然科學研究中心的綜合研究實力大大下降。例如地理研究所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并研究來自自然界的第一手資料，卻是為了應付當時的需要，花了很大力量去做外國地理和邊疆地理的匯編工作。竺可楨對科學院當時的方向任務缺乏明確重點，猶如一個“雜貨鋪”和“門診部”深表憂慮。竺可楨認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理論研究，我國科學事業(yè)和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必然會喪失后勁，我國的經(jīng)濟實力必然提高不快，與世界科學水平的差距必將越來越 大。竺可楨曾就中國科學院總的研究方向上書周恩來、郭沫若，并向科學院當時實際負責人劉西堯當面表示了他的上述看法。 1972年 1月 31日，他寫信給郭沫若，認為科學院究竟堅持什么研究方向，至今尚在“彷徨歧途”，必須強調(diào)基礎研究這個大方向，對原子物理、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以及日地關系，以至于大陸海洋起源等問題，都應有一定數(shù)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研究。他在和劉西堯談話中，希望科學院要保持理化方面的研究實力，不能將大部分化學研究所轉(zhuǎn)交給國防系統(tǒng)和地方，因為這是從事基礎研究的“基礎”。地質(zhì)、地球物理和海洋等研究所都是從事基礎 科學研究，應當面向全國，不宜劃給生產(chǎn)部門或地方；就是承擔生產(chǎn)任務時，也要了解全過程，從中找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 1972年 2月 24日。他和地理研究所左大康等四人談話時，強調(diào)地理研究所作為中國科學院一部分，必須注重于理論研究的提高，要把重點放在影響全局的戰(zhàn)略問題上。當時左大康介紹說：地理所擬在黃淮海地區(qū)開展以水熱平衡和循環(huán)為中心做抑制蒸發(fā)的實驗研究，作為該所當時的研究重點之一。竺可楨則認為，這項任務雖然重要，但它不能根本解決黃淮海地區(qū)的水源問題，只能作為黃淮海地區(qū)的戰(zhàn)術問題來考慮，希望地理研究所抓住戰(zhàn)略問題，即在黃 淮海地區(qū)的水源問題上多下功夫。竺可楨這一提示，一直指導著地理學界緊緊把握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竺可楨還在各個場合，提醒科學院當時的實際負責人，要重視西藏地區(qū)的綜合考察、蟹狀星云和中子星的研究等等。這些意見雖未被當時科學院當權者接受，但對保留一部分研究力量，促使一些研究所 (如海洋研究所 )迅速回歸中國科學院，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竺可楨密切注視著國際上科學發(fā)展的動向。 1966 年動亂開始后他主要通過閱讀英文的《科學》和《自然》兩本周刊來了解國際動向，發(fā)現(xiàn)我國原來已經(jīng)領先的研究領域，由于“文革”動蕩停頓下來 ，已經(jīng)落后了。例如胰島素晶體結構的人工合成及其晶體結構研究，如果能繼續(xù)研究，不僅可以完全保持我領先地位，甚至可以為國家爭取到最高學術榮譽，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斷了研究而被英國趕上來。又例如，我國早在公元 1054年宋代即對超新星有詳細的觀察和記錄。從 60年代開始，國際天文學界對超新星爆炸后形成的蟹狀星云的研究報告日益增多，然而我國對這方面的研究卻無所作為。隨著板塊學說的興起，有關大陸飄移對地質(zhì)構造的特征，特別是海洋地質(zhì)及各種礦產(chǎn)資源生成規(guī)律等基礎理論研究，在國際上可謂日新月異，但在我國卻幾無動靜。竺可楨了解到 這些動向以后，通過各種渠道提出建議，希望推動有關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 堅持學術研究。竺可楨在動亂歲月中，以驚人的毅力和智慧，繼續(xù)專心致志地進行氣候變遷和物候?qū)W的研究，撰寫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和《物候?qū)W》修訂稿。把這兩方面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為凝聚著科學家畢生之力的代表作留在人間。前者是竺可楨研究了近五十年的重要課題，積累了作者幾十年的深思，開創(chuàng)了這個研究領域的先河。這篇文章最早完成于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原文用英文寫成，作為作者參加羅馬尼亞科學院成立 100周年慶?；顒拥亩Y物， 但是并未公開發(fā)表。作者又用了四、五年時間，繼續(xù)在我國古籍中獵涉了許多描述我國氣候變遷的資料，同時注視國外同類研究，經(jīng)過融合提煉，得出我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氣候變化趨勢，竟和西歐國家采用新技術方法所得到的結論大致相符。《物候?qū)W》是在 1963年出版的一本知識性讀物，問世以后即得到熱烈歡迎，經(jīng)作者修訂后原擬立即再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書稿被出版社一小伙人焚燒，竺可楨不得已又重撰其稿，吸收了近幾年新觀察所得的資料，同時注意到當時環(huán)境污染給物候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又增加了《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動力》一章，以辯證唯物主 義的觀點來分析物候的變化，不盡是受外部氣候的影響，必須通過生物內(nèi)部機制變化才能起作用?！段锖?qū)W》雖然是一本科普性讀物，卻耗費了作者大量心血，是他進行物候觀測幾十年的科學總結，也是我國物候?qū)W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 竺可楨當時除著述以外，還以大自然作為實驗室，以科學家的科學敏銳，捕捉大自然環(huán)境變化的信息。他守著寓所附近極其有限的小天地，精心觀測幾種植物的物候變化，觀察各種候鳥寒暑遷徙和數(shù)量的變化，使他積累了幾十年的物候記錄得以繼續(xù)延伸。他親自操作，對金銀花的葉面施以不同農(nóng)藥，從中觀察藥效和不同環(huán)境下蟲害的發(fā)展 情況。他甚至親自打掃院落，精心地實測塵埃的單位面積重量。通過這些十分平凡但又有重要意義的科學實驗，他不但感到當時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已經(jīng)“鴉雀無聲”，而且預感到由于過度開墾，可能導致大面積水土流失和土壤風蝕，進而引發(fā)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進一步惡化。 積極參與外事活動。 1972年前后，中美關系出現(xiàn)轉(zhuǎn)機，中斷了 20多年的兩國交往逐漸恢復，而科學家的來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 1971 年 8 月著名華人學者楊振寧首先回國省親、訪問，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也見到闊別多年的師輩與同窗，以及中國科學院領導人。由此開始，眾多的美籍華 人學者不斷回國訪問，中國科學院的對外交往開始復蘇。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際上有相當知名度的學者，又是許多著名華人學者的師長或老朋友、老同事，在這種形勢下，他擔負了許多接待工作。他們中間有李政道、趙元任、陳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國皇家學會會長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等。竺可楨向他們介紹建國以來中國科技事業(yè)的巨大成就，中國科學院的性質(zhì)、任務和研究方向，探討雙邊合作的可能與具體內(nèi)容。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很不健全，一些領導人不便對外，竺可楨與吳有訓副院長一起， 承擔了大量其他人無可替代的工作，為發(fā)展當時民間外交和溝通對外科技合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在接待“內(nèi)查外調(diào)”中認真保護干部和知識分子。竺可楨在文化大革命中另有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他的特別貢獻，就是他曾接待了全國各地幾百批審干調(diào)查來訪來函。他都認真謹慎、實事求是地翻閱了他自己幾十年來的日記，有理有據(jù)地回答了所提出的問題，緩沖或解脫了這些同志所遭到的非法審查和沖擊，從而保護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和干部。 來向竺可楨進行這種調(diào)查的，大體有兩類情況：一類是在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前后，在打倒一切，懷疑一切思潮的 影響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成了懷疑對象；另一類是在“三結合”的過程中，兩派人員對某人持有不同意見而進行有某種傾向性的調(diào)查。因此有不少被調(diào)查人由不同人來調(diào)查好幾次，使得竺可楨大有應接不暇之感。據(jù) 1968 年不完全的統(tǒng)計，全年共接待了 183批。據(jù)此估算，在動亂中前后幾年共接待了 500批左右。竺可楨對這類調(diào)查除了認真查閱自己的日記以外，還要客觀地加以分析，有一次為了查清一個人某一具體問題，他竟花上兩天時間去翻閱他前后許多年的日記。 浙江大學西遷以后，日軍從廣西攻打貴州，貴州形勢告急。浙江大學有 92 位青年學生投筆從戎，參加了當時組織的“青年遠征軍”，竺可楨當時在日記上記下了這批愛國學生的名單。二十年后，因為他們當時參加的是國民黨軍隊，這些人就成了“清理階級隊伍”時的整肅對象。面對調(diào)查人員，竺可楨從當時歷史條件出發(fā)，理直氣壯地為他們辯護，充分肯定了這批同學愛國抗日的行動，從而為這批干部澄清了歷史真相，免受更多的政治迫害。 竺可楨十分關心對翻譯家和作家葉君健的處理。葉在 1947年作為留英研究生，為當時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任翻譯。竺可楨是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在此期間和葉君健有較多接觸 。但是這段經(jīng)歷卻成為十年動亂中確定葉君健政治歷史的關鍵，外文出版局中國文學雜志社的“造反派”多次派人來調(diào)查了解。竺可楨認為一個普通翻譯人員在當時國際活動中做了積極有益的工作，不能作為參加國民黨組織活動的根據(jù)。當這些人仍然對此抓住不放時，他毅然提出反問：“我是代表團正式成員況且不予追究，要如此對待一個翻譯人員豈不缺乏政策根據(jù)？”竺可楨的仗義執(zhí)言，使調(diào)查者啞口無言。 竺可楨更證明了曾呈奎等一大批科學家，為了獻身科學研究事業(yè)，與美國政府和有關科學組織正常來往的經(jīng)過，斷然否定一些人誣指他們“從事特務活動”或 “賣國主義”的不實之詞。 在到處批判所謂修正主義路線和黑線專政的鼓噪聲中，竺可楨本著獨立思考，尊重歷史事實的精神，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充分肯定了建國以來我國各方面所發(fā)生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科技事業(yè)飛速發(fā)展的事實。 1968 年 2 月，在科學院造反派策劃的一次會議上，他頂住政治壓力，力排眾議，以具體事實批駁了所謂科學院 17年來“執(zhí)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的謬論，充分表現(xiàn)出這位科學老人一貫堅持 “求是”精神的高尚情操。 竺可楨于 1974年 2月 7日因病逝世。 文革浩劫過后，各種紀念他的活動從未間斷，學術界 相繼編輯出版了《竺可楨文集》、《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竺可楨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論文報告集》、《竺可楨科普創(chuàng)作選集》、五卷本的《竺可楨日記》和多種版本的竺可楨傳記。 中國科學院設立了“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浙江大學設有“竺可楨獎學金”和“中學竺可楨教書育人獎”。浙江上虞縣東關鎮(zhèn)辟有“竺可楨故居陳列館”，浙江紹興市氣象局在國家氣象局的支持下辟設了“竺可楨紀念館”，江蘇省氣象局在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舊址辟設了“藕舫堂”。浙江大學校園中和中國科學院 917大樓前豎起了竺可楨銅像。中國人民郵政發(fā) 行了包括竺可楨在內(nèi)的當代中國科學家紀念郵票。學術界同人發(fā)起成立了“竺可楨研究會”。多年以來，由個人在各種學術刊物和報刊雜志上發(fā)表的紀念和回憶文章，就舉不勝舉了。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上述種種，盡管出面主持者的名義不同，但活動的基礎卻是科學界和教育界中對竺老那份愈久彌深的懷念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