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目前，我國的計劃法規(guī)缺乏系統(tǒng)性、整體性，一些重要方面缺乏基本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規(guī)范，特別是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層次的基本上是空白。關于國家計劃的一些基本問?，染~蘋男災?、职能、葥腭，继O姆稍鶉?，各级国家继O芾砘亍⒏骷蘋蔥兄魈逶詮壹蘋ぷ髦械娜Γㄈɡ?、职苑wㄒ邐瘢┑齲濟揮忻魅返姆曬娣?。我国的继Oㄒ丫湍鵒?0年，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起草，后因體制問題于1983年暫時擱置。80年代末繼續(xù)工作，目前已經十余稿，但由于種種原因，至今尚未出臺。目前，我國計劃方面的立法不僅滯后于市場主體和市場秩序方面的立法，而且也滯后于宏觀調控其他方面的立法，在整個宏觀調控立法中是最為薄弱的。 　　（二）我國計劃法律制度的完善 　　既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有其必要性，并且在整個宏觀調控中處于中心地位，那么在強調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的今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和深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對我國計劃法律制度進行完善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 　　在完善我國計劃法律制度時，首先涉及到我國計劃立法的模式問題。關于計劃立法的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種：一是集中式，即制定一部計劃法典，規(guī)范所有的計劃關系；二是分散式，即不制定統(tǒng)一的計劃法典，而將計劃關系分別規(guī)定在不同的經濟法規(guī)或其他法律法規(guī)中；三是結合式，即以一部形式意義上的計劃法典為主，同時輔之以單行的計劃法規(guī)，并且可以在其他相關法律法規(guī)中對計劃問題作出規(guī)定。[32] 　　相對來說，第三種模式較為合理，也更為適合我國的情況。當前，特別需要抓緊《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法》的制定，形成我國計劃法律體系的龍頭和核心。 　　在完善我國計劃法律制度的具體方面時涉及的問題很多。這里，僅就完善計劃程序制度略作說明。 　　如前所述，計劃法在狹義上甚至被等同于計劃程序法，但不管怎樣，計劃程序制度確實是完善我國計劃法律制度時的重點。為此，在我國未來將要制定的《計劃法》、《行政程序法》等法律及其他配套規(guī)范中對計劃的制定程序、實施程序和監(jiān)督程序等作出更合理、更完備的規(guī)定，使之切實做到有法可依和規(guī)范化。首先，要增強計劃程序的民主性，包括通過立法作出有關公聽會、審議會、利害關系人和其他相對人參與行政程序制定過程表達意見等具體的程序規(guī)定。其次，要增強計劃程序制度的公開性，包括通過立法作出預告草案、公開解釋、說明理由、周知民眾等具體規(guī)定，讓制定計劃的過程置于民眾的關注和監(jiān)督之下。再次，要增強計劃程序的科學性，包括通過立法作出有關咨詢專家意見、采用現代信息處理技術手段進行定量分析預測等具體規(guī)定，使計劃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33] 　　實際上，上述計劃程序制度的民主性、公開性和科學性要求，集中體現在社會參與制度上。建立健全計劃的社會參與制度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民主的要求，也是保證計劃工作科學性、合理性的要求?！坝媱澥菫榱艘粋€民族而不是為了一個政府而制訂的，……它要求公眾參與計劃設計的每一個階段?！盵34] 　　因此，需要總結我國計劃工作的歷史經驗，借鑒國外的有關做法，建立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廣泛參與、咨詢對話的、規(guī)范的組織制度和有效方式。一是要建立計劃協(xié)商對話制度。計劃方案的制定，需要以各種形式吸取優(yōu)秀專業(yè)人員參與，包括專家學者和社會團體，特別是有關研究機構，充分協(xié)商對話，聽取意見，體現全社會的參與。二是要建立計劃咨詢制度，促進宏觀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這種社會參與的制度應當在我國計劃法中得到明確的體現和充分的保障，是完善我國計劃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課題。 注釋： 　　[①] 參見［美］莫里斯博恩斯坦編：《東西方的經濟計劃》，朱泱等譯，4頁，商務印書館，1980。 　　[②] ［美］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485頁，上海三聯書店，1994。 　　[③] 參見武少俊主編：《國家發(fā)展計劃概論》，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④] 參見呂汝良等主編：《國家計劃學》，8頁，中國計劃出版社，1995。 　　[⑤] 《鄧小平文選》第3卷，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 　　[⑥] 參見呂汝良等主編：《國家計劃學》，16－17頁，中國計劃出版社1995。 　　[⑦]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4日）。 　　[⑧] 轉引自[日]金澤良雄著：《當代經濟法》，劉瑞復譯，46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⑨] 詹姆斯米德：《效率、公平與產權》，301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 　　[⑩] ［美］劉易斯：《發(fā)展計劃》，何寶玉譯，6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11] 參見李剛：《市場和計劃法：對計劃的兩次限制試論計劃法若干基本問題》，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六卷，243－248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12] 參見孫笑俠著：《法律對行政的控制現代行政法的法理解釋》，90頁、86頁注②，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 　　[13] 參見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5566頁，法律出版社，1998。 　　[14] ［美］莫里斯博恩斯坦編：《東西方的經濟計劃》，朱泱等譯，4頁，商務印書館，1980。 　　[15] ［美］劉易斯：《發(fā)展計劃》，何寶玉譯，11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16] 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轉引自邱本：《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380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17] 邱本著：《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399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18] ［美］劉易斯：《發(fā)展計劃》，何寶玉譯，255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 　　[19] 王源擴：《重構學科基礎 遠離國家本位》，載于史際春、鄧峰主編：《經濟法學評論》第二卷（2001），439－440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20] 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154頁，法律出版社，1998。 　　[21] 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教程》，37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22] 參見呂汝良等主編：《國家計劃學》，23－24頁，中國計劃出版社，1995。 　　[23] 參見漆多俊主編：《宏觀調控法研究》，98－99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24] 參見謝增毅：《德國〈經濟穩(wěn)定與增長促進法〉及其新啟示》，載《當代法學》2002（3）。 　　[25] 參見漆多俊主編：《宏觀調控法研究》，106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26] 當代各國的計劃以經濟內容為主，并全面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方面，以實現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經濟、科技和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 　　[27] 參見武少俊主編：《國家發(fā)展計劃概論》，19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8] 參見漆多俊主編：《宏觀調控法研究》，8283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29] 參見武少俊主編：《國家發(fā)展計劃概論》，273－27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30] 參見李剛：《市場和計劃法：對計劃的兩次限制試論計劃法若干基本問題》，載漆多俊主編《經濟法論叢》第六卷，248－249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31] 同上，第249－250頁。 　　[32] 參見漆多俊主編：《宏觀調控法研究》，92頁，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 　　[33] 參見皮純協(xié)主編：《行政程序法比較研究》，309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 　　[34] ［美］劉易斯：《發(fā)展計劃》，何寶玉譯，255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35 /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