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構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投入更多的關注。事實上，所有關于貨幣政策的研究，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忽視了貨幣政策發(fā)揮影響的稅收規(guī)則的系統(tǒng)。五十年前，幾乎所有的個人完全不支付收入稅。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個人支付收入的稅率能夠高大70%，并且稅收占非金融公司資本的真實收入多達2/3。稅收系統(tǒng)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不能夠區(qū)分名義數(shù)量和真實數(shù)量。改變了價格水平或者通貨膨脹率的貨幣政策因此也改變了被實施的稅率，并且改變了從事不同活動類型的激勵。因此，即使貨幣中性所要求的條件在缺乏稅收情況下是成立的，財政框架將有效地扭曲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了避免誤解，我在開始就說明，我不爭辯對經濟的財政結構的詳細描述因該是每一個對貨幣經濟學研究的一部分。一個對財政框架根本的描述的包含明顯地增加了任何研究的復雜性。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復雜性能夠使特殊的主題變得模糊，而沒有改變基本的重要性。然而，我堅信，那些忽略了財政框架的研究必然承擔了討論這樣的復雜性不是令人誤解的壓力。忽略稅收的實證研究特別不可信。為了說明財政框架對于貨幣分析的重要性，我將討論三個相互獨立的問題。首先，我將檢驗財政框架是如何改變那些與貨幣增長率不同穩(wěn)定狀態(tài)的宏觀經濟均衡的。這將包括對我在別處提出的文獻的概述，并且包括對財政框架破壞貨幣政策中性的方法的另外方面的評論。稅收規(guī)則和貨幣均衡貨幣存量的增加導致了價格水平的相應增加。同樣地，貨幣存量增長率的一個永久性的增加導致了通貨膨脹率的相應增加。這些穩(wěn)定狀態(tài)的基本特性是直接得自貨幣需求與價格水平之間的成比例的特性，并且貨幣需求不會受到經濟的財政結構的影響。然而，稅收規(guī)則和價格膨脹之間的相互作用并沒有通過各種方法改變真實經濟的均衡。通貨膨脹對對稅收債務最為普遍接受的效應就是稅率累進結構所產生的結果。價格和收入的全面增加使納稅人變成了較高的稅率承擔者，并因此提高全部的被執(zhí)行的稅率。在美國現(xiàn)存的稅率結構下，貨幣收入增加10%使稅收增加16%，因此使被執(zhí)行的稅率增加了6%。而且，個人從低的稅率承擔者到高稅率的承擔者的轉變提高了邊際稅率，并因此降低利息稅率凈值。因此在我們的經濟中，貨幣存量的某一時刻的增加絕不是中性的。為了簡化本文其余部分的討論，我將忽略稅收累進結構的稅級爬坡效應（tax bracket creep effect）。相反，我將假設稅級（tax bracket）是被完全指數(shù)化了。然而，我將對個人確實面臨不同的稅率的含義做出評論。即使稅級被完全指數(shù)化了，稅收系統(tǒng)對通貨膨脹也是十分敏感的，因為稅收系統(tǒng)沒有在真實資本 收入和名義資本收入之間做出區(qū)分。比較當貨幣增長率永久性增加引起通貨膨脹率穩(wěn)定狀態(tài)的增加時，在一個沒有稅收的經濟里所發(fā)生的事。如果貨幣需求是完全利率無彈性的的話，通過通貨膨脹而使得名義利率增加。這使得真實利率和經濟中所有其他真實量沒有變化。這是我們和費雪聯(lián)系起來的超中性特性。就像托賓（Tobin,1965）、蒙代爾（Mundell,1963）所強調的那樣，如果貨幣需求是利率敏感的話，超中性將會喪失。名義利率的增加引起了對貨幣需求的降低，并引起個人用真實資本替代貨幣。因而發(fā)生的生產中的資本深化降低了真實利率。雖然這個效應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中可能意義不大。由于M1只在私人資產中占5%，所以資產組合中的替代效應的范圍是有限的。因此我將忽略這個效應，并為了比較稅收效應和超中性而假設完全非彈性的貨幣需求。美國稅收系統(tǒng)的最大特點就是應征稅的收入反映的是名義利息收入和支出，而不是真實利息收入和支出。在考察稅收系統(tǒng)其他復雜性之前，考慮這樣的經濟是非常有益的，即應征稅的收入在所有的方面都被正確地衡量了，除了名義利息而不是真實利息收入和真實利息收入被包括在內。假設儲蓄不受儲蓄者獲得的利潤率的影響，并假設所有的儲蓄都被用于私人資本形成。這足以保證穩(wěn)定狀態(tài)的資本強度保持在固定值，因此也就是保證資本的真實邊際產品不變。競爭性公司的均衡條件是真實的資本邊際產品稅收后凈值等于真實利率的稅后凈值。如果名義利率是，那么稅后凈名義利率就是，稅后的真實利率凈值就是。注意到稅收法允許名義利率的降低，結果稅收降低就是。因此均衡條件就是： （1）求解得出： （2）當然，為公司提供資金的單個的借款人必須對所有的名義利率支付稅收，其中是個人收入稅的邊際稅率。因此，個人獲得的真實凈利潤率等于真實利率減去對名義利率征收的稅率。 （3）將方程（2）帶入到（3）得到“ （4）因此個人借款者所獲得的真實凈利率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除非公司的稅率和個人的稅率是相等的。由于個人具有不同的稅率，他們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將是不同的，方程（4）顯示，具有較低邊際稅率（＜）的個人和免稅的投資者（例如投資大學、養(yǎng)老金等）（）將從通貨膨脹中獲得好處，而具有較高邊際稅率（＞）的個人將會發(fā)現(xiàn)通貨膨脹降低了他們的真實利潤率。如果我們結束假設儲蓄對真實凈利潤率不敏感的話，那么我們將發(fā)現(xiàn)貨幣擴張率的變化將導致資本強度的變化。為了看清楚這個重要性，我們考慮一個極端的情況，即所有的個人的稅率都相等，并且儲蓄的供給在真實凈利率是無限彈性的，其中是在沒有通貨膨脹情況下的資本邊際產品。在通貨膨脹率為時，資本邊際產品調整到的水平。 （5）或者 （6）如果＞，通貨膨脹降低了均衡的資本邊際產品，因此也就降低經濟中的資本強度。雖然這些簡單的考慮在說明持續(xù)不斷的貨幣擴張重要的非中性來說是足夠的，但我得提醒大家不要把特殊的結果看得太認真，因為我們還沒有考慮稅收規(guī)則影響經濟貨幣均衡的其他重要的渠道。在這些最重要的渠道中，包括折舊的稅收待遇和存貨稅。現(xiàn)存的稅法把貶值的許可基于一項資產沒有對價格水平的上升而做出調整的資產的原來的或者歷史的成本。當價格水平上升時，成本的貶值成分被低估了。因此，應征稅的利潤被高估了，并且被執(zhí)行的稅率就上升了。同樣，當存在通貨膨脹時，使用資產評估的firstinfirstout（FIFO）方法也引起了對成本的低估，并因此高估了應征稅的收入。這些效應是非常大的，幾年前薩姆斯和我(Feldstein and Summers,1979)計算出，由于歷史成本貶值和膨脹的資產利潤而引起的超額的稅收解釋了非金融公司支付稅收的45%。如果我們把資本額外的稅收負擔近似地表達為通貨膨脹率的比例，那么公司真實的凈稅后利潤率變成了，其中是衡量通貨膨脹對凈稅后利潤的影響。實證計算表明，在這個稅法流行的1981年之前，接近1/4。公司的均衡條件要求使公司真實的稅后利潤率等于真實的稅后利率： （7）那么名義利率就是： （8）真實利率就是： （9）方程就表明，如果＞，那么通貨膨脹提高了真實利率；如果＜，那么通貨膨脹降低了真實利率。對于這個結論的解釋也是十分簡單的：公司在既定的資本邊際產品下所能夠支付的真實利率被通貨膨脹降低到這樣的程度，即由于原來成本的貶值和FIFO資產帳目計算，通貨膨脹導致了超額稅收。但是公司在既定的資本邊際產品下所能夠支付的真實利率被通貨膨脹提高了，因為在計算應征稅的利息中名義聯(lián)系支付是可以扣除的。方程（8）顯示，如果=，名義利率大體上和通貨膨脹之間保持一一對應的上升關系。因此費雪的均衡關系在一個扭曲的稅收經濟里可能是在對的。而且，注意到固定的真實利率意味著真實稅后利率依賴于通貨膨脹率，這一點很重要。= （10）為了看清這個效應有多大，注意到，如果的話，那么真實的凈利率下降通貨膨脹的個百分點；如果我們采取合理的近似：資本的邊際產品，=，那么12%的通貨膨脹率將導致真實凈利率下降一半，即從6%下降3%。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凈利潤率的下降意味著，持續(xù)不變的貨幣擴張將改變均衡的資本強度，并且因此改變資本的邊際產品。甚至當時，一般均衡對通貨膨脹的響應與費雪關于均衡的名義利率因通貨膨脹率而上升的預測想矛盾。我已經得到的結論假設公司是100%債務融資的。如果公司是100%股權融資的，或者混合使用債務和股權融資的話，這個數(shù)量結果可能完全不同。然而，今天我們沒有必要得出確定的結論。得到這樣的結論就足夠了，即即使貨幣需求是完全無彈性的，就對利率均衡的影響而言，穩(wěn)定狀態(tài)的貨幣增長率的變化絕不是中性的。除了托賓和蒙代爾流動效應之外，在貨幣增長率和真實經濟活動之間的長期兩分法（dichotomy）被假設為貨幣理論中最好的成果，包括在一些著名的研究中，例如托賓(Tobin,1963)、薩金特(Sargent,1980)。更加顯著的是類似巴羅(Barro,1977)、法瑪(Fama,1975)統(tǒng)計研究，他們把預期的貨幣增長的中性認為在理論上是被證明空洞的假設。同樣地，當席勒(Schiller,1980)研究聯(lián)儲政策是否能夠改變真實利率時，他的研究焦點過于狹窄。通過改變通貨膨脹率，聯(lián)儲改變了投資的凈稅后真實利潤率和基金的凈稅后真實成本之間的差額。通貨膨脹對商業(yè)投資利潤率的相反影響引起了資本存量從廠房和設備轉向業(yè)主自己占有的住房供給。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居住建筑在總的凈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并且單個家庭的真實價值急劇增加，因為相對的住房供給存量增加到新的均衡水平（參見波特巴(Poterba,1980)的研究。）一個相同的非均衡反應也被反應在股票價格行為中。在很長的期間里，股票價格必須和價格水平上升相同的比率。然而，在短期里，均衡通貨膨脹率的增加壓低了 與其他投資組合相關的股權資本預期的稅后利潤率，并且降低公司股票的市場價格（參見(Feldstein,1982,chapters 10 and 11)的研究）。這是臨時的條件，這個條件被逐漸轉而作為公司資本存量相對大小的降低允許稅前利潤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