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罪，情節(jié)嚴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判處罰金?！　∷^情節(jié)嚴重，是指數額巨大或者其他嚴重情節(jié)。所謂數額巨大，根據《解釋》，是指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5千元至2萬元以上。盜竊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或者可以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fā)票，其數額巨大的起點為250份。其他嚴重情節(jié)，是指除數額巨大以外的其他嚴重情節(jié)。根據《解釋》第6條第3項之規(guī)定，盜竊數額達到“數額較大”的起點，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其他嚴重情節(jié)”：（1）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節(jié)嚴重的主犯；（2）盜竊金融機構的；（3）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4）累犯；（5）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6）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醫(yī)療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7）盜竊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的；（8）造成其他重大損失的。另外，根據《解釋》第9條第l款之規(guī)定，盜竊國家二級文物的，亦應依本幅度最刑即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犯本罪，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jié)特別嚴重，是指數額特別巨大或者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所謂“數額特別巨大”，根據《解釋》是指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人民幣3萬元至10萬元以上。盜竊增值稅專用發(fā)票或者可以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fā)票，其數額特別巨大的起點為2500份，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是指除數額特別巨大以外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根據《解釋》第6條第3項之規(guī)定，盜竊數額達到“數額巨大”的起點，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1）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節(jié)嚴重的主犯；（2）盜竊金融機構的；（3）流竄作案危害嚴重的；（4）累犯；（5）導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6）盜竊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醫(yī)療款物，造成嚴重后果的：（7）盜竊生產資料，嚴重影響生產的；（8）造成其他重大損失的，另外，根據《解釋》第9條第1款規(guī)定，盜竊國家一級文物的，亦要依本幅度量刑即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同時我們要注意到盜竊罪轉化為搶劫罪的問題。刑法第269條規(guī)定“犯盜竊……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guī)定定罪處罰?！边@是法律上對轉化搶劫的認定。在司法實踐中，對轉化搶劫認定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條件來把握：　　第一、轉化的前提條件是已實施了盜竊行為?！　⌒谭?69條規(guī)定的轉化搶劫的轉化前提如何理解呢？其爭議焦點是盜竊的財物是否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理論界、實務界上主要存在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先行實施盜竊行為，為窩贓、拒捕、毀證而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結合全案又不屬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都應按刑法第269條定罪，稱之為否定論?！　〉诙N觀點認為，刑法第269條的“犯盜竊罪”未有限定財物要達到“數額較大”。如果財物數額雖未達到“較大”，而暴力行為嚴重的，應適用刑法第269條，但是要排除小偷小摸的行為；如果先行實施小偷小摸的行為，后為窩贓、拒捕、毀證而使用暴力的，不能依照刑法第269條定搶劫罪，應按其實際情況對暴力行為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殺人罪，稱之為有限否定論。第三種觀點認為，刑法第269條規(guī)定“犯盜竊罪”應理解為已構成盜竊罪的行為，即肯定存在數額較大或盜竊次數在3次以上的。 目前法律界較為傾向第一種觀點。案例：長途汽車上實施行竊，行為敗露后持刀威脅他人，偷竊罪變成了搶劫罪。靜安區(qū)檢察院以搶劫罪對兩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法院判處被告人劉向龍有期徒刑八年、罰金一萬五千元；被告人謝國民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罰金一萬五千元?！　?013年1月19日凌晨，被告人劉向龍、謝國民經事先共謀，在一輛由浙江樂清開往上海的長途客運汽車上伺機行竊。趁被害人董小姐熟睡之際，劉向龍用謝國民交給的彈簧刀割破董小姐的名牌拎包，從拎包里盜得黑色皮夾一只，內有人民幣1900元、銀行卡、車鑰匙等財物。　　凌晨4時許，司機在喇叭里高聲喊:“松江快到了，有人下車嗎”，董小姐聽到司機的報站提示后醒來，發(fā)覺自己拎包內的物品散放在右邊空著的鋪位上，頓時心中一驚，趕緊摸挎在右肩的拎包，發(fā)現包里的物品沒有了，包的底部被劃了一個很長的口子，便在車內大喊:“車上有賊！司機師傅不要停車！”　　劉謝兩人見情況敗露，將錢款皮夾扔還給了董小姐，然后沖進駕駛室持刀威脅司機停車，遭到司機拒絕。氣急敗壞的兩人一邊威脅乘客不準向前，一邊強轉方向盤，并用刀撬駕駛室內控制按鈕，車子頓時熄火。董小姐從二樓滾下樓梯，倒在駕駛室內。不少乘客也紛紛因為急剎車而摔倒。劉謝兩人在駕駛室碰巧按到車門開關，立刻下車逃走?！　∝撠煴景腹V的檢察官表示，被告人劉向龍、謝國民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以扒竊的方式，秘密竊取他人財物，并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以暴力相威脅，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項、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百六十九條之規(guī)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應當以搶劫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最終，法庭以搶劫罪當庭判處被告人劉向龍有期徒刑八年、罰金一萬五千元；被告人謝國民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罰金一萬五千元。從法理上講，盜竊罪和侵占罪都屬侵犯財產罪的范疇，兩者在犯罪的主觀方面以及侵犯的客體上基本相同，都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侵占罪的犯罪行為方式可以表現為盜竊等行為。但兩罪在客觀方面又有區(qū)別，應該說從法律規(guī)定上講，兩罪是不難區(qū)分的。刑法第264條的表述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依法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行為。刑法第270條的表述為：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占為己有，將他人遺忘物或者埋藏物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的行為，本條罪，告訴的才處理?！　〉谒痉▽嵺`中，盜竊罪與侵占罪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要搞清兩者之間的界限絕非易事,但又不是沒有規(guī)律可尋，盜竊罪與侵占罪還存在著一些本質的區(qū)別：首先，兩罪在對財物的取得方式上不同。盜竊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采用秘密的手段，將本屬他人的財物，據為己有。換言之，盜竊罪在財物的取得方式上是非法的，在主觀上和客觀方面都有嚴格意義的秘密性。侵占罪是在財物的取得方式和主觀目的方面秘密性沒有盜竊罪要求的強。依據法理，侵占罪是通過合法的手段占有他人的財物，既可以通過合同、約定等合法的民事方式取得對財物的占有，或者通過先占的方式對得對財物的占有（遺忘物和埋藏物），只是行為人在占有財物的情況下，由于各種原因導至其產生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兩罪的犯罪對象也不完全一致。由于侵占罪與盜竊罪都屬于侵犯財產罪，因此，兩罪的犯罪對象從總體上而言是一致，但在犯罪對象上也有一定的區(qū)別。盜竊罪的侵犯對象是行為人在犯罪前由他人占有的財物；侵占罪的犯罪對象是行為人在實施犯罪之前已經持有的他人財物。這也是盜竊罪與侵占罪的主要區(qū)別之一。第三，犯罪故意產生的時間不同。盜竊罪的犯罪故意產生于行為人占有行為之前；而侵占罪的犯罪故意產生于行為人占有行為之后。因此，如果即將構成侵占罪的行為人在權利人要求其歸還財物時能夠及時歸還，則不構成侵占罪。案例：2009年8月16日，洪某應聘至長興縣雉城鎮(zhèn)致遠數碼科技有限公司做電腦技術維修工作，此外，公司負責人賦予洪某部分銷售電腦的權利，前提是有確定的客源和經過公司負責人事先許可，為方便洪某上下班公司給其配備了一把鑰匙。2009年8月21日晚，洪某和朋友盛某到公司上網，到晚上12時許，洪某將盜竊公司電腦的想法告訴盛某，邀請盛某參與，盛某拒絕并先行離開。洪某遂叫了一輛面包車至公司樓下，將公司內的兩臺DELL牌筆記本電腦、一臺組裝電腦主機及其他相關電腦配件裝上面包車后盜走，并于2009年8月17日凌晨將價值2500元的電腦主機和液晶顯示器以1000元的價格銷贓給長興縣煤山鎮(zhèn)一超市老板，后洪某至杭州市蕭山區(qū)銷售電腦時被當場抓獲。分歧意見：本案爭議的焦點是洪某的行為是構成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我們知道，盜竊罪和職務侵占罪區(qū)分的關鍵之點是行為人竊取財物是“利用工作上的便利”還是“職務上的便利”，那么，何謂“職務上的便利”，何謂“工作上的便利”，理論上認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的權利，如公司經理有管理、支配和處置本單位財產的職責，出納和會計有管理和經手本單位財物的職責，而“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工作上易于接近作案目標、熟悉工作環(huán)境等有利條件。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此，但是回到具體的案情中，試問洪某是否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解決洪某是否有管理、保管該公司電腦及相關配件的權利呢？對于這個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種觀點認為洪某具有管理、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理由是該公司負責人給予洪某鑰匙，就表明他以默許的方式要求洪某承擔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洪某需要保管好這把鑰匙，以防公司財物被盜，這種職責的承擔不需要公司負責人的言明，根據社會生活習慣就可以推定得知，按此解釋洪某的行為屬于“監(jiān)守自盜”，應構成職務侵占罪；另一種觀點認為洪某竊取公司財物是利用了“工作上的便利”而非“職務上的便利”，洪某不具有管理、保管該公司財物的職責。不能以某人擁有鑰匙就推出他有保管的義務，是否具有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得通過具體的形式來證明，一般在公司中，需要通過公司章程、工作規(guī)定等書面的文件或者通過明確的授權來固定。本案中，洪某主職是電腦技術維修工作，另一項職責即銷售電腦也是受到限制的，即只有在有明確的客源需要購買電腦和向公司負責人匯報同意后才能出售，沒有證據表明洪某具有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故其的行為屬于盜竊罪。我同意后一種觀點，認為洪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在此，我們需要明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中主管、管理、經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中“主管”、“管理”、“經手”詞語的具體意思， “主管”是指在職務上有對單位財物的配置、調配、流向等決定的權利，“管理”是指對本單位財物的保管和管理的權利，“經手”指因執(zhí)行職務而領取、使用、支配單位財物等的權利。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洪某是否具有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從洪某的供述和該公司負責人的陳述來看，他們都未講到公司在招聘洪某時賦予其保管公司財物的職責，給以其鑰匙只是方便洪某上下班。結合上述案情，我們可知洪某的行為屬于利用工作上擁有鑰匙的便利，入室秘密竊取公司財物，是典型的盜竊罪。在辦理類似案件過程中，要明確區(qū)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具體含義，此外，在判斷某人是否具有主管、管理、經手單位財物的權利時，不能只憑借社會習慣推定和嫌疑人的口供，應該在綜合公司、企業(yè)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規(guī)定、聘用合同以及其他授權形式來予以判斷。44