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把60名民主黨人帶進了白宮，而他自己陪同還沒做決定的國會議員在投票前夜去了音樂會和歌劇院。投票結束后的一個小時，有里根總統(tǒng)簽名的感謝信已經送到了所有投票支持的議員手中。（書第120頁） 他與主要精英，包括媒體直接溝通的能力至關重要。白宮的媒體記者們與總統(tǒng)有了直接的、親身的感性接觸??為此我們相信，媒體認為里根是個好人的感覺，同樣被與之有過直接接觸的華盛頓精英所證實，然后傳遞給廣大的公眾。（書第128頁） 當然，里根執(zhí)政的頭兩年經濟不景氣。因此當他的政策不受歡迎時，媒體就經常報道他個人的支持率居高不下。（書第114頁） 5月18日，《新聞周刊》報道說，里根是自艾森豪威爾以來最受歡迎的最被喜愛的美國總統(tǒng)，“偏僻地區(qū)的人們對里根的個人情感和政治支持”，使國會關于預算問題的論爭消停了。因為是偏僻地區(qū)的人們對里根的私下了解，《新聞周刊》就沒有引用消息來源。（書第116頁） 在過去的50年里，總統(tǒng)與民眾的關系突飛猛進。然而，新聞界高估了這種交流是“無中介”交流的程度，即便是在電視與拍照寄回的時代。托馬斯格里菲斯1982年在《時代》上寫道：注意里根總統(tǒng)在電視黃金時間發(fā)表過比其他總統(tǒng)更多的講話，而舉辦過的新聞發(fā)布會只有卡特的三分之一?！白鳛檠輪T，里根懂得票房比批評家更重要”。（書第127頁） 白宮官員基本上不與記者合作。遵照尼克松的明確指 示，記者常常被排擠出于總統(tǒng)及其助手之間的關系。白宮“記者招待會”改名為“新聞發(fā)布會”，以強調它是屬于總統(tǒng)的而不是新聞界的。（書第142頁） 在“水門事件”的漩渦中，尼克松個人向新聞界發(fā)動了猛烈反擊，在“星期六夜晚大屠殺”之后，他召開了一次電視新聞發(fā)布會，指出電視新聞對他的報道是“無恥的、狠毒的、扭曲的。”（書第143頁） 一個善于與媒體打交道的領袖無疑是聰明的。里根為人隨和、幽默，讓人感到親切，但他也十分懂得與媒體和公民保持一定的距離從而讓人感到一絲神秘，是那種最適合為人崇敬的政治人物。 里根的成功，一半源自他天生的幽默感，另一半則要歸功于以邁克迪弗為首的一個非常有技巧的媒體操縱機器。作為白宮幕僚長，迪弗創(chuàng)造性的將總統(tǒng)職位改造成一個禮儀性的職務，他關注的是總統(tǒng)的形象如何以及如何利用媒體塑造總統(tǒng)形象，而并非總統(tǒng)的業(yè)績。并且他取得了勝利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名人政治”的代表，里根幾乎成為了媒體文化的超級明星，即使在他說錯話的時候，媒體也“會夸大他的成功”、“媒體報道里根的結果就是恰恰減弱了里根總統(tǒng)生涯的某些因素他的政策實際上是他在主流文化中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以及夸大了那些無論他們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如何征服了華盛頓的因素。”媒體的偏愛制造了里根的人氣幻象，使他在大選以及輿論中占盡了各種便宜。 與里根大相徑庭的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自動辭職的總統(tǒng)尼克松。當《郵報》大肆報道“水門事件”的時候，他曾派助手找到報紙的投資人進行招安，卻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郵報》沒有屈從于白宮的壓力，它所帶動的輿論洪流最終把尼克松逼下了臺。 文中還說道，美國總統(tǒng)一貫與媒體保持融洽的關系，羅斯福曾被稱為“歷屆總統(tǒng)中最杰出的報紙撰稿人”，此后的數十年里，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均效仿羅斯福操縱新聞界的本 事。而新聞界巨頭則會假言論自由之手以輿論監(jiān)督的名義進行反操控。 媒體的力量體現在專家和決策者認識到公眾是受大眾媒體的影響，而不是大眾媒體直接對公眾施加影響，也就是說，媒體的政治影響力更在于它能夠說服領導這項新大眾的想法是可以改變的，而不是它改變人們想法的能力。（書第111頁）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逐漸在一定程度上掌握 了選舉的鑰匙，而善于控制媒體氣氛的政界首腦則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新聞界人物的沉浮。新聞成就了政治，政治產生了權力，隨后新聞本身就轉化成一種權力。 正如劉津老師在微博中說的那樣：“政客與記者的相互需要在美劇《紙牌屋》中被生動演繹，政客為打擊政敵而故意泄密，記者用材料寫獨家快速上升，公眾看到秘密文件滿足知情需要。有趣的是，政界“深喉”出于政治斗爭目的的爆料一經媒體披露卻迅速顯現其公益價值。而被操縱的報道卻使記者和“深喉”都披上英雄主義的光環(huán)，堪稱完美的三贏。” 在我看來，拋開其他的不說，一位領袖必然是善于且樂于同媒體溝通的，里根和藹親切的形象值得大多數中國領導人學習。媒體作為信息的中轉站，可以及時有效的實現領袖階層與民眾的溝通。而現實是在我國，大多數的官員視媒體為敵人，在新聞事件發(fā)生之后，對記者們軟硬皆施，一則使媒體無法發(fā)布真實信息，二則懼怕媒體的形象一經披露使民眾更加懷疑官員的動機。最近h7n9在江浙地區(qū)肆虐，民眾對此憂心忡忡，并且質疑為何在時隔很久之后才發(fā)布h7n9的信息，此時一位官員（具體名字我忘記了）接受了網易的采訪，解釋了個中緣由，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眾的質疑聲。與“非典”時期相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我們看到了，但中國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水門事件”征服了現代美國新聞界。（書第129頁） 從其最寬泛面來說，“水門事件”這個新聞神話斷言，《華盛頓郵報》的兩名年輕的記者扳倒了美國總統(tǒng)。這是一個大衛(wèi)與歌利亞的神話，弱勢的個體顛覆了強權機構。華盛頓的正午，兩個戴白帽子的年輕記者從街道的盡頭走來，一個帶黑帽子的總統(tǒng)從另一頭走來，身邊有奴才們的保護。最終，正義的小伙子們勝利了。新聞界用他唯一的武器真實，反敗為勝。（書第130頁） 我建議，新聞媒體應該在他們努力履行民主政治功能中自覺扮演精神分裂的角色。他們應該倡導政治科學家認為我們難以達致的民主類型，同時他們也應該富有想象力地回應學者們已經觀察到的當代政治現實。（書第192頁） “水門事件”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在事件剛發(fā)生過后最為顯著，而在福特的短暫任期之后，對吉米卡特總統(tǒng)來說最具危害性??“水門事件”之后，新聞界想不把調查性報道當做一個挑戰(zhàn)都艱難。華盛頓的新聞工作者重新開始了對政府欺騙行為的注意以及對調查性事業(yè)的渴求。查爾斯塞布1977年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水門事件’驚險活動的一個副產品是新聞界的調查性報道熱。”就像布拉德利指出的，記者，尤其是年輕記者，“報道農村的日?；馂木秃孟袼麄冊趫蟮馈T事件’一樣。這些年輕記者回來之后會辯論道，水管里有汽油，消防隊長是反猶分子，他們真的認為這是一條通往聲望和榮譽之路?！保〞?45頁） “‘水門事件’征服了現代美國新聞界”。但是本書作者是站在一個批判與反思的角度看待這件事的。作者的論述啟發(fā)了我的思考，我認為在“水門事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至少有三點。 第一，媒體自由與獨立。美國媒體在監(jiān)督政府方面擁有很強的自主性，媒體享有自由發(fā)表言論的權利。書中提到，尼克松對于《華盛頓郵報》的威脅并沒有使報道中止，《郵報》發(fā)行人葛蘭姆女士振振有詞地揭發(fā)尼克松的違法濫權“媒體的監(jiān)督與制衡，是保持一個國家清醒的關鍵?！薄白鲆粋€專業(yè)人士，無論是媒體人員還是執(zhí)法人員，首先要忠于揭露事實，這個原則必須高于效忠國家與機構?！毙侣劰ぷ髡咴谧非笮侣勛杂珊妥陨愍毩⑿苑矫娉惺苤薮蟮膲毫?，這不但需要新聞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社會與國家的支持。 媒體自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被看做是政治權力與社會生活的看門狗，被視為第四權力，因為媒體只需對公眾負責，其獨立性也保證了其監(jiān)督的公正性。其實在我看來，媒體與權力機關不是伙伴關系，更不是敵對的。政府的工作有必要接受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這不僅是對政府工作的宣傳，也是對政府工作的一種保護，更是對公眾知情權的踐行。 然而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實現媒體完全的獨立還有太長的路要走，作為新聞系的學子，我們呼喚一個更自由更獨立的輿論環(huán)境，期待著“南周事件”不再發(fā)生。 第二，“媒體暴力”需要警惕。美國作家保羅約翰森在他的《現代時期》一書中稱：水門事件是一種政治迫害，是有史以來的最嚴重的媒體暴亂行為。這種說法顯然有些過激，但是也為我們敲響警鐘?！八T事件”爆發(fā)后，美國調查性報道呈爆炸式增長，這個苗頭引爆了隨后大熱的“拉鏈門”、“虐囚門”。視線拉回中國，固然孫志剛案讓人們看到了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作用， 藥家鑫事件、鄧玉嬌案似乎已經成為國內媒體反思的經典案例。記者為了追求獨家新聞，在不核實真實性的基礎上片面引用來源不明的消息源；追求轟動效應，煽動民意，這似乎已經司空見慣。 其實我認為這一方面在于記者、媒體素養(yǎng)不高，追求商業(yè)利益和獨家報道，迎合公眾，煽動 輿論，功利化思維作祟，另一方面也是媒體受制于政府管制，長期壓抑下的一種畸形爆發(fā)。正是因為對于敏感話題的無法觸及，亦或是敏感事件發(fā)生后有關部門及時下達的禁令，都使得媒體在不涉及敏感問題的事件上深挖內幕，大多數情況下忽略了人文關懷和新聞倫理；再者為了在禁令下達之前搶發(fā)稿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新聞的準確性。 路透社新聞手冊中說，“準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遲了總比錯了好。在發(fā)稿前，考慮好你將如何經受挑戰(zhàn)或是否定。我們永遠不能為了追求新聞發(fā)布的速度而犧牲報道的準確性。如果我們失去了報道準確的名聲，就失去了一切?！毙侣剝r值與新聞倫理之間似乎總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這也需要記者們對于職業(yè)道德的堅守和對新聞真實的追求。但是政府要做的恐怕更多。 第三，對于線人隱私權的保護。“水門事件”中的“深喉”在其主動公布自己身份之前一直是個謎，兩位記者對此也總是守口如瓶。反觀我國，2008年一起關于販毒案件的報道，一位線人身份暴露，慘被毒販挑斷腳筋滅口。線人是游走于刀口上的群體，一旦身份暴露，面臨著身敗名裂甚至殺身之禍。因此線人隱私一方面需要記者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法律制度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