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機會。數額過高還可能帶來執(zhí)行難題，如不能執(zhí)行，會使判決成為法律白條。另外對于基數乘倍率所得數與最高限額的關系，筆者認為應采二者之低數，此乃“限額”之本義。筆者不懷疑有人對上述建議提出異議，認為數額巨大，是暴利。為何只見有人對高額賠償請求表示驚訝，未見有人對資本家的暴利產生過懷疑？筆者認為這是國人對國內判決的數額長期偏小形成的麻木心態(tài)使然。馬克思曾經精辟地指出：“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膽大起來……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奔倜皞瘟赢a品生產者之所以敢鋌而走險，是因為追逐超額利潤的本性已使他們陷入徹底的瘋狂，甚至到了罔顧他人與自己生死的地步。他們的侵權行為，完全是在暴利驅使下惡意實施，不僅直接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乃至生命安全，而且也構成了對合法經營者的惡意打壓，進而危及全體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經濟秩序的安寧。首先是那些資本家要牟取暴利，法律當然要還以顏色；當對手敢于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法律又豈能報以婦人之仁，作壁上觀？三、配套設計：建立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在推進《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實施過程中，不應僅要求企業(yè)遵從政府食品安全管制，同時應當變“管、罰”的思路為“引導、鼓勵，服務”，提供多方面的配套政策支持企業(yè)提高食品生產質量、安全生產技術水平，完成產業(yè)升級?！　〖词乖诋斚?，市場經濟已較為發(fā)達，仍有為數不少的企業(yè)腦中留有計劃經濟時代的思想殘余，認為出現了產品質量事故，自然會有政府出面擺平事件，為受害者賠償埋單。而政府出于社會穩(wěn)定的考慮，仍有出面平息事故影響的思維慣性。筆者每每遇到類似事件，便痛惜我國的政府開支預決算制度的缺位。政府用于擺平重大事故的資金是來自于納稅人的，未經納稅人許可（預算），政府哪來的合理理由去代替?zhèn)€別企業(yè)承擔責任，這也正是不少西方發(fā)達國家不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還有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情況是，我國的中小企業(yè)經濟實力尚弱，一次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就可以讓其癱瘓幾年。就連三鹿集團，如此規(guī)模的大型企業(yè)，一分錢尚未賠付給受害者，就已經破產了。在堅持對“三鹿”事件相關責任人的批評態(tài)度的前提下，我們不得不思考受害嬰幼兒的權利救濟問題：是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出臺 參考資料：付希業(yè)：《食品安全法：應該加入產品責任強制保險的條款》，載北大法律信息網，. / ?ArticleID=50629；岑敏華：《對我國推行產品責任強制保險的思考》，載《消費導刊》，2007年第6期。的時候了，不僅為食品企業(yè)的發(fā)展壯大減輕負擔，更是要在政府職能轉型的路上走出重要一步。如同“機動車交通事故強制責任保險”，產品責任強制保險的目的，亦是通過集聚社會之力量，一方面對保障受害人的人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維護社會穩(wěn)定發(fā)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過保險分擔企業(yè)經營風險，給產品責任人（經營者）一個悔過自新，重新振作的發(fā)展機會。所以要將產品責任保險工作與產品質量認證結合起來，由法律明確規(guī)定需要進行產品責任保險的產品范圍，在產品進行質量認證的同時，必須參加產品責任保險。在制訂保險條款時，主要考慮的兩大問題是保額與保險費率。筆者建議，此保險可與“交強險”相同，單筆保險分為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害兩部分，并區(qū)分有責賠償和無過錯賠付兩種情況確定不同限額。不同之處在于，企業(yè)購買產品責任保險沒有數量限制，可以根據企業(yè)銷售規(guī)模與產品風險情況購買多筆保險，保額也隨之提高。對于保險費率，可根據行業(yè)調查報告，采取行業(yè)平均費率加浮動的方式。即，每一類產品確定一個基礎費率，不同產品行業(yè)有不同費率，保險人更可以根據投保企業(yè)的經營管理狀況與事故記錄，依照相關部門頒發(fā)的產品安全標準對產品進行安全管理并酌情變更保險費率。由于食品行業(yè)關乎民生大事，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可猶豫，但食品責任強制保險的推行則勢在必行，筆者建議此制度要與食品生產經營許可制度掛鉤，將投保作為申請食品生產經營許可的前置條件。但愿筆者一番設想能夠實現，如此方能使《食品安全法》產生實效。參考文獻:[1] 王利明：《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載《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5期[2] 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3] 郭明瑞、張平華：《侵權責任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問題》，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4] 邢海寶、余浩：《論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與適用》，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5] 曾祥華，蔡永民：《食品安全中的人權初探》，載《科學經濟社會》，2009年第1期[6] 王貴松：《論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員會》，載北大法律信息網，[7] 詹承豫：《中國食品安全風險治理架構研究》，載《標準科學》，2009年7期[8] 呂亞榮：《食品安全管制中的政府責任及策略》，載《改革》，重慶，2006年第6期[9] 程言清/黃祖輝：《美國食品召回制度及其對我國食品安全的啟示》，載《科學經濟社會》，2002年第4期[10] 高秦偉：《美國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中的召回方式及其啟示》，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11] 劉榮軍：《懲罰性損害賠償與消費者保護》，載《現代法學》，1996年第5期[12] 李響：《我國食品安全法“十倍賠償”規(guī)定之批判與完善》，載《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13] 劉雯、方曉陽：《美國食品安全監(jiān)管體系》，載《安徽醫(yī)藥》，2005年第9期[14] 張月義等：《歐美食品安全監(jiān)管體系研究》，載《現代農業(yè)科技》，2007 年第 22 期第 15 頁 共 1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