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簡過程中，組織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開源”上解決財政經濟困難。同時，還在“節(jié)流”上下大工夫。在簡政前，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機關冗員充塞，以陜甘寧邊區(qū)伙夫與總人數(shù)比例為例。當時“每個工作人員（包括伙夫自己），%（%，%)，學?？偲骄s為4%(%，%)。”[52]這樣，政府開支過大，不僅加劇了財政困難，也加重人民負擔，致使人民對政權的不滿。毛澤東曾說“兵民是勝利之本”，為了依靠人民，團結人民，中共在充分考慮經濟規(guī)律和執(zhí)政規(guī)律的基礎上，果斷的進行了精兵簡政。 （二）實事求是，執(zhí)政為民，是“精兵簡政”政策的基本方略在編余干部的處理上，尤其可以看出，黨在緊要關頭，臨危不懼，從革命事業(yè)的長遠利益出發(fā)，進行了人性化的安排。凡有文化、有能力、能工作的干部，充實基層；凡確須繼續(xù)培養(yǎng)、深造的干部，送延安學習；凡身體強壯的干部，轉入生產事業(yè)；凡老弱及思想落后的分子，幫助他們回家務農；對身體確有疾病，設法給以休養(yǎng)，使其恢復健康繼續(xù)工作。對精簡下來的干部，從其自身條件出發(fā)，能為革命工作和不能工作者進行了區(qū)別對待，而在能工作者中又進行了細化，做到人人各得其所。有些干部為黨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革命功臣，要他們離開工作崗位未免有些困難。針對這種情況，對一些被裁減的干部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說明“精兵簡政”政策的重大意義，讓他們明白“精兵簡政”的政策“不是消極的裁減人員，而是積極的為了提高行政效能，以發(fā)展邊區(qū)的事業(yè)，以進一步提高邊區(qū)、鞏固邊區(qū)。”[53]對于降級使用的干部，讓他們認為下層工作是最光榮的事業(yè)；凡是轉入生產部門的干部，也要讓他們認識到“保障供給，發(fā)展生產”是當前最重要的事業(yè)；對于學習的要讓他們明白，這是黨對他們的信任，是為將來對日反攻和革命事業(yè)做準備；對休養(yǎng)和回家務農的更是耐心處理，讓“每個人心里感覺到很愉快，心安理得”。總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將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處處為人民群眾著想，是中共領導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勝利的正確路線。（三）大力宣傳，統(tǒng)一思想，是精兵簡政取得勝利的寶貴經驗在“精兵簡政”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高度重視，多次發(fā)出文件和發(fā)表社論，對精簡工作進行宣傳和指導，解決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1941年底到1943年，《解放日報》為促進精兵簡政政策的正確執(zhí)行，先后發(fā)表社論、專論二十余篇，經驗介紹及情況報道一百余篇，起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54]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發(fā)出《中央關于加強統(tǒng)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熬喺钡膶嵤┮M行“改革體制、整頓機構、精簡人員、健全制度等，一句話，要在組織上貫徹。”[55]為此，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研，制定了科學周密的精簡方案。如《陜甘寧邊區(qū)政府訓令》、《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第二次精兵簡政實施方案綱要》、《陜甘寧邊區(qū)精兵簡政綱領（草案）》和《陜甘寧邊區(qū)簡政實施綱要》等文件，為“精兵簡政”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組織工作沒有思想工作作保證，就失去了靈魂，不能持久。[56]因此，思想工作就顯得十分重要。而毛澤東、胡喬木、陶鑄等在《解放日報》發(fā)表社論，反復宣傳“精兵簡政”政策實施的意義，提高干部的思想認識，“使政策的實施由被動強制變?yōu)樽杂X執(zhí)行”。[57]通過廣泛的宣傳，統(tǒng)一了思想，減少了“精兵簡政”政策實行的阻力。 陜甘寧邊區(qū)的精兵簡政給我們今天的有益啟示，遠遠不止這些。比如將整編與整風的相結合，為了保持精兵簡政成效的長期性，進行的制度建設等，有學者已經進行了研究，在此就不贅述。精兵簡政作為一場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不僅是為了減少財政支出，更重要的是為了使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58]但是，目前我國的政府中仍然存在著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等問題，阻礙著改革的繼續(xù)深入和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fā)展，嚴重影響了黨群關系。因此，對抗戰(zhàn)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精兵簡政”進行歷史回顧，借鑒其成功經驗，對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參考文獻：[1][25][29][42][49]【J】.近代史研究,1983，(4)。134148，137,138,142，143.[2][54]【J】.人文雜志,1981,(6)。8486,85.[3]【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2028.[4]【J】.陜西檔案，1997,(4)。2223.[5]李紅梅．陜甘寧邊區(qū)簡政之目的【J】.中國行政管理，1994,(2):3638.[6][30][37]臧運祜．關于“精兵簡政”的再研究【J】．中共黨史研究，1994,(3):4045,43,43.[7][56][57]“精兵簡政”政策的歷史經驗研究【D】.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33,33.[8]張光遠、廖志豪、張愛華．“精兵簡政”與政權建設研究【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6):4952.[9][11][12][13][28][35][39][40][41]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總論（第一編）【Z】.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8,9,10,198199,201,204,198，198.[10]（15）【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4][15]（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93.[16][43][53]（資料選輯）【Z】.北京：求實出版社，155，15.[17]解放日報【N】.19411127(3).[18]人民日報【N】.19790407(2).[19][31][32]劉益濤．抗戰(zhàn)時期精兵簡政的決策——歷史轉折關頭的毛澤東（系列之二十三）【J】.黨史文匯，1994（2）：12，13，13.[20][21][22][24][26][34][36]【M】.北京:檔案出版社，126,131,144,154,168,183.[23]【J】.中共沈陽市委黨校學報,2000(1):49.[27]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室，【Z】.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33]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7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38]，陜甘寧邊區(qū)時期隴東民主政權建設【Z】.1990，9：760.[44]精兵簡政—當前工作的中心環(huán)節(jié)（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社論），胡喬木文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45]（1942年11月 4日）【R】. 總論（第一編）【Z】.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 [46]宋金壽. 抗戰(zhàn)時期的陜甘寧邊區(qū)【M】.北京：北京出版社，.[47][48][52]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濟史編寫組，財政（第六編）【Z】.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549，541.[50]【J】.理論學習月刊，1992（10）：44.[51]蔣杰，【A】.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C】.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572.[55] (下)【Z】.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58]【A】.【C】.北京:檔案出版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